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点，城市刚刚苏醒，北大口腔医院结束了紧张的一夜。   李思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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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挂号难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即使是在规模如此庞大的北大口腔医院，挂号难题依然严峻。 与巨大的需求量相对应的，是较少的门诊号。供需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挂号难现象的背后还隐匿着“黄牛党”这一存在感极高的群体。对于这类群体，目前的刑法中没有直接可以适用的“罪名”。
 ·  民营医院的数量日益增多，却并未起到分流作用。只有通过规范管理使民营医疗机构健康、正常地发展，维护好正常的医疗秩序，才能缓解公立医院面临的巨大压力。
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四十八期报纸第一、二版。
记者 / 吴昊 李思为 刘梓绚 邱月 林佳凝
文编 / 余悦
十一月中旬的北京，夜里的气温已跌至零下。
晚上10点28分，来自河南的王霞（化名）来到了位于魏公村的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口。为了能挂上第二天的号，她早早地就来到医院等候。金属大门外，人们已经自发地排起了队，这一晚，她是队首的第一个人。王霞称，她已经在这儿排了十多天，而这次，她准备一直排到早晨七点。在她身后，是一支近十人的队伍。这条现在尚为短小的队伍，将在深夜不断壮大。
王霞所选择的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口腔”）于1941年成立，现已成为目前国际上口腔医疗专科服务规模最大的医疗机构，在北京拥有六个门诊部（含急诊部门）。仅2015年一年，其门诊及急诊的接诊量就达到145.3万人次，日均近5000人次，年收治住院病人6700余人。然而，即便在规模如此庞大的北大口腔，挂号难题依然严峻。
供需之间：无法填补的差异
“怎么这么早就得来排队。”
这是家住山西大同的张永兰（化名）对北大口腔唯一的抱怨。张永兰的孙子今年高三，正是奋战高考的关键阶段，最近却患上了口腔囊肿。因为囊肿需要手术治疗，一家人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一天也不能耽误”。前一天六点来挂号没挂上，张永兰和女儿起了个大早，把孩子留在亲戚家，两人四点半就来到了医院。即便如此，她们的前面仍然排着十余人。离正式开始挂号还有一个小时，医院挂号大厅却早已人满为患。开放挂号的四个窗口都排起了长队，从挂号窗口到大厅的正门，每列大约有50个人。
（——六点不到的医院挂号大厅。  李思为 摄）
“我们排不上，对孩子影响多大！我们可以多呆两天，但孩子不行啊。”一谈到孙子，张永兰就停不下话。但面对排队的困难，她也只能感叹，“我们花钱看病，可这钱花得也太难了。”
李万山（化名）是地道的北京人。三点就来排队的他，好不容易排在了队伍靠前的位置。“我从我们家小孩儿三岁开始来，我们小孩儿现在都十三岁了。”十年来在医院为孩子奔走，他积累了不少经验，每次排队都随身携带一张马扎（小型坐具）。接近七点，挂号窗口的白炽灯亮了起来。“我不跟你说了啊，忙着呢这儿！”李万山迅速地收起小马扎，期盼地望着离自己只有几步之遥的窗口。
对于北大口腔来说，这是一个平常的周末。这家享誉全国的口腔医院，即便在双休日只营业半天，却依然吸引着各地的患者奔赴京城就诊。而在工作日，挂号则变得难上加难。“（想挂上）专家号的话必须提前二十四小时（排队），得排一天一夜。”医院的保安师傅常骏（化名）介绍道。每天一入夜，排队挂号的人就陆续来到医院门口。而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医院才会将排队的人依次放入挂号大厅；直到七点，挂号窗口才开始营业。通常情况下，“热门号”在半小时内就一抢而空，排在后面的患者只能悻悻而归。像张永兰那样第一天没挂上号的人并不在少数。有些患者甚至直接留在大厅内等待，期盼第二天能够站在队伍的前面。
陈小天（化名）是北大口腔正畸科的一名大夫，目前是一名在读博士生。对于北大口腔所面临的挂号难题，她也头疼不已。“现在北大口腔医院相当于北京乃至全国的top 1，是最厉害的。病人来自全国各地，非常非常多。”2010年至今，北大口腔持续占据复旦大学主办的“中国医院最佳专科排行榜”中的口腔专科首位，良好的就医质量使其在患者中也颇具口碑，这样的声誉，也在无形之中大大提升了北大口腔的需求量。
与巨大的需求量相对应的，却是少得可怜的门诊号。全国各地几百人前来挂号，但据北大口腔当日数据显示，向患者发放的专家号却仅有26个。供需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大家要看病，最先想到的都是我们医院。来自全国的病人，对应到每个科室这么几个大夫，供需是很不平衡的。”陈小天无奈地表示。
（——开始放号不多久，许多专家号便被一抢而空。   李思为 摄）
北大口腔作为专科医院的特殊性，也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比起普通临床医院的科室，口腔类科室的就诊时间通常要长一些。“比如你要去大临床医院看内科、皮肤科，那种科室问诊不包含操作，只开药，时间肯定短。而就口腔医院而言，不管哪一个分科，主要还是以操作为主，时间肯定比单纯的问诊、开药要长。”事实上，短短半天时间，小天只能看六到八个病人。
网上预约平台的开放也并未让问题有所缓解。陈小天指出，医院的制度要求他们每天要将重心放在当天现场挂号的患者上，如此一来，留给网上预约的号屈指可数。因此，网上预约也必须“排队”。据陈小天介绍，在网上预约挂号的患者，一般都得等两三个月才能看上病。
供需的差距不断拉大，这让挂号变得困难重重。而“黄牛”的出现，则使问题更为棘手。
买卖之下：难以抑制的“黄牛”
在谷歌搜索引擎中键入“北大口腔挂号难”的字样，除了患者之间的牢骚抱怨和经验分享之外，在约 130,000 条搜索结果之下，还隐匿着一个存在感极高的群体。
“北京青草代理挂号合作部”（化名，以下简称“青草代理”）的网站只有一行抬头，北大口腔医院的标志几乎能以假乱真。网站右下角是联系人石头（化名）的电话。青草代理承诺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
“挂哪一天的？”刚了解完病情的石头开门见山地介绍，“我们有四百、五百的号，还有更贵的。副主任不管谁都是四百，主任五百。” 而根据北大口腔网站给出的专家门诊一览表，一个副主任号平均为7元，而一个主任号则是9元至100元不等，超过9元的大多是特约号或是疑难杂症号。
几十倍的高价背后是最原始的代理挂号方式。据石头介绍，病人若想通过青草代理挂号，首先要向“黄牛”方预约，并提前一天将自己的身份证明送到医院。“医院有‘值班’的，把证件给他。”所谓“值班”的，是指在北大口腔门口实际代替病患排队的号贩子。第二天，病人只需要按照约定时间拿号就行了。对于看病时间，石头还提醒道：“你上午不能太晚，太晚了你来了做检查、拍片，医生不给你看了。”如果病人实在无法在前一天出示身份证件，就需要提前用微信转一百块钱的押金，并在第二天早上六点到医院，与彻夜排队的黄牛“交班”。
关于如何解决实名制的问题，石头并不担心：“挂号都是保安和警察查，他们都是随便查查。（只要）挂出号了谁也不管了。”
对此，陈小天则表示，医院对于“黄牛”并非坐视不理。“我们医院都是实名制挂号，我们医生开复诊条也都是要开实名的。” 陈小天介绍，医院挂号一般有两重核验，挂号的工作人员先核验一次，医生“也会再问一遍”。但在她看来，这些措施的实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说黄牛拿着别人的身份证，你怎么抓呢？” 医院的保安也表示，“（号贩子）到哪儿都抓不完。他们号贩子天天换人，（我们）都不认识。”
对于“黄牛”，很多病人也束手无策。“这种事，真的是有需求才有市场。”第二次来医院彻夜排队的唐丽（化名）说。此外，她还分享了自己之前在其它医院的经历。“之前我妈来看病，排队死活排不上。你是外地来的，又不是长期住在这儿的，要看病就只能买他（指号贩子）的。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市场就此形成。但这片市场也并不是规范有序的。据石头介绍，北大口腔门口存在着不同派别互相竞争的“黄牛”。“（他们有些）不是医院的‘黄牛’，而是‘打游击’的。”这些“黄牛”和像青草代理一样的代理组织不同。他们单独揽客，还可能被青草代理这样的“黄牛”组织找麻烦。“他都是悄悄接客的，不敢让‘医院黄牛’知道。”石头笑着说。
病患有需求，院方没办法，“黄牛”在这样的条件下迅速发展，隐匿在互联网中的号贩子混杂在每夜排队的人群之中，无声无息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
医患之间：无力承受的重负
供需间的不平衡，号贩子的不可控，让挂号难成为了北大口腔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排队挂号引起患者间及医患间冲突的事件也屡见报端。面对庞大的需求和有限的供应，小天直言：“医院没有什么办法的”。
“很多问题不是我们引起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作为医生，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陈小天而言，她的本职工作，是工作日全勤，外加周末至少一次的出诊。但作为博士生，她需要留出学术研究的时间，所以她只得将自己的出诊时间压缩至半天。这样一来，一整天的工作量根本不可能在半天内按时完成，加班成为家常便饭。
高强度的工作并未有效缓解供需压力，北大口腔依旧人满为患。在陈小天看来，问题似乎不出在供应环节。多次奔赴美国、日本等国交流的她发现，就自己所在的口腔正畸科而言，一方面，国外医生工作量相对轻松，该领域内的医学技术却不比国内发达；而另一方面，国外医生的薪酬待遇和社会地位又远高于中国。从医疗资源的角度考虑，这些国家的供应效率低于国内，而供需压力却没有国内的大。
因此，陈小天认为，压力更多来自需求环节。跟国外相比，国内公立医院的价格十分低廉，这也成为了公立医院的患者数量居高不下的原因。据她介绍，公立医院收费的门槛，并不是医生这个群体能够决定的。公立医院在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还远远没有达到市场化。小天表示：“公立医院现在压价压得很厉害，不能让你（指公立医院）收费太高。中国所谓的看病难、看病贵，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你要去了国外才真的知道什么叫看病难、看病贵”。
与此同时，民营医院的数量日益增多，却并未起到分流作用。民营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与参差不齐的医疗质量，令患者不得不在民营与公立医院之间做出权衡。民营医院无法报销、地方医院设备缺乏等，也是部分彻夜排队的患者最终选择公立医院的理由。 “现在外面的诊所水还是很深的，各种人都有。”陈小天说。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的王文华老师对此表示遗憾：“实际上在很多国家，民营医院是能起到很大的一个平衡、补充的作用的，可以用来填补和满足市场中百姓对医疗的需求。”她认为，只有通过规范管理使民营医疗机构健康、正常地发展，维护好正常的医疗秩序，才能缓解公立医院面临的巨大压力。
医生面对供需间的落差无奈而无力，而诸多患者也在艰难的权衡下最终选择涌进医院通宵排队。医患之间的供需差距似乎陷入了一个群体之上、无人调和的僵局。供需博弈之中，唯有“黄牛”渔翁得利。而对“黄牛”的监管，也存在着令人尴尬的灰色地带。
“对于‘黄牛’，刑法没有直接可适用的罪名。”王文华介绍道。我国现行刑法227条中规定了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及倒卖车票、船票罪。然而，号贩子倒卖的专家号，既不适用前款伪造或倒卖伪造票证的情况，也不属于后款的车票、船票。唯一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只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第23条对扰乱单位秩序，致使医疗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情节有所规定。但王文华同时也认为，按该法处罚，力度太小、太轻。“予以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予以500元以下罚款，（这些惩罚措施）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难起到威慑作用的。”
与此同时，王文华对“冒牌黄牛”的问题也有所担忧。据她介绍，原则上，对售卖假冒专家号的号贩子，可以以诈骗罪论处。但刑法对于诈骗罪的追诉标准依地区而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受害人被骗金额达到三千元左右时可以追诉。“（然而）诈骗一个被害人，一般就是几百块钱，这样就很难直接按刑法维权。”选择非官方途径购买专家号的患者，如果遇到类似事件，很难真正受到法律的保护。
除了立法层面的缺失和执法效力的不足之外，王文华还认为，相关监管部门的不力监管， 网上预约挂号系统与火车票订票系统相比不具有统一性等原因，都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挂号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整体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需要未来增加立法予以完善规制。”王文华总结道。
供需带来压力，买卖催生市场。面对挂号难题，病患与医生同样承受重负。一方在别无选择中通宵无眠，另一方又因无能为力而步履维艰。在艰难求解的道路上，医患双方都在期盼一道曙光，为这见证了无数等待的漫漫长夜画上句点。
美 编 丨 李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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