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特稿 | 一场“财富梦”的破灭 —

（传销课堂被樊京刚团队举报图片由樊京刚提供）

·全文共4410个字，阅读大约需要7分钟

·1998年4月21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全面禁止传销，传销被划为犯罪行为。
·传销骗局的第一步——感情邀约，就已经让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多数人无从招架。
·“树立信念”、“造神”、“鼓吹精神”是传销组织惯用的手段。荒诞的说辞一经洗脑式的灌输，就会让受骗者深信不疑。
·反传销组织属于新兴行业：如今我国职业反传的团队只有两三家，能进行专业南北派反洗脑、解救的人数也不超过30人。
·由于缺乏政府配合、大众对于传销和反传销存在认识偏差，樊京刚的反传销团队地位尴尬。
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五十一期第三版

记者｜

韩芸铃宛禹町朱润青郑芷柔

文编｜林佳凝易艳鑫赵阳

传销，与依靠店铺销售和商家对买

家进行直销的模式不同，是一种通过人传人的方式达至销售的商业模式，其获利方式在各国稍有不同。

大致来说，如果机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产品或服务的销售、对参与者的奖励主要基于对产品或服务的推销工作的话，则趋于合法；相反地，如果机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来自新参与者所缴纳的钱款、对参与者的奖励主要基于吸纳新参与者的工作的话，则趋于非法。

上个世纪末，传销活动在中国趋向非法，以“爽安康”摇摆机为代表的非法传销甚嚣尘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1998年4月21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全面禁止传销，传销被划为犯罪行为。

新世纪初，“无实物”传销兴起，打着远程教育、培训、网上创业、电子商务等旗号的传销诱骗愈加猖獗。以微商营销、会员优惠折扣、分享至朋友圈返现等为幌子的微传销则越发隐蔽。

作为老生常谈的话题，传销在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史”中，依靠花样的不断翻新，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逐梦者”。而其在精神控制基础上营造的短时间实现暴富的骗局模式则从未改变。

难防的熟人之邀

今年七月，大学毕业生李文星求职误入传销，最终不幸身亡。这一惨剧让人们将关注点集中在了“大学生”和“传销”这两个关键词上。据“网易数读”统计，传销案件中施骗者的教育水平整体偏低，职业背景绝大多数为无业。传统概念里学历较高的大学生为何会轻易被无业游民所骗？这一话题开始引发公众热议。

（传销组织为了逃避打击，在野外居住图片由樊京刚提供）

事实上，传销骗局的第一步——感情邀约，就已经让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多数人无从招架。

国庆假期，在哈尔滨读书的杨轩接到了高中同学的邀请，对方称自己搬了家，请杨轩过来做客，地点就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双城市。

10月6日下午，杨轩走出车站，迎接她的是高中同学和一位陌生朋友。同学告诉杨轩，自己家“三个人住不下，附近也不好租房”，只好住在别的地方。而后她就被带到了一户居民楼里，在一间挤满了十几个女生的出租屋里安顿下来。寒暄过后，大家坐在一起开始唠起了家常，席间不断有人问起杨轩的家庭情况。大家热情的攀谈让杨轩逐渐放下了戒备，晚上就与这十几个人一起挤在屋子里度过了第一夜。

第二天早上5点，出租屋里的人就陆续起床了。吃早餐时高中同学向杨轩提起自己的朋友在组织一个大学生创业课的讲座，想请她一起过去凑人数听一下，杨轩便答应了。这场讲座稀稀拉拉坐着20来个人，内容听似与大学里杨轩司空见惯的各类讲座差不许多，但讲座中一直被提及的“欧莱雅第六感”产品引起了杨轩的注意。

第三日，又是同样的程序，杨轩又因别的理由被拉去听讲座、与他人交流听课心得。下午被带去见的一位阿姨甚至直接和杨轩说“我们让你过来，就是专门来听这个课的。”杨轩渐渐发觉事情有些不妙。

这天晚饭过后，高中同学提议大家一起出去玩。听过两天讲座的杨轩也想放松下心情，便跟着去了。可令杨轩没想到的是，她竟又被带到了另一间出租屋。屋里早已围坐了一群人，他们一边唱歌、一边聊天，其中还有两位是杨轩的大学校友。聊天过程中又有人不断地和她“分享”听课心得。越发感觉奇怪的杨轩想到了自己的大学室友，室友的父亲是警察，或许可以向他寻求帮助。

室友的父亲查询发现，“欧莱雅第六感”又名“欧莱雅网络营销”，已经被有关部门定性为非法传销组织。杨轩听到这段话更加确定了自己受骗的判断。与此同时，杨轩为了防止被周围的人发现，和室友微信交流的信息只能发出后立马删除。接听电话时，身边也总有人有意无意地监听。

室友害怕直接戳破真相会让杨轩所处的情境更危急，便给杨轩打电话谎称“导员查房，见你不在，让你明天上课前必须回学校”，接着导员又打来电话，称“你明天不回来的话，我们就直接过去找你”，这次杨轩故意打开了免提。

众人听到后还是继续劝说杨轩留下来至少听完第二天的课。而一位被称为“妈妈”的中年女人甚至提出可以以杨轩家长的名义给老师打电话，为其请假。

杨轩见抗争无效，便偷偷订了第二日早上6点35分回哈尔滨的火车票，心想无论如何都要逃出去。9日一大早，杨轩正准备出门，突然来了一位陌生女人，称要和她聊会儿天，还要查看她的聊天记录。杨轩把手机夺过来后，对方就开始谩骂。情绪激动的杨轩叫喊道：“你们再拦着，我就从这儿跳下去了！”她的强硬态度让对方也不敢硬逼，最终三位传销内部人员一路“护送”杨轩到车站，直到她进站的最后一刻也没放弃劝说。

“坐到火车上后，不知怎么突然就听到后面有人说话，特别像我那个高中同学的声音，我当时就吓哭了。”回忆起这段经历，杨轩依然后怕不已。

传销泥沼，易陷难离

“一开始是对迅速暴富存有怀疑的，但几天‘考察’下来慢慢地就相信了。”一位受骗者这样说道。

广西北海市，是传销组织“1040阳光工程”的主要聚集地。在这里，传销组织者通常会先请目标对象过来“考察”，并主动解答其心中的疑惑，让他们卸下防备，从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考察者”边“听课”边接受他给出的答案。

曾有过被骗经历的王浩在《传销洗脑实录》一书中揭露了传销洗脑背后的心理学招术。

根据王浩的阐述，传销洗脑首先要做的是“树立信念”。传销组织者往往会通过歪曲政府发展思路，伪造政府发展项目、领导人发言、政府文件等一系列做法将传销包装成国家宏观调控下的项目，让参与者感觉自己走在时代的前沿。“他们带我到北海的广场上，说广场水池里的灯都是1040个，北海广场就是为了‘1040工程’修建的。”一位曾受邀到北海“考察”的受骗者家属这样回忆。这种荒诞的说辞一经洗脑式的灌输，就会让受骗者深信不疑。

（广西北海街道上一家超市在外悬挂的广告（南派传销的专业术语）图片由樊京刚提供）

“造神”是传销组织的另一手段。传销组织内部一般奉行“五级三阶制度”。“五级”从上到下分为“老总”、“经理”、“主任”、“主管”、“业务员”五个级别。“三阶”指当发展下线到一定人数便可实现三次晋升。传销组织向成员鼓吹，发展下线越多，等级越高，所得到的钱也就越多。而“经理”和“老总”自然成了底层业务员羡慕的“开跑车住别墅”的神一般的人物。

来自山西的樊京刚就曾位极“老总”，据他介绍：“传销组织内部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凡你是个小领导，虚荣心（都）很厉害。传销里就是极大地满足了每一个人的虚荣心，用虚荣心促使（你）一步一步往下做”。这也使得从传销泥潭中抽身变得极其困难。

对于传销组织来说，“鼓吹精神”也尤为重要：“艰苦才能磨炼意志，从最初的打地铺开始，只要你肯努力就能获得成功。”由于生活的环境与外界相对隔离，受邀约人的世界观在充满“精神煽动”的群体氛围中被悄然改变。他们不再怀疑自己所接收的信息，反而成为传销理论的坚定追随者。在整个群体的亢奋情绪和互相激励之下，发展下线不再存有罪恶感，反而成为帮助他人共同致富的“捷径”。

樊京刚做到“经理”职务时，便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但他已经成为传销体系中的一个齿轮。一方面，对家人“找了份好工作、在外面赚钱”的承诺让他羞于退出传销组织回家。另一方面，樊金刚多年来在传销投入了不菲的“心血”，“壮士断腕”谈何容易。

坐到“老总”的位置后，他才找到一个离开的契机。“有一次，我下面的经理发现（传销有）问题了，他们十几个人把我骗到了KTV，说是要聊工作，其实是跟我要钱。”樊京刚回忆道。他们在宾馆里把他软禁了十天，甚至拿出刀子相逼。樊京刚无奈之下，拿出了自己身上的两万块钱，又从家里借了两万多，才得以逃脱。事后，樊京刚才明白那些人找他的目的并不是要钱，而是想把他撵走以取代他的位置。

“我其实很高兴的，起码能摆脱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下这艘船。”樊京刚感叹道。

尴尬的民间反传之路

09年从传销组织中逃离出来之后，樊京刚也开始尝试着做其他工作以谋生。而在传销组织中的三年经历让他对传销内部的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在他凭借经验，成功地把身边的一些人从传销窝点解救出来之后，陆陆续续开始有受骗者家属向他打电话求助。权衡再三，樊京刚从2010年起走上了职业反传的道路。

现在他的团队由十多个人组成，其中大部分都有从事传销活动的经历。对于南北派的现场解救、反洗脑工作，他们已经驾轻就熟。

如果求助者不需要他们亲自进行现场解救，他们会向对方提供具体蹲点救人、劝说的方式方法。但由于传销洗脑性强，受骗者往往深陷却不自知。因此更多的情况下，需要团队中2或3人结成一组，上门进行反洗脑工作或者直接去传销窝点蹲点找人，把人解救出来之后再进行劝说。后者无疑存在极大的危险。

据樊京刚回忆，在一次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解救行动中，他们蹲点找人失败后决定带着警察直接包抄传销组织的窝点，却不料当地警方和传销组织内部存在关系，包抄没成功。而第二日的蹲点过程中遭传销组织反跟踪，同事险些因此丧命。最后他们借助了当地媒体的力量才把人救出来。这样的报复性行为不止一次发生在他们身上。

（樊京刚跟随巡防人员进入传销窝点，寻找受害人线索图片由樊京刚提供）

反传之路危险重重，但最令樊京刚感到不适的却是自己团队的尴尬地位。

据樊京刚介绍，如今我国职业反传的团队只有两三家，能进行专业南北派反洗脑、解救的人数也不超过30人。由于反传销组织属于新兴行业，政府的审批相对比较慎重，樊京刚的团队因此一直无法在民政局和工商局获得注册。他们只能注册信息咨询类公司、以公司为依托进行运作。而这样的尴尬地位使他们在解救过程中经常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

“过去政府一听我们是反传销的，就立马欢迎、积极配合。而现在有些地方听说我们来了，直接说这是公家的事，不需要我们私人介入。”得不到政府配合的情况下，只能实现个体的解救，而传销窝点却继续存在。

谈起政府态度变化的原因，樊京刚认为是一些地方出现了打着反传销旗号招摇撞骗的团伙。他们解救一个人要价两万到五万元不等，而他们暗地里却与当地的传销团伙、甚至当地政府都有瓜葛。这样的乱象无疑增加了樊京刚等民间团队解救的难度。

这样尴尬的地位也时常使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求助者的质疑。

“有时候，我们花一两天时间上门去劝，结果有的劝完之后不光不付所承诺的报酬，甚至被说‘哎，你这就劝完了。我们自己也能劝，你回去吧！’”。而他们从传销窝里解救出来的孩子，很多都因为父母的关系不再和他们联系。“家长的意思就是，我不管你传销、反传销。只要和传销有关，都别联系。”说到这里樊京刚颇感无奈。

他认为大众对于传销和反传销认识存在偏差，很大程度上是反传销的宣传不力、教育不深入造成的。

现在樊京刚早已不再称自己是反传志愿者，他给自己起名为传销解救师。

很多时候，他也理解政府的难处。传销组织为了逃避打击，通常不会留下任何凭据，同时传销窝点也在不断迁更。在处罚方面，国家对传销刑事处罚设置的门槛较高，只有集齐至少30个人的体系网络图才可以立案，这使侦察打击变得极其困难。而又因为传销洗脑的缘故，很多受害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警方得不到配合，解救变得难上加难。

就当前状况来说，反传并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面对成千上万的传销大军，民间反传组织力量微薄，注定难以成为打击的主力。政府虽频频立法，也铲除了相当多的非法传销组织，但传销窝点的机动隐蔽，使得机关部门往往有着力不能逮之处。

因而，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能否达成有效的沟通和合作，或许是这场博弈中的胜负手。

（文中杨轩为化名）

记者手记

正是之前看到一系列大学生被骗入传销组织的报道让我萌生了做这个选题的想法。开始做之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传销既不陌生也不熟悉。在搜集完一些资料后发现，角度的切入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点。介绍受骗者被骗经历或者讲述反传销组织解救被洗脑者的报道都有很多。思来想去，决定努力把被骗入传销组织—被洗脑—逃离传销—反传销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讲述不同的案例为读者呈现出来。

即便在做选题的过程中对传销了解不断加深，但潜意识里依然觉得它离我很遥远。直到国庆期间得知好友的室友被骗入传销组织，才认识到很多骗局就存在于我们身边，因为缺乏了解，我们时常难以招架。而对于传销组织内部的洗脑，我一直都充满好奇。了解之后发现很大程度上传销的精神控制实质是利用了人类不愿意“自我否定”这一弱点，一步错、步步错，使得受骗者深陷其中无法逃离。

采访的过程比较顺利，尽管对于一些有被骗经历的人来说，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但他们还是在尽量配合。而在写稿过程中，通过文字生动还原故事的能力，我还需要不断磨练。也辛苦佳凝、阳阳和易推拉组合爆肝改稿。最后要感谢一起思考采访提纲、一起整理录音稿的禹町、芷柔和润青学姐。为你们笔芯。

文字能被刊印成稿便是幸事，多一个人看到文章，多一些对于传销的了解和警惕，也就是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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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 | 朱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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