中信证券资管曹霞：如何管理千亿规模体量的资产

导读：伴随着中国过去几年的资本市场发展，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的规模体量也越来越多。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许多被点拾投资采访过的基金经理，都已经管理几百亿的规模体量。不过，这个体量和海外资产管理公司相比，依然小巫见大巫，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今天我们访谈的基金经理曹霞，来自中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负责整个固定收益业务。曹霞的团队，管理了上千亿规模的资产，应该算我们访谈过基金经理中，管理规模体量最大的基金经理。她认为投资框架要和管理框架相匹配，管理千亿级别体量的团队，也必须有一套相对于的体系。在曹霞的团队中，设立了极其少见的“三基金经理”模式：曹霞负责顶层的大类资产配置和细分资产的配置，另外分别有一名专业的基金经理负责股票和债券的投资。通过这种金字塔结构的管理体系，能够实现多账户体系、大资产规模的业绩可复制性。每个人专注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积累自己的阿尔法，就能让产品获得长期较高的超额收益。

我们发现，曹霞是一个具有“套利思维”的基金经理，她经常能找到一些风险收益不对称的资产类别。比如说十年前的城投债，由于享受制度红利，不会出现违约，还能提供很高的票息收入。再比如说2014年的银行转债，在整体银行估值较低的情况下，提供了足够大的向下安全边际，以及可观的向上收益弹性。今年，她又发现了银行永续债这个资产类别，同样提供了比其他债券更高的收益。

曹霞是一个特别善于总结规律的人，她认为投资要理解所有回报的本源，基金经理不要过于强调自己个人的超额收益能力；投资也要把握市场运行的规律，比如说均值回归就是一个曹霞特别看重的规律。她比较信奉霍华德.马克斯的“钟摆理论”，一旦资产价格到了极致就会开始警惕，在左侧先做流动性的调整，不要妄想能精准抓在拐点，当右侧来临再做较大的调整动作。比如说2018年初，她从债券的角度就看到了流动性收紧，但一直到3月市场开始调整后，才大规模降低权益仓位。那一年，她管理的产品也都获得了6%以上的收益率。均值回归，也体现在她的细分资产配置上。曹霞不仅做股债的大类资产配置，也做细分的资产配置，了解旗下每一个基金经理的特点，把他们作为自己配置的资产，组合长期在各类资产都保持均衡。

和曹霞的访谈，能感受到她的客观和淡定，通过比较广的视角，不断去寻找性价比最优的资产。曹霞也一直强调市场的力量，强调约束条件带来的结果，在不同约束条件下，机构投资者会有一些“动作变形”，曹霞对此更多的是同理心看待。当然，“均值回归”不仅是曹霞的投资哲学，她认为也同样适用于生活。投资和人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内心世界观的映射。

以下，我们先分享一些来自曹霞的投资“金句”：

1. 我们要理解所有回报的本源，基金经理不要认为自己有很强的超额收益能力

2. 我觉得投资框架和管理框架要匹配，我们管理这么大的规模体量，要找到一个能够容纳大资金体量的组合管理框架

3. 一个是对价值的判断（经济周期位置的股债表现），另一个是对估值的判断（股债性价比），最终落实到价格的判断，形成我们的战术资产配置

4. 如果要让管理那么多的账户和资金，都具备较强的业绩可复制性，就需要两方面的能力：1）对各类资产都需要投入专业化的研究；2）团队之间的配合和交流要很充分

5. 我在做大类资产配置的时候，不仅要对各类资产的历史表现很了解，还要对底下具体的基金经理投资风格很了解，他们也是我配置的资产

6. （关于风险收益不对称的资产）这类资产因为各种原因，风险收益并不对称，经常会有低风险和高收益的阶段性特征

7. 我一般在极值的时候才会考虑均值回归，在中间位置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忽略掉

8. 我认为，市场上总会出现各种制度红利的投资机会，赚钱不问出处，尽量找到上下最不对称的那类资产

9. 均值回归就是一个很普遍的规律，听上去很简单，可以运用在很多方面

能够容量大规模体量的金字塔式投资体系

朱昂：能否谈谈你是如何看待投资的？

曹霞每个人看待投资的视角都不同，我觉得投资最主要有几个层面：

1）所有资产的收益，往下做一层层的切分，都有自身的来源。投资最本质的收益来源于企业的成长。股票资产的收益来源，是一些最优秀企业创造的价值，回报会比全社会平均回报率高一些。债券资产的收益来源，是全社会融资企业的回报。所以债券的长期回报会比股票投资收益率略低。我们要理解所有回报的本源，基金经理不要认为自己有很强的超额收益能力；

2）投资中可以找到很多规律，即便我们知道股票收益的来源是企业创造的价值，但是市场上还是有很多信息和不同的参与者，那么股票价格就会长期围绕企业端回报上下波动。基金经理如何把握市场运行的规律，从而让你的投资组合匹配客户的投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投资的方法很多，投资的品种也很多，我们所谓的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都有内在的逻辑。没有哪一种投资方法一定是对的，只有适合客户目标的投资。

朱昂：你和你的团队管理上千亿规模的资产，能否谈谈你的投资框架？

曹霞我觉得投资框架和管理框架要匹配，我们管理这么大的规模体量，要找到一个能够容纳大资金体量的组合管理框架，我们团队的搭建和互相配合，也要能够应对管理很大规模体量的资产。前面我说过，所有的投资收益，通过一层层剥离下去，都能找到收益来源的因子。我们管理组合的方式，也是通过一层层的剥离，落实下去的。当我们的客户委托了一笔资金后，就像流水一样一点点流到下面去，传统大类资产和细分的资产，落到每一个因子中去，有点像桥水的全天候模型，也知道在每一个因子上的暴露。

我们投资的第一步，就是资产配置层面。无论是来1万块还是1万亿，我们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和流程去做。先去做股票和债券之间的比较，再去做细分资产的比较。股票下面对应周期、消费、成长等；债券下面对应信用债、利率债等。这么做的好处是，不会漏掉任何一类资产，随时随地都在比较各个类型的资产特点。并且在资产内部做精细化管理，最后构建出最终的组合。

价值判断+估值判断=价格判断

朱昂：大类资产配置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择时，要长期做好不容易，你如何把大类资产配置做好？

曹霞我觉得把大类资产配置看做择时的观点，有一些偏颇。我觉得大类资产配置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战略资产配置，另一个是战术资产配置。战略资产配置，是预先设定好的股票和债券比例，决定了组合最终的风险收益特征。比如说一个股债2:8配比的组合，一定和股债4:6配比的组合有差异。

再往下是战术资产配置，针对不同的经济周期，微调资产配置的组合，有些资产之间呈现一定的负相关性，组合在一起后能对冲掉波动。我觉得把资产配置定义为择时，并不是特别合理。对于我们来说，会根据客户的风险收益特征，去构建一个组合。其中，必须了解客户的约束条件。比如说有些客户要求每年都要正回报，这就是很重要的约束条件。我就会把过去各类资产的表现进行统计，测算出一个统计学上最优的股债配比。既能大概率完成客户每年获得正回报的要求，又能实现收益率的最大化。

在制定了大类资产配置的中枢后，我会做战术资产配置，基于中枢做一些上下偏离。我的框架用得比较多的是两个条件：1）经济周期位置的判断，股票和债券两类资产在不同经济周期中的表现不同；2）估值水平的判断，对股债性价比做一些比较。一个是对价值的判断，另一个是对估值的判断，最终落实到价格的判断，形成我们的战术资产配置。在战术资产配置中，还需要对细分资产做判断，比如说股票中成长和价值的比较等等。

朱昂：战略资产配置的设定，基本上是根据客户的要求？

曹霞说实话，客户都是要求低风险和高收益，这是很难满足的。所以拿到一个组合后，我们要精准解读客户真正的投资目标。首先，我们要了解客户有没有一些硬性的约束条件，是不是每年都要正收益，或者最大回撤不能超过多少，把客户的具体约束条件罗列出来。我们也可以给客户做出不同的组合，看他们更倾向于哪种类型。

朱昂：过去几年股债跷跷板效应很强，股票平衡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如何防范股债双杀的市场？

曹霞对于“固收+”产品来说，股债双杀是最难受的阶段。通常来说，我们可以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进行提前预判。股债双杀的阶段很短，过程比较剧烈，一般会在流动性收缩的初期发生。通常因为经济到了过热阶段，才会出现流动性的收缩。

2013年属于央行比较极端的流动性收缩，完全超出了市场预期，记得当年整个债券融资利率到了7%以上的水平。虽然有一定的苗头，但是收缩的程度是超预期的。我们是在13年利率上行比较厉害之后，再去做减仓的动作，要提前预判确实很难。

2016年那次就比较合理，当时做了棚改货币化，房地产慢慢起来之后，可以预见经济也会起来一些。而且2014和2015年两年持续放水，棚改货币化又遇上了供给侧改革，都属于当时力度很大的政策，能看到经济起来之后，后面通胀起来的速度也会比较快。2016年从宏观角度判断，能够预判到后面的流动性收缩，但是具体的时间点很难判断。

我们当时认为，2016年上半年债券就要开始跌了，但因为那时很多银行理财资金进入，债券下跌的时间窗口比我们预判的要晚，到了10月才开始有转债点。我们要精准把握那个时间点很难，一般的做法是，在比较危险的位置把流动性调整后，降低久期，到了右侧就能快速反应。

总结一下，对于大部分股债双杀，都是能通过宏观层面做预判，精准把握拐点很难，我们会在左侧进行流动性管理，到了右侧开始大幅减仓。

独特的三基金经理管理模式

朱昂：能否谈谈团队内部的投资流程，以及你们比较特殊的三基金经理模式？

曹霞由于我们管理的资金体量比较大，所以在投研上采用了一种金字塔的模式。如果要让管理那么多的账户和资金，都具备较强的业绩可复制性，就需要两方面的能力：1）对各类资产都需要投入专业化的研究；2）团队之间的配合和交流要很充分。

以二级债基金为例，由于股票类资产的波动远大于债券，对组合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基金经理非常可能把关注度专注在股票类资产，而会对债券部分有所忽视。但是如果做了很长时间的投资，就会发现债券部分每年差1%，累积起来对组合的收益率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只有把每一类资产的收益率做到精细化，才能获得比较好的长期超额回报。

再以权益类基金为例，如果一个做固定收益出身的基金经理自己来做权益部分的投资，就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毕竟股票和固定收益属于两个领域。你会发现固收基金经理做股票投资，会偏向于受宏观敏感度高一些的行业，但是在许多自下而上为主的新兴产业上，就无法建立透彻的理解。所以让专业的权益基金经理做股票的投资，无论是专业化角度还是精细化角度，都会更好一些。

最后，我们此前也有股票和债券基金经理两人配合来做产品的情况，但是又发现在配合的过程中，缺少了资产配置的环节。毕竟资产配置会决定组合业绩的很大一部分归因，股票和债券分开做之后，会导致整体账户的波动性，超过既定的目标。所以我们又设置了专门做资产配置的角色。

在这样一个投资体系中，每个人负责自己擅长的领域，有人专门做资产配置，有人专门负责股票资产投资，有人专门负责债券资产投资，每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阿尔法，整个组合就能获得比较好的阿尔法，同时利用资产之间的负相关性降低组合的波动。

我们的三基金经理模式，在管理的机构资金中，已经运作了很长的时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状态。在这个模式下，我们团队管理的资金容量也会比较大。接到了客户的资金，都是用同样的策略做下去，而不是一个人管理10个不同的账户，每个账户要考虑不同的因素。大家专注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才能把精细化程度做好。

朱昂：由于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类型的资产，在组合构建时会不会出现割裂，比如说债券可能会偏保守一些，股票如果买了高波动的资产，会导致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和既定目标不太一样？

曹霞负责大类资产配置的基金经理，会决定组合呈现的方向。比如说我在做大类资产配置的时候，不仅要对各类资产的历史表现很了解，还要对底下具体的基金经理投资风格很了解，他们也是我配置的资产。这个基金经理是高波动风格，还是低波动风格，是成长多一些还是价值多一些，这些细节特点都要比较清楚。我不会要求基金经理去做风格漂移，而是让他们在自己擅长的方向做投资。

我们的大类资产配置，不是简单做股债的配置，更多是细分资产的配置，控制组合的整体波动率。

朱昂：所以你不仅要做股票和债券的资产配置，还要对不同风格的底层细分资产做配置？

曹霞 “固收+”产品最重要的目标，是有人要懂得控制波动性，让净值曲线呈现一个相对螺旋向上的特点。我不仅要做到股票和债券两类资产的配置，也要在细分资产里面做到均衡。这就是为什么三基金经理模式会更好，有人专门做大类资产配置这个角色，就会更加专注。如果一个基金经理又要自下而上，又要自上而下，就容易忽视一些问题。今天，大部分基金经理也越来越专注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投资。大家都在能力圈中越做越深。

找到风险收益不对称的“套利机会”

朱昂：有一句话叫“盈亏同源”，你们如何做到以低于2%的最大回撤，获得年化6%以上的收益率？

曹霞我觉得“盈亏同源”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从大的方向上，基本上都会出现“盈亏同源”这个结果。我们能做得更好一些，主要是因为资本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一些性价比很高的资产。这类资产因为各种原因，风险收益并不对称，经常会有低风险和高收益的阶段性特征。我在资产的比较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不断去寻找具有性价比的资产，而且对这些资产不断更迭。这要求一个人能够涉猎足够广的资产类别，不断进行跟踪，才能发现这类风险收益不对称的投资机会。

我特别喜欢进可攻退可守的资产。比如说2014年的银行转债，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时一家大行的转债，跌到了4%左右的水平，继续下跌的空间不大，即便拿几年也能获得4%的债券回报，一旦股票起来，就有很好的弹性。在那个时间点，我对这个转债做了大量的配置，后来到了2014年4季度，银行股出现了一波大涨，这个银行转债就出现了50%的回报，呈现了很高的弹性。这类资产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风险收益特征，我们不断找到这种资产，纳入到整个组合，就会呈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还有一种是在比较好的赛道中，做一些波动交易，也能实现低风险高收益的回报。从2009到2019年，债券市场有一个制度红利：城投债。城投债的基础票息很高，整体没有违约率。有些城投债能提供8%的票息，如果做一个波动交易，就能把整体收益率达到13-14%的水平。这个资产就是处在票息保护的赛道，本质是享受了制度红利。

朱昂：能否分享一个有代表性的投资案例？

曹霞做“固收+”投资，资产配置还是比较重要的，我就分享一个资产配置的案例吧。我们在2018年3月，对权益资产做了比较大幅度的减仓，就是来自我们通过股债结合的投资视角。记得2018年初的时候，做股票的基金经理还沉浸在企业盈利逐步向上的状态，许多权益基金经理都很看好接下来的市场，认为景气度会持续向上。而那时候做债券的基金经理，看到了资管新规带来的流动性收紧，是非常谨慎的。记得2018年初公司内部开股债配置的讨论会，就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债券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信用已经紧缩了，股票还能上涨。而股票的人，看到的是盈利持续改善。事实上，企业盈利是一种滞后指标。

我们当时把股票和债券的看法相结合，发现权益市场完全没有意识到信用收缩这个问题，一旦出现拐点会很严重。于是我们在市场出现拐点后，马上做了一次很大的切换，对权益部分做了大幅减仓。那一年二级债基金的平均收益率是0，但其实那一年是债券的大年，债券指数的涨幅接近9%。我们的“固收+”产品，在这一年取得了6%左右的收益率，正是得益于这一次的股债切换。资产配置，在大部分时间不需要频繁做决策，而是把握好几个关键点，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管理万亿资金，只有通过自上而下规避风险

朱昂：你前面也提到了城投债的制度红利，反过来，过去几年债券市场也出现了不少违约事件，你如何规避违约风险？

曹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筛选到正确的赛道。就像前面提到的城投债，在初期的时候提供了很好的风险收益比，现在就不适合做非常大的资产配置了。我觉得要不断找到更优的赛道，不能在一堆垃圾里面找黄金。我觉得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总有一些带制度红利的资产，关键是能不能找到。

比如说今年的银行永续债，就属于我新发现的好赛道。首先，这一批银行永续债的利率水平比普通的债券高一些，因为银行需要补充资本，所以债券的供给会比较大。去年四季度发了很多银行永续债，由于利率上的很高，这一批债券的利率比别的债券高，利差上下波动较大，就很容易做出超额收益，而且这类资产风险较小，有点类似于10年前的城投债。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管理10亿、20亿，还能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识别风险，当你管理几万亿、上万亿的时候，是不可能通过自下而上来识别风险的。我觉得选对方向，才是管理大资金规模踩雷的最好方式。我不太赞成管理上万亿资产的机构，过分强调自下而上。

朱昂：在债券投资市场中，大部分都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你如何找到风险收益不对称的投资机会？

曹霞即便是机构投资者，也有很多约束条件，导致他们经常会很无奈。比如说有些机构投资者考核周期很短，甚至还有一些投资政策的约束，反而很难做逆势投资。我们以前内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经常开玩笑说，当我们的企业年金账户被迫止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股票的低点。所以债券市场虽然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但经常会做一些助涨助跌的顺势交易。由于许多机构投资者的负债端不稳定，容易形成负反馈，在行为上就会偏向趋势投资者。

那么如何让我们比其他机构投资者在交易上更有优势？一个是，我们必须预留充足的风险预算，在别的机构必须砸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风险预算能够买。其次，在客户的沟通上，我们要有足够强的话语权，让负债端变得更加稳定。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我们有没有“捡尸体”的能力。

反过来说，我们也能够理解很多机构投资者无奈的行为，我做了那么多年投资，发现所有的结果都是有原因的，不能过分夸大个人的能力。

朱昂：在组合构建上，除了大类资产配置外，还有哪些方面？

曹霞首先，大类资产配置的负相关性对冲，对于降低组合波动帮助很大。以前在制度红利比较明显的时代，用传统的成本化估值很容易做到一个曲线向上的情况。这个红利消失后，要做一条低波动的曲线，就相对比较难了。我们看到海外市场，通过多资产对冲的组合，还是能比较有效降低波动性。

其次，我的角色不仅是做大类资产配置，更要考虑在不同资产中做更均衡的考量，各个资产内会再做更加细分的配置。

第三，我们尽量在股票和债券两大类资产中，每年都能输出阿尔法，这样组合长期表现就会比较好。

第四，我们不断在各类资产类别中，找到风险收益性价比高的资产，放到如到我们的组合，也能改善组合整体的风险收益特征。

均值回归是永恒不变的规律

朱昂：一个人要理解一类资产就很难了，你如何理解各类不同的细分资产？

曹霞我觉得要抓大放小。自下而上研究股票的人，有时候很难有全局观，就是因为对一个个公司研究很细致后，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他们的判断。比如说在构建一个股票组合的时候，我既要有价值类的公司，也要有新能源这种进攻类的公司。至于某电池龙头的估值是50倍、70倍、还是100倍，其实不应该过于纠结。这时候如果市场进攻，我也能有所获利，一旦风格反转，我的组合也不会受太大影响。如果每一个组合里面的公司都一层层研究，最终做出的组合结果可能和开始很不一样。我觉得离市场稍微远一些，反而能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

朱昂：那么你会不会用量化指标辅助你的组合构建？

曹霞我们会用量化的指标，这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许多人积累了很多经验，其实这些经验同样可以通过量化指标找到规律。通过更具象化的数据，挖掘到的规律，背后通常有经济学逻辑支撑，比如说资产内部的轮动节奏等等。量化数据，也对应人的行为金融学。比如说均值回归就是一个不变的规律，去年A股市场的上证50和中证500之间比值到了极端的位置，中证500的相对收益表现特别差，今年就出现了两者之间的均值回归。

当我们通过量化数据看到两个指数的方差到了极端位置，内心就大概有一个数，要把组合中的配置均衡一些。我们的量化团队也会和我们一起开资产配置会，经常会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提示。

朱昂：关于均值回归，霍华德.马克斯曾经说过一个“钟摆理论”，就是价格经常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很难在中间（合理价格），那么你在投资上，是倾向于做左侧还是右侧？

曹霞对于“钟摆理论”，我是非常认同的，这些统计学中的规律，经常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提示。我一般在极值的时候才会考虑均值回归，在中间位置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忽略掉。做了那么多年投资，我发现要把握那个拐点很难。我会在左侧的时候，提高警惕性，对流动性不好的资产进行调整。我真正做大的决策，还是偏右侧多一些。特别是我们的账户考核周期也没有那么长，右侧投资更符合我们的约束条件。

还有一个方面，在偏左侧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有保护的动作。比如说2014年那一波银行股的转债，那时候银行股的估值很低，但左侧位置不敢买，而转债提供了很强的保护，适合在左侧重仓配置。2018年底的时候，我们认为市场在底部了，就去找能左侧重仓的品种。当时有一只能够交易的封闭型基金，提供了8%左右的折价率，而且这个基金仓位只有50%。我们当时算了一下，即便指数从2700点跌到2300点，这个折价率的保护也是足够的，于是我们就买入了这个封闭式基金，也是左侧提供保护的好资产。

流动性变化，是宏观的核心矛盾

朱昂：你们目前已经管理了很大规模，如何看管理规模容量的问题？

曹霞中国的资管机构，还处在发展阶段的初期，如果跟外资接触，发现他们管理的规模比我们大很多。所以中国整体资管的管理规模，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许多机构也在往能承载大规模体量的方向去发展。

我们的投研金字塔模式，就是匹配承载很大的管理规模而做的。无论未来拿到什么体量的资金，都可以沿着我们的投研金字塔去构建组合，并且把各个细分资产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国内的资管机构已经越来越重视在系统上的投入。一旦管理规模到了一定体量，需要比较大的系统化支持。

朱昂：能否谈谈对接下来的大类资产配置展望？

曹霞回答最主要的问题：全球流动性什么时候开始收缩？这些年放出来很多钱，只要不收缩流动性，一定会在某一类资产里面不断冲击，那么我们这种多资产配置的模式，整体表现就不会特别差。

目前来看，流动性收缩的时间点，不会那么快。美国一直在讲taper，但是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数会比较高，到了明年很多数据同比不会很好看。那么美联储收缩流动性的进度和力度，也不会像预期那样快。

再看国内的流动性，过去几年央行对流动性的收放，没有前几年那么剧烈。从微观的角度看，经济并没有宏观数据体现的那么好，国内整体收缩流动性的时间窗口也没有到来，可能要到明年下半年开始。

往后看一年，国内和海外的流动性问题都不是很大，那么就要去找到最适合投资的资产。

债券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估值，基本面的问题不是很大。由于经济复苏没有那么牢固，基本面不支持债券出现大幅度上行的风险，所以整体估值相对会比较贵，未来会有一些小的波折。

股票资产的整体风险没有那么大，更多关注股票内部会不会出现风格切换的机会。目前股票市场处在两边都很极端的情况，指数不太可能出现全面的上涨。

朱昂：相比其他基金经理，你的超额收益来源是什么？

曹霞每一个基金经理的收益来源都不太一样。我管理机构端的资金，一直做的是绝对收益。我比较擅长找到性价比最高的资产，投资的视野比较广，会涉猎不同的资产。有些基金的收益来源会比较单一，比如来自信用的暴露，我的收益来源比较广泛。我认为，市场上总会出现各种制度红利的投资机会，赚钱不问出处，尽量找到上下最不对称的那类资产。我觉得自己的这套做法是可以持续的。

投资和生活一样，是价值观的映射

朱昂：在你的投资生涯中，有什么飞跃点或者突变点吗？

曹霞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入行的时候处在市场发展初期，伴随着市场的成长，自己也在不断迭代。我觉得知识是需要不断更新的，投资生涯并没有特别大的飞跃点。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总结规律的人，用一些简单朴素的方法来做投资管理，把这些规律不断运用到投资上。

朱昂：能否分享一个你觉得有用的规律？

曹霞 均值回归就是一个很普遍的规律，听上去很简单，可以运用在很多方面。我觉得均值回归不仅可以用在资产类别的比较，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可以用到，是一个我经常会用的思维方式。

朱昂：如果不做基金经理，你会做什么？

曹霞我觉得基金经理这个工作，和做人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你做人，就有自己的人生观，做投资也有自己的投资观。我觉得我在工作上和生活中的一些认识，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冲突。我没有把基金经理这份工作，视为一个很特殊的东西。我在生活中也比较喜欢总结一些规律，找到好的方法，就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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