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房村，一位妇女买菜回家。路边，一块废弃的白色木板靠在电线杆上，上面写着“中国梦”三个字。       史圣园  摄）
记者︱史圣园  任倩  周倬睿 
            李思为  郝蕴  欧阳玉红
文编︱
孙洪淼

城中村，是围留在城市中的村庄。
在这里，乡村社会形态与城市现代生活相互交织：房屋街道逼仄排列，但拥挤的巷子外，公共交通方便快捷；邻里关系彼此紧密，人们却不再以耕种为生，转而投身于服务、零售业。
但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它与光鲜的都市休戚与共，却难以相融。它藏污纳垢，是“卫生死角”；电线密集凌乱，悬挂在头顶上方不足一米处；生活垃圾随意弃置，气味令人掩鼻；街边食品小摊前人潮密集，煤灶烟尘中喧嚣涌动。
然而，当摒除偏见，走入深巷，城中村的另一面才缓缓铺开：喧腾、包容、市井人家的和睦温暖。
牛大卫是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的硕士，走访过深圳岗厦村、皇岗村、福田CBD城中村，广州上沙村、下沙村，福建罗湖村等城中村，参与实地调研，并将南北方的城中村进行比较研究。
对于城中村的成因，他解释道：“简而言之，就是村庄耕地被收走后，剩下的宅基地被城市包围，形成了城市中的农村聚落。它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北京市海淀区现有11个城中村，同为高密度、高流动性的矛盾空间。
“蚁居部落”：廉价的城市空间
《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土地均为国有。而城中村的土地是村集体所有，因而不是法定意义上的城市土地。
“缺少城市土地的法律地位，也就缺乏城市应有的公共服务，这里土地成本要比城市低很多。”牛大卫说。
老旧的生活设施（没有供暖设备、天然气管道、独立卫生间）与逼仄的生活环境，也使得城中村房屋租金低廉。此外，这里的物价也远低于城市平均水平。
朱房村位于北京西北，海淀区五环开外，毗邻京包铁路线。在这里，不到十块钱便足够饱餐一顿。巷子两旁理发店、杂货铺和小餐馆等商铺，以及门口摆摊推车的小商贩，为居民提供着廉价的便利。
大部分原住民已经迁出，变身“食租”阶层。但对于一无所有、只身来到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朱房村是再合适不过的栖身之地，也是他们可以负担得起的梦想成本。
“作为城市中的低成本空间，城中村为低收入者提供了一处相适应的归所，成为衔接农村（或小城市）和城市的踏板。”牛大卫说。
朱房村46号的房东黄霞（化名）今年70岁了，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北京土著”。她的院子有200来平米，住着来自安徽、河北、河南的七户人家。“留下来是因为我打小儿在这儿长大，对这一片房子有感情。但女儿们不愿意在这住。”
黄霞指着门外的街道，“到了上下班的点儿，巷子就被人塞满了，街上堵得很厉害。”她摇头，“水电坏了没人管，附近环境比较脏乱差。”
“平时我和老伴住在楼房，白天就在这看看院子。租户都挺好的，他们有时大意，人走了也不记得锁门，我在这里还能照应下。”南院的一间房门半开着，里面布局简陋，家具只有一张大床。墙上贴着一张孩子的艺术照。“住在这儿的是一对夫妻，孩子在安徽老家给老人看着。”
朱房村里大多数都是长租户。黄霞说，时间长了彼此也都熟悉，没必要收太多租金，每月也就几百块。
住在南院的李红（化名）来自安徽安庆，跟女儿、儿子、儿媳合租了两间房。绿色木门上，红色的“囍”字十分醒目。不久前，她的儿子刚刚结婚。
“我在北京做保洁工作，一个月能挣2000多。除了老人和小孩，家里人基本都出来了，我女儿都在北京呆了9年啦。”
李红的女儿和儿媳在里屋。家具看起来有些年头，一桌一床，装饰简陋，但不乏温馨。一台新电脑摆桌上，两个年轻女孩正观看着《我是歌手》。对于工作现状，她们不愿过多提及。
邻屋的小郭（化名）是河北衡水人，当初和老乡结伴来北京闯荡，在朱房村一住就是十余年。在北京找不到兼职时，小郭就回到张家口，做“个体小商户”，卖些吃食。经常回到朱房村，是因为媳妇在北京。“她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就是累，每天都早出晚归。”
拆掉、搬迁、整改的消息不时传来，但截至目前，朱房村还没有收到官方改建通知。
“我盼着赶紧拆，分到位置不错的回迁房。”黄霞说，“但租户们该去哪儿呢？”
有的租客对整改政策并无所谓，打算这里拆了就再找别的城中村住；有的则忧心不已。“实在不行再往北找找。”小郭说。
黄霞说，朱房村一房难寻，她的房客几乎没断过流儿。
同在海淀区的圆明园东里城中村和中关村南路城中村，也是相似的状况。
“一个月1500左右。现在好多（房子）都由二房东包了。”中关村南路的一位租客介绍道。大部分原房东业已迁出，很少回来照看房屋，即使发现转租，也不愿劳心费神加以制止。此外，即使多次转租后，城中村的房租仍比楼房低廉。这样一来，即使法律禁止转租，二房东却成为普遍现象，得到了原房东和租客的默许，鲜有人举报，使得治安人员也无从管起。在城中村，三房东、四房东也不甚罕见。
近年来，随着北京城中村改造的进程加快，八家村、唐家岭都先后拆迁。作为北京仅存的几处城中村，这些廉价的城市空间显然成为稀缺资源，供不应求。“十多年前一个月才两三百块钱。北京是个金地儿。”李红感叹。
民间公益：艰难前行的梦想
在朱房村这个廉价的蚁居部落里，一些草根公益组织悄然扎根生长，为主流视野外的这方土地带来生机。
圆明园东里有十几家复印店，店主多来自湖南新化。他们举家来北京打拼，无暇照料孩子。孩子们通常在街道上嬉闹玩耍，大一点的会帮店里料理生意。

（—— 圆明园东里城中村，复印店小姐妹在篮筐里玩耍。       周倬睿  摄）
相比之下，朱房村的孩子则幸运得多。黄霞家不远处就是“新世纪梦想图书馆”。简陋的红色塑料板照片上，八个白字十分醒目；墙壁上贴着曾支持图书馆建设的基金会和爱心人士的名单。
图书馆只有两个房间，一个图书室兼活动室，和一个办公、储藏的房间。一些年轻妇女聚集在门口等着接孩子回家。
不大的房间里，二十余个孩子围坐在白色长桌旁，听志愿者讲课。他们身后的一排书架上塞满了各类读物和练习题。
办公室里有更多的藏书，只不过已书角泛白，书边卷起。绿色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字帖，“身无半亩忧天下，斗室文化济苍生”。
馆长王毅介绍，图书馆现存的图书有8000册左右。一部分是他和其他学校负责人的个人藏书，其余来自社会捐赠。2004年，北京慈福行动组织为图书馆添购了书架。
王毅是新疆人，也是个老北漂。他在北京开办了自己的幼儿园。
2005年成立之初，图书馆是隶属于原新世纪打工子弟学校的校内图书馆。2006年7月，新世纪学校遭取缔，理由是“未办理办学许可证，条件不合格，违法办学”。随后，图书馆搬到朱房村，成为一家公益性社区图书馆。
“现在除了图书的阅览、外借、租赁，我们还设计了中小学生作业吧、文化讲座、优秀影片放映等活动。”王毅从抽屉里翻出课表向记者展示。
这里不仅是图书馆，也是朱房村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为孩子们提供了一汪精神的水源地。
13日下午，图书馆放映了宫崎骏的经典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四十多个孩子前来观看，坐满了整个房间。“看完后，他们想到了战争，想到了帮助别人，想到了社会公平……都是很棒的想法。”志愿者小江说。
“活动是免费的，报名的人很多，尤其是周末的观影活动。”王毅介绍说。“周末会有一些学生和在职志愿者来到这里组织活动，但平时还是很缺人手。”
“图书馆的房租、水电费每个月要五千多块，幼儿园那边的收入很多要拿过来补贴，想要维持下去也很难。”王毅面露难色，“希望能够有更多来自社会的支持，我们最近在考虑申请一个众筹项目，但还没有着手做。”
“我家里的三个孩子都愿意来这里，有书读、有电影看，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平时忙着工作，没时间看管他们。”一位孩子家长对记者说。
除了新世纪梦想图书馆外，活力社区也是服务于流动儿童的公益组织。它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于2006年成立，现有北京的东坝中心、黑桥中心、朱房中心、西店中心和上海的新安中心。
莉宁（化名）是朱房中心的工作人员，她介绍说，周一到周五中心会为附近一至六年级的流动儿童提供兴趣班，包括卡通画、职业规划、模型制作等。这里的志愿者大多是经过选拔和培训的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也与活力社区进行着长期的合作。
“大家一起备课，也讨论如何更好地与孩子们相处，建立起信任和友情。”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活力社区会根据孩子们的年级分班，每班人数在十名左右。
小邓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活力社区做了两年志愿者。“有的孩子很淘气，也有的是学霸。我一开始就让孩子们知道这是个严肃的课堂，立好规矩，但毕竟是孩子，有时候控制不住。和孩子沟通是门很大的学问，到现在我偶尔也会忽略个别学生的感受。”
“比起课程，志愿者能做的更多是引导好习惯，比如不说脏话，做错事要道歉之类。”
小邓很想陪孩子们四年，也想知道自己可以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改变。
受到户籍制度、社区复杂性和家庭状况的影响，城中村的孩子们很难拥有优越的教育环境。但朱房村的活力社区和梦想图书馆，让孩子们距离公平的起跑线更近了一些。
“大杂烩”：泥淖中的众生共荣
“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理由拒绝多样性。”《南方都市报》出版的《未来没有城中村》一书中曾如是写道。
“城市与乡村混搭，让房屋造型不统一、街道铺设随心所欲、电线水管往往露天铺装、店铺装修也较为简陋。”牛大卫说，“虽然建设成本低，但居民却无法享受城市之美。”
圆明园东里城中村的垃圾随意弃置路边，夜晚一不留神就会踩到地上的果皮、菜叶、蜂窝煤渣，空气中也充斥着一股垃圾久置而发酸的味道。
朱房社区的环境比之前已有很大改观，活力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至少现在的垃圾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管理”。街道上摆放着三个蓝色垃圾桶，以便垃圾分类，但居民们往往没有这个意识。桶里满溢出的垃圾袋，花花绿绿；渗出的液体洇湿了桶旁的土地。“生活垃圾多，扔的哪儿都是，每天能拉六、七车。”一位在朱房村居住了将近60年的老人抱怨，“没人付出精力改善这里的环境，都是‘凑合过’的态度。”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传统社会里的道德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公共空间则无人问津。城中村的居民大多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想法：租客把这里看做一个暂住地，不愿费心打扫；房东也不愿担负这个责任，一心食租。一来二去，环境问题处在了责任的真空地带。
杂乱感，也体现在居民的构成上。住户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重超过10:1，加之转租等因素，城中村的居民流动性很强，构成较为复杂。
而城中村的包容性也源于此。同样漂泊异乡，生活上相似的困窘很容易让彼此引起共鸣。“虽然条件差了点，但这里给了我家的感觉。”小郭说。
城中村留存着乡土社会中稠密的人情关系。“住得久了，情感也生了根，有什么事情在院儿里打个招呼，彼此也能相互照应着。”黄霞这样描述她家租客之间的关系。“晚上有时还一起在院子里吃饭呢，我给他们做。年轻人不太会做饭。”
至于城中村形成的原因，相关理论不一而足。但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城乡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制度真空和法律法规的落后，则是学界公认的成因。
但另一方面，牛大卫认为，城中村与正规城市土地的空间供给、公共服务提供形成了明显的二元体制，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发展中公共服务的缺失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对城市发展也是拥有一定意义的。
2011年，《南方都市报》编著的《未来没有城中村》一书中，曾提出一个令人缄默的诘问：“脏乱、逼仄、阴暗、不体面，这是城中村；鸡犬相闻、宗亲血脉、低成本生活，这也是城中村。看起来千篇一律的城中村，却生活着一个个不同的个体。没有了城中村，我们、他们、你们，将何去何从？”
泥淖中的众生共荣，终究不会是故事的结局，它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中间产物。城中村居民质疑着混乱、矛盾、制度真空，也期待着公平、稳定、和谐与富足。//107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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