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4日，诗歌朗诵会暨首届北外国际诗歌节人员合照。彭龙（中）、李雪涛（前右一）、顾彬（前左五）、张依滔（前左三）、薛庆国、汪剑钊、王家新（二排左三至五）等学者、诗人出席活动。       北外全球史研究院供图）
记者丨林星宇 古    典
文编丨张嘉航
9月24日，在“乡音：诗人的故乡在哪里”诗歌朗诵会暨首届北外国际诗歌节上，中国、日本、西班牙、瑞典、马来西亚、罗马尼亚和德语国家的13位诗人各自用本国语言朗诵了个人作品。一时之间，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俨然成为“诗歌巴别塔”。
据《创世纪》记载，大洪水劫后，上帝以彩虹与人类约定，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此后，人类都说同一种语言。为防止悲剧重演，他们计划联手兴建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上帝发觉自己的誓言受到怀疑，便分化了他们的语言，使其不能相互沟通，人类也从此各散东西。
在宗教艺术中，这座半途而废的“巴别塔”（Tower of Babel）象征着人类的狂妄终将导致乱局。而对于从事诗歌创作与翻译的人来说，筑塔是注定无法逃脱的命运。阿多尼斯（Adonis）、顾彬（Wolfgang Kubin）、张依蘋（Chantelle Ee-ping Tiong），这些有着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诗人或译者，似被流放，却乡音不改。
“诗歌巴别塔”
据诗歌节策划者、北外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回忆，这次活动源于去年12月顾彬生日聚会上王家新的提议。顾彬是德国汉学界知名学者，现为北外特聘教授，兼有汉学家、作家、翻译家等多重身份。他个人最珍视、也往往被忽略的，恰是诗人身份。
王家新被视为近三十年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诗歌翻译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认为，北外作为一所拥有多语种专业的大学，本来就应成为一座“诗歌巴别塔”。“北外曾有王佐良这样的诗歌前辈，也曾涌现过像高兴、李笠、王伟庆、树才、金重这样的学生诗人和译者，”他说，“你们这些外语大学的学生，如借用乔治·斯坦纳的说法，本来就是‘巴别塔的儿女’。”
李雪涛说，未来的北外国际诗歌节不仅可以沿用设定主题的形式，还可能以某一国家、民族或语言为当届诗歌节的“主宾”，尤其是如波斯、印度等拥有诗歌传统，却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民族。“不一定凸显他们，而是让他们发出声音来。”
“人类的历史命运和我们的当下处境，都使对翻译的深入探讨和实践显得更为必要。”诗歌朗诵会当日上午，王家新在“诗人作为译者”中外诗人座谈会致辞中如是说。
诗人作为译者，翻译的不只是从源语到目标语的具象文本，而且会把现实视为一种“未知语言”，将世界用诗性的语言加以诠释和呈现。
“译者用自己的情感，对世界的认识，重新建起了人类沟通和理解的巴别塔。”在诗人、翻译家汪剑钊看来，人际交流和创作本身即是翻译。“现实世界里的一朵花，一片水域，一旦进入诗人的笔下，一定不是它们原先的状态，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
而顾彬对翻译有更苛刻的理解。两年前，他获得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Johann-Heinrich-Voß-Preis），这是德国最高荣誉的翻译大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翻译的北岛、欧阳江河、翟永明、王家新等当代诗人作品及鲁迅散文在德国大量出版。“翻译不一定是再创造，是创造。”
“欧阳江河说，通过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才是完成的。现在有不少人说，我的德文翻译，比中国诗人的原文好得多。”顾彬对中国文学评价之犀利一以贯之。“中国诗人他们不懂翻译，中国看不起译者，我认为这是最要命的。”
10月28日，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诗人阿多尼斯访问北外，与在场数百名观众展开了一场题为“寻找世界的诗意”的思想对话。阿拉伯学院院长薛庆国教授是其诗歌的中文译者。阿多尼斯中文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自2009年出版以来，已再版15次。
“这首先归功于伟大的汉语，然后归功于译者，最后才可能跟我的创作有一点关系。”85岁的阿老谦和地笑着。“一切翻译都是叛逆，”他引用这句古希腊的老话说，“历史经验表明，一个人为了更加忠诚，是有必要尝试叛逆的。叛逆有时候意味着更高层次的忠诚。”
“在阿拉伯国家，今天的阿拉伯语已经堕落了，而且面临着很多危险。”阿多尼斯对此深感遗憾，并由此推而广之，认为翻译意味着人类未来的文化，未来的文化将建立在翻译之上。他对在场的北外人说：“你们学习外语，学习翻译，就掌握了未来的文化。”

（—— 10月28日，阿多尼斯（中）与薛庆国、树才（右一，北外校友、诗人）在北外与学生作现场交流。       林星宇 摄）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祖国是一种乡音 /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 听见了我的恐惧/ 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今年的北外国际诗歌节的主题“乡音：诗人的故乡在哪里”由顾彬拟定，他的灵感就来自北岛的这首《乡音》。
“我们的故乡在哪里呢？给谁写呢？为什么还写呢？也可以不写，对吗？可以多喝酒，多吃饭，什么都不做，都可以。”这是顾彬式的严肃自嘲。“但我们老考虑到人类，老考虑到中国，还是要不断追问，不断写作。一个没有诗人的国家很快会衰亡，真的。”
“我们诗人，虽然有声音，但是没有故乡。”顾彬1945年生于德国，70年代来到中国学习中文。他是极少数能用中文撰写散文的西方学者之一，在《南方周末》《羊城晚报》等数家中文报纸上都设有专栏，但诗歌创作始终坚持使用德语。今年70岁的他从16岁开始每天写诗。“如果我不写诗，我生病。”
顾彬说，自己写散文时故意用最简单的中文。“这个方面上，我可以说是模仿宋代的学者，因为他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写出最深刻的哲理。因此我用中文写散文的时候，理想是宋代清淡的美学。”但在德语写作中，顾彬用的是最复杂的德文。“德语的基础是拉丁文、希腊文、法语，因此每一个字会有很长的历史。我把字写下来，每一个字的历史出来跟我对话。”
作为译者，他也恪守着翻译界的“十诫”（Ten Commandments）。“其中一条我们认为，译者只能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他的母语，这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他认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不是前99.9%，而是最后的0.1%。“这是诗意。这个（不管是）中文还是德语，不是母语的人，是翻译不出来的。”
精通法语的阿多尼斯同样坚持用母语阿拉伯语写作。他生于叙利亚，现旅居法国。他早有诗云：“我真正的祖国，是阿拉伯语。”
十月末在北外的活动中，阿多尼斯把法语称为自己的“父语”，是文化的语言；而母语是他出生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是身体的语言。“一个人只有一个母亲，但可能有好几个父亲。母语是一个人与自己身体贴得最近的语言，只有母语才能成为一个诗人的创作语言。”
如薛庆国评价，正是苦难将阿多尼斯与他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我坚持要用阿拉伯语写作，我要用巅峰时期的美丽的阿拉伯语写作，以表达我对阿拉伯语之美的忠诚，以反抗文化、语言的堕落。”阿多尼斯的话犹如宣言。
然而，对于70后的马来西亚华裔诗人、译者张依蘋来说，创作语言的壁垒似有还无。张依蘋祖籍福州，生于马来西亚婆罗洲的诗巫，五岁开始在这座号称“新福州”的城市同时接受马来语、英语、华语正规教育。这次诗歌节上，她朗诵的是自己的两首三语组诗。
2005年，张依蘋开始接触德语。五年后，她把自己翻译的15首顾彬诗作或补足或编排，出版了一本德、中、英、马四语诗集《白女神·黑女神》。这60首相对独立又互相协调、互相衬托的诗让张依蘋“累坏了，做到脑抽筋”。
“也许在马来西亚，我不以正常（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是某种意义上的变种，不要求自己在一个主流思考之下，愿意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张依蘋说，朗诵会后当李雪涛评价她使用中、英、马来语的感觉都有如母语时，自己几乎要像婴儿一样哭出来。“在诗歌这一块，我有三种母语。”
“有家可归的流浪者”
张依蘋说，母亲和父亲在近三到四年间相继过世后，她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很深的反省。过去她坚持用中文在笔端写诗，但近三年会容许自己用其他语言来自我表达，也习惯了面对电子屏幕创作。“这个过程，我把自己生下来”。
在张依蘋眼中，父亲是一个出走的少年中国。当父亲往生在另一岸，她重新省视自己，这个“被父亲丢在热带的生命”。“他十多岁出去（到马来西亚），那我一直很理所当然地觉得，我也是具有中国文化身份的一个人。”父亲离世后，她发现要以一己之力重建身份认同。“我以前仿佛在那边摇摆，我到底是属于中国多点还是马来西亚多点。”
此前张依蘋的文化心理更倾向中国，但父亲认为自己属于马来西亚，要活于兹葬于兹。父母过世后，张依蘋不习于扫墓，而是把办公室的两个天使摆件作为寄托。“父母还在的时候买的，后来我就放那边，当作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我就不去扫墓了，我纪念他们就用那两个天使。”
这些年，张依蘋一直在酝酿自己，整理自己的马来西亚身份，终于到了一个成熟的、可以剪断脐带的阶段，“很神秘也很可怕”。“那我终于很笃定地确认了，从学术开始，我作为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接着是我作为华裔马来西亚人的身份。”
如今，张依蘋意识到，自己面对两个国度时，既是自己，又是别人。“我觉得我也是印度人，也是马来人、华人。我是马来西亚所有族裔里的所有人，我觉得我都接受他们，我也希望活出这所有的自己和他者。”
大抵吾心安处即故乡，但对一个有批判精神的诗人兼知识分子而言，也许毕生都是寻根漫途。正如李雪涛所言：“诗人还是苛刻的，对于他一切的追求，他要到达一个极致。”
德国评论家萨托留斯（Joachim Sartorius）曾撰文称：“顾彬是一位有家可归的流浪者，无论在波恩、北京、耶路撒冷或维波斯多夫，他都有一种流亡者的陌生感……（他）要以一种压抑的、不完美的美学来适应这个日益空虚的世界。”对此，顾彬说：“我恐怕，我们诗人们唯一能回去的家，是艺术史，或者说艺术。”
“我跟着屈原来写诗。”顾彬有一本德文诗集，名为《新离骚》（Das neue Lied der alten Verzweiflung，2000）。他以德国的屈原自比。“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出发，但是我们不能得到我们想得到的。屈原想去天上找，但是他上不去，于是他就在天空与大地之间停留，在那里看大地，看天空。我也是这样一个人，在中间。”
上世纪60年代末读到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之前，顾彬在德国学习神学。因为这首诗，他开始学习汉学和古代汉语。顾彬认为，“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是一个哲学、神学问题。“我们看一个朋友坐船，如果他在大江中失踪的话，那么他还在吗？我们有什么能证明他还在呢？我们怎么知道他还会回来呢？”
“现代神学（modern theology）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上帝是隐藏的，我们看不到他，也可能听不到他，他真的不在吗？”顾彬说，人的生活都是如此，受看不见、听不见的事物影响，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认为他还在”，但是无法证明。
转攻汉学多年后，顾彬依然说自己的慰藉是“in the heaven, in the Bible”（在天堂、在《圣经》中）。“我们可以从缺席（absence）来看这首诗。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充满了缺席的，但我们相信某一个人会再来，我们会跟他约好。”
巧合的是，讲述阿多尼斯生平的一部纪录片，恰好名为“Land of Absence — Meeting Adonis”（《缺席之地——遇见阿多尼斯》）。从大马士革到贝鲁特，从巴黎到世界，阿多尼斯写道：“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
而在十月末的北外，他借用一句阿拉伯古诗说：“我把我的身体分割成许多身体，散落在叙利亚活着的和死去的一切身体上。”
“孤独是一座花园，/ 但里面只有一棵树。”阿多尼斯的一则短章写道。
阿多尼斯的母亲已届107岁。在他的印象里，母亲总在田头、草地或树木旁。“所以不论身在何方，只要看到自然，我就想起我的母亲”。
而顾彬父母早年离世。“出生以后我是孤独的。我都是一个人”。 他也爱自然，峨眉山、五台山更是“可以一个人过日子的”。他爱中国的诗歌、绘画和花园，但与70年代相比，今天车流不息的苏州街让他觉得很可怕。
“不谈诗歌的话，”顾彬说，“我的故乡在我的弟弟、孩子那里。”
“我的故乡不是地理上的，整个人类是我的归属地。”阿多尼斯说。//107调查
美编：于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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