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午时分，一位倚着广场栏杆睡着的流浪者。       余悦  摄）
导读这个看似高度一致的群体，内部却有三流九教之划分：有职业乞丐，有进退两难、耗光旅费的上访者，也有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他们或主动推开政府的援助之手，或被拒绝于政府的福利救济之外。有人只得依赖众人的怜悯生存，有人则伪装乔饰，透支着社会的爱心。

记者︱余   悦  李佳音  侯佳音  赵   阳
文编︱
张晓欣

2016年4月4日，清明小长假即将结束，铁路运输迎来旅客高峰。正午的北京站广场上散落着几簇身影，他们将灰黄色的双手伸向人群，乞求施舍；他们摇晃着方便面桶，腰背佝偻，蹒跚而行；他们卖艺，跪地叩头，翻找着不远处的垃圾桶，或无所事事地打量着来往人群。
在熙攘涌动的人流中，这些公众口中的“流浪者”易于辨识，也易被疏忽。他们同为京城“异乡人”，衣衫褴褛，以北京站为据点风餐露宿。
这个看似高度一致的群体，内部却有三教九流之划分：有职业乞丐，有进退两难、耗光旅费的上访者，也有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他们或主动推开政府的援助之手，或被拒绝于政府的福利救济之外。有人只得依赖众人的怜悯生存，有人则伪装乔饰，透支着社会的爱心。
“两会”期间，北京市各区民政局陆续采取措施，保障本区“救助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流浪者一度不见踪影。而“两会”结束仅一周后，他们又重新成为北京站的常驻客，游走在法规、道德与视野的边界上。
法规边缘——与警察的游击
北京铁路公安局车站派出所位于北京站东侧，负责维护前广场及车站内部的治安秩序。执勤队长骑着一辆闪着警灯的电动平衡车从远处驶来，他刚刚结束一班巡逻。北京站的治安保障工作是全天候的：派出所内24小时都有人值班，广场上也时刻都有警员执勤。
根据国家《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安部门发现流浪乞讨人员时，应联系救助站进行救助；对于反复纠缠、强行讨要和滋扰他人，甚至引发刑事案件的乞讨行为，公安部门有权予以五日以下拘留或警告处分。
警员荣泽（化名）在这片辖区已经工作了五年，曾多次参与清理、教育流浪乞讨人员的工作。然而在采访中，他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却是“那怎么办”。
法律条文与具体实施之间，存在着治安管理的灰色地带。一方面，行政法规只针对“纠缠、强行讨要、滋扰”的情节进行治安惩处，而多数流浪者并未有可以判定为以上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另一方面，流浪者群体中构成复杂，法规难以适用于特定人群。北京站附近的流浪乞讨人员多为身体确患疾病的老人，也有装病的乞讨者和用光积蓄的上访者。
装病本身构不成犯罪，最多批评教育，逐出管界。但说服教育缺乏强制力。警员荣泽叹息：“赶走了依然会回来。教育了这么多年，却没有一个悔改的。”

（—— 这位年事已高的流浪者，受过警察驱赶，进过拘留所，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她再次回到此地行乞。       余悦  摄）
警方对年事已高的流浪者亦无可奈何。警员荣泽指了指身后派出所的二楼看守所说：“老太太老头都70多岁了，关禁闭出了事，谁都担不起责任。”一位环卫工人也向记者表示，老年人“动不起，打不能打，骂不能骂，根本不怕警察”。
而确有疾病的流浪乞讨人员，即使触发了刑事案件，如盗窃旅客手机或钱财等，警方也难以对其采取拘留、监禁等“硬性”的刑事惩处。
“我们会尽量帮助旅客找回财物，但这些人看守所却看不了。多数流浪者都有心脏病、高血压、肝病，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取保。”取保候审，即国家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依法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担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侦查和审判，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因而，广场偷窃频发的现象也变成了北京站治不好的“顽疾”。
北京站广场执勤队长认为，流浪乞讨人群“清不了、只能轰”。所谓的“轰”，指的是通过民警日常密集的巡逻，以期起到威慑作用，将流浪乞讨人员驱赶到辖区之外。
然而，对于广场上的流浪乞讨人员而言，这种最基本的治安管理的力度无关痛痒，充其量只是“与警察打打游击”。他们在驱赶下作鸟兽散，在附近躲避，一见到警察离开，就立即返回。即使被送至救助站与收容所，他们也往往拒绝“被遣送回家”，而选择再次回到北京站广场。
警员荣泽这样向记者解释流浪乞讨人员“轰不走”的原因：“北京站客流量大，旅客中好心人多，随便讨要些钱就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再者，北京站离各大部委近，上访民众走着就能到。”
道德边缘——叩响救助之门
通州区宋庄镇小堡南街内，身穿印有“随手街头救助”字样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一批批捐赠物资进行分类、装袋、密封和统计。
“随手街头救助”组织至今已运营六年，是北京市规模最大的民营救助组织。据负责人樊银华介绍，他们通常通过微博等方式在线筹款，所有的运营资金来自于社会各方人士的自发捐款。
这笔资金用于租用仓库、运输物资等方面。所有的物资，包括衣物、食品、被褥、电器等，也都由捐赠者提供。工作人员由志愿者组成，他们的职责是对由各地寄来的物资进行入库出库的登记，并根据救助组织地方分队的申请信息，将物资发放到有需求的地方，如贫困山区，或急需物资的灾区。
然而这样的救助方式只能解燃眉之急。樊银华表示，民间公益的能力有限，要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长期整体性的帮助，还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民间公益只能弥补政府顾及不到的方面，我们不可能去做政府主导的事情。”
“随手街头救助”与政府唯一一次合作在2013年。樊银华说，那时所有物资均由他们提供，政府救助机构派出的人力与他们相比较少，且基本都扛着照相机。
民营救助组织囿于有限的力量，更呼吁政府扮演救助的主导角色。然而政府救助自身进行得却并不顺畅。
首先，流浪乞讨人员向救助站求助时，需提供证明身份的证件。北京站执勤警员称，北京站前广场上有许多“黑户”，身份不明，无法成为有效的受助对象。
其次，许多流浪乞讨人员更乐意通过乞讨取得更多收益，拒绝进入仅仅提供温饱住宿的救助站。警员荣泽苦笑道：“学生一天生活费能有一百元吗？而乞讨人员基本每天最低收入是这个数。他们挣得比学生通常的零花钱都多，可能比我们工资还高。在广场上，究竟谁应该救助谁？”
另一方面，流浪乞讨者中流传着关于救助站的负面信息，这令他们对救助站避而远之。“听其他要饭的说的，救助站那不敢去，去了打人！”一位坐在废纸空瓶中间的拾荒者在谈及救助站时，情绪激动。

（—— “随手街头救助”组织的仓库。每天，成吨的物资从这里发出，送往各处的受助人员。       赵阳  摄）
广场南侧垃圾车旁的一位拾荒老妇从丹东来此流浪已有十多年了。平日全靠好心的路人解决温饱问题，身上的衣物也都是捡来的，夜里就睡在广场东侧的一家宾馆门外。曾在救助站呆了三年的她，将救助站比作教养所：“哎呀打死，（被放出来的时候）一分钟都不让呆，就被车带走了。（头上）套上塑料口袋拉了就走。”
记者与海淀区救助站的一名工作人员通话时，工作人员就此表示，在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见过“流浪者在救助站住几年”的情况。按照法规，救助一般不会超过十天，这期间，救助站会协同公安部门查清受助人信息，买车票助其回家。但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时间的案例也有，如新京报2006年的报道曾称，在海淀区救助管理站内，受助者停留时间最长的达到九个月。对于救助站内是否可能出现殴打等现象，工作人员的回应是，站内设有监控，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
2013年，民政部的官网上刊登了一则文章，题为《救助站不妨主动向社会开放》，呼吁打开救助站的大门，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同年6月19日，我国设立了首个“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然而市民在开放日对救助机构干净整洁的深刻印象，还是与流浪乞讨人员的实际感受相去甚远。
现实中，救助站在流浪乞讨人员心中依旧还是一个“不敢去”的地方。政府救助站的工作常常陷入困境，而民营救助站单枪匹马的救助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对于流浪乞讨者来说，好心路人和佛教组织偶来的施舍，即是他们日常吃穿的主要来源。
视野边缘——流浪乞讨者的江湖
4月3日晚九点，北京站地铁售票处坐着一位乞讨的年长妇人。她称自己一年前从山东来北京治病，却因没钱而一直在此乞讨。她还有一位老伴，两人一天的收入在八十元左右。
然而这个故事却被不远处的乞讨者晓霞（化名）揭穿。在她口中，老太太是职业乞丐，生活非常富足。她已在此乞讨十年有余，年收入高达20万左右。她并非露宿街头，而是与老伴住在月租房里，远在河南的老家里盖有三层洋楼。
而晓霞右手拄着单拐，称自己遭到暴力对待却没钱手术，甚至能将自己的病情倒背如流。“我浑身好多地方骨折，我的腿右后踝右外踝是粉碎性的，第二、第三腰椎都骨折了，左侧第七、第十肋骨都断了，右肩胛骨后颈椎骨都骨折了，南苑医院⋯⋯好多医院都有我看病的病例。”她没有停顿地说道。
第二天记者再次前往北京站探访时，晓霞换了身衣服，拄拐的手换了一边。
在北京站，这样的骗术，几乎天天上演。然而乞讨者的“江湖之道”，却不止于此。
在北京站四处流动的乞讨人员们，大多身穿棉袄大褂，肩上斜背一个松垮的布袋，手里拿着方便面桶或纸杯。这几乎是他们的“标配”。
为了在这片江湖中生存，乞讨者们要学习必要的生财之道。与展现在人们眼中贫穷邋遢的乞丐形象相反，他们的收入可能高得惊人。他们俯身、低头和苦苦哀求，放低姿态以勾起路人的怜悯。人们或是因为同情，或为摆脱纠缠，有时为他们掏出钱包，甚至抛出大面值的钞票。其次，乞讨者们为塑造穷困的形象，不断将讨要的钱放入随身的布袋，将零散的硬币与纸币留在手中，再接着向路人乞讨。
采取这样的技巧，加以好心人的施善，一些乞讨者在短短十分钟内的收入能达到三十元之多。
除去这些流动的乞讨者，另一部分乞讨者则选择客流量大且流动性强的据点，长期驻扎下来。这些乞讨者们都拥有各自的“辖区”，彼此之间协调领地，互不侵犯。据一位在北京站西侧工作了几年的环卫工人介绍，地铁售票口处的十个通道，分布着四位乞讨者，他们几年如一日地驻守在这里。他们有时起身走动，有时聚头谈笑，十分亲密，但基本的活动范围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分区。
领地内讲究“先来后到”，初来乍到的乞讨者资历尚浅，一旦踏入他者地盘，冲突一触即发。乞讨者称，自己刚来时曾遭到另一乞讨老太太老伴的殴打，后经派出所调解，替他们各自划分了“辖区”，事情才得已解决。
然而在北京站，流浪乞讨人员的江湖，并不为外人所知。对于分散在广场四周的流浪者，旅馆接站人员们只知道他们来了多年。麦当劳的夜班经理对于晚上进店过夜的流浪者们司空见惯，亦不驱赶，这里已成为流浪乞讨人员躲避风吹雨淋的绝佳去处。
北京站东侧的上午十一点半，地铁出站口人流匆匆，一位睡着的乞讨者的手被一位行人不慎踩过，他抬起头，睁开朦胧的眼睛四处张望，皱了皱眉，翻身继续睡下。
京城中心，北京站人流涌动；日转星移，眼看又将是一个昼夜。日趋于视野边缘的“异乡人”，亟待行政法规的完善和公众道德的关注，将他们从漫无归属的人生边界，拉回到社会的进程之中。//107调查


各位读者，晚上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连续推送《107调查》第45期报纸的文章，如果你想看PDF电子版，请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你的电子邮箱，我们将尽快为你发送。另外，我们在图书馆/当绿/拾光书店/外研书店各留下了一小部分报纸，如果你感兴趣就快去拿一份吧，感谢你的支持。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