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者搬运养殖鱼进行放生。   李建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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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物种在中国水域中没有天敌，凭借其强悍的捕食能力和繁殖能力“独霸一方”，给本土水生物的生存带来不小的威胁。那些盲目放生的善男信女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善行”，很可能是放生地的本土水生物的梦魇。
 ·如今，野外放生的鸟兽几乎全部是捕猎得来，其中大部分都是非法盗猎，放生者怀着一腔解救生灵的热忱买下它们，却进一步刺激了地下捕猎的行为，甚至出现了“捕猎—放生—再捕猎”的恶性循环。
 · 无论是否有宗教信仰，无论是心怀慈悲还是积攒功德，人们都应该对自然存一份起码的虔敬之心，不肆意干涉，不人为破坏。否则，即使时时放生，那颗“菩提之心”沾染了功利的灰尘，也再难如“明镜之台”了。
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四十九期报纸第七版。 
记者 / 仇双 陈戈戈
文编 / 古典
2016年7月，百度贴吧一楼主“风水布局”和他的两位好友将两辆装载了700斤田螺、100斤泥鳅和68只甲鱼的电动三轮车停靠在湖的岸边，并开始向湖中“一把一把”地扔田螺。在这一放生贴的900多条评论中，满是一片“随喜赞叹功德无量”的附和，但也不乏“人傻钱多”、“破坏生态”、“已经报警”等等批驳之声。
（——“风水布局”和他的两位好友在湖边进行放生活动。  图片来源网络）
放生行为古已有之，其根本思想基于佛教因缘果报、众生平等的系统理念。佛教倡导彻底戒杀，积极护生放生，并制有相关戒律与放生仪轨（礼法规矩），由历代高僧带领并指导放生工作。
近十年来，“放生”这个字眼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一方面，放生的益处在各贴吧、论坛和微信公众号上被大肆宣传，“升官发财”、“消灾解难”等词被一再强调；另一方面，放生的种种乱象又时常见诸报端，放生似乎成为了被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捆绑的恶意行为。
外来物种入侵：杀戮就在放生之后
事实上，放生不只限于佛教信众，政府部门和相关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也会不定期地进行生态放流。据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及水域生态专委会野外项目组成员周佳俊介绍，专业放生的核心是让物种回归其原始的栖息地或者适合其栖息的地域，这一过程首先需要对放生地进行科学的调查评估，得出放流的种类与数目，之后再选出健康且拥有野外生存能力的动物，在合适的季节、天气和时间段进行放生。这样做有利于生物的增殖，在维持物种多样性的同时，也为放生地带来经济效益。
和严谨繁复的专业放生程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一些民间组织或个人在未对投放地进行考察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投放动物的放生活动。在过去，放生还只是个体行为，一般只是小规模地放生本地区生物，对自然生态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近些年来，随着贸易的发达，放生者们开始选择生命力顽强的外来物种进行放生，且放生的人数规模也愈发庞大，因而滋生了一大批放生组织。这些外来物种在中国水域中没有天敌，凭借其强悍的捕食能力和繁殖能力“独霸一方”，给本土水生物的生存带来不小的威胁。那些盲目放生的善男信女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善行”，很可能是放生地的本土水生物的梦魇。
周佳俊告诉我们，经过几年的宣传，不少人都知道乌鱧(黑鱼)是掠食性生物，放生者们很少再选择它，如今在放生群体中比较流行的是革胡子鲇（埃及塘鲺）和克氏原螯虾（小龙虾），但它们也都不是中国的本土物种，且都是生命顽强的掠食者，一旦繁殖扩散，就会对水域的生态平衡造成破坏。
而这，并非没有前车之鉴。近十年前，拥有远高于本土生物的繁殖和捕食能力的罗非鱼和巴西龟被放生者在我国投放，经过大量繁殖的罗非鱼现已在南方泛滥成灾，而巴西龟的数量也多到了不可能完全清除的地步。它们的入侵对我国水系产生了巨大影响，造成原产鱼的数量急剧减少。
那么，外来物种与原生物种又是如何界定划分的呢？中国渔业协会常任理事，两江原生公司创始人张志钢解释说，外来物种不能简单地按照国家来区分，而要按照生态系统来划分。有时，因生态系统的不同，跨地域的放生行为（比如把东北的鱼放至海南），可能也会造成外来物种入侵的严重后果。云南的一些高原湖泊，曾因放生以及养殖的缘故引入了一些低海拔地区的经济鱼类，例如草鱼，这些经济鱼类吃光了滇池的沉水植物，导致了滇池蝾螈的灭绝。而在鳙鱼(胖头鱼)被引入之后，原有的与之食性相近的大头鲤因为捕食能力较弱而渐渐灭绝。同时，大头鲤还遭受着基因污染，杂交鲤随处可见。“最好的规避方法就是让生物待在它的原产地，不对原本没有这些物种的地方造成危害。”张志钢这样说。
产业循环链条：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也
清明前后，在江苏省靖江市时代菜市场经营着鱼摊的朱女士表示近期收益颇丰，已有不少放生者陆续向她购买了鲫鱼、黑鱼来进行放生活动。而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都会有固定的几位佛教信众前来收购新鲜活鱼，每次购买金额从30元到100元不等。买鱼时，他们都会告知朱女士下次买鱼的种类和数目，而朱女士则会按照他们的要求去批发市场进货。
按照放生者的要求，朱女士每次都会选择“体型好、鳞片光滑、存活率高”的鱼。尽管如此，朱女士仍然对放生鱼的存活率不太乐观：“经过装车程序，又一路颠簸，再加上批发市场的鱼都是鱼塘高密度饲养的，很难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真正活下来的不足三分之一，到了夏天，鱼的鳞片缺损处感染，鱼易生水霉病，死亡率又更高了些。”不仅如此，朱女士还说，在信众放生后，常常有附近居民前去捕捉，因为所放生物反应相对迟钝，被捕上岸是常事。
这种“预订式放生”的行为在北京也并不少见。北京以戒为师放生协会会长亲博（以下简称“会长亲博”）对此行为十分反感：“预订式放生只能叫‘做生意’。”买卖催生市场，因为放生者的提前预订，必然就会造成批发市场的鱼的大量输入，追根溯底，就会导致对鱼的大量诱捕。”
（大量泥鳅、鳝鱼被信众倒入河流       图片由周佳俊提供  程国龙摄）
“不正确的放生才会产生产业链，正确的放生是产生不出产业链的。” 谈及此，会长亲博情绪激动，并介绍，当下北京大量的放生者选择泥鳅作为放生生物，是因为泥鳅“好活”，并且相同的花费解救的泥鳅数目更多。“放生的本义是救急，现在佛教信众中普遍存在着错误的概念，认为放生‘数量越多’‘鱼越鲜活’，功德越大，这和放生即救命的本义是相背离的。真正的放生，功德不在于数量的多少，即使以高乎寻常的价格从贩卖者那里买来一条鱼，也是慈悲心的彰显，如果经过计算，觉得不如买泥鳅来得多，于是见死不救，这就是的错误放生。”
会长亲博组织创办的以戒为师放生协会一直保持着“不定期”、“不定地点”的买生原则，他们在摊贩们没有提前增加进货量的前提下强行将鱼全部买下，如此，就会导致市场当天鱼产品供应瘫痪，切实减少了周围居民的购买和摊贩的杀生行为。他坚信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达到解救生灵的目的。
“预订式放生”刺激了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而据周佳俊介绍，这条产业链内涉及的犯罪行为已经屡见不鲜了。
如今，野外放生的鸟兽几乎全部是捕猎得来，其中大部分都是非法盗猎，放生者怀着一腔解救生灵的热忱买下它们，却进一步刺激了地下捕猎的行为，甚至出现了“捕猎—放生—再捕猎”的恶性循环。“在经历了捕捉、运输等过程的折磨，这些鸟兽基本上就是放生即死。”说及此，周佳俊有些愤愤。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于2017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新法特别规定，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新法较原法更为充实完善，对放生这一行为增加了不少禁止性规定，更加具有约束力。而就买生这一方面来说，自行购买野生动物则已构成违法，若购买的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更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当人们遇到受伤或者其他情况需要救助的野生动物，第一时间应该联系当地的森林公安，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一般人没有鉴定能力和救助野生动物的技术和经验，盲目放生于事无补，甚至相当程度上刺激黑色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周佳俊提醒道。
一旦放生行为异化成应供需而生的利益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其本身应该具备的佑护生灵和积善行德的意义，毫无疑问，就会随之完全消解。
引导合理放生，从心出发
如今，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已有不少专家开始投身自然生物和科学放生的知识普及，尝试着扭转当下的放生乱象。
但周佳俊表示，“公民缺乏基本的科学生态观”、“功利心强”，是引导合理放生的极大阻碍。“一个人或许能做正确的事，但就大环境来讲可能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周佳俊的同行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面前是或祈求福报、或寻求心理安定并且“花自个儿的钱”的放生者，他们往往只能以劝阻、引导为主。“不少放生者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你怎么管呢？”
（——信众们站在装满野生鸟类的笼子周围念经。   钱斌 摄）
而在张志钢看来，一些佛教人士夸大其辞的宣传已经与科学相悖，这也让引导工作困难重重。在放生时，当人们将陆龟放到水里，陆龟常常会有往岸上爬以及伸长脖子的举动，一些佛教人士宣扬这是“一步一回头”——一种感激放生者并对其依依不舍的带有人性的行为。张志钢解释道，这其实是因为陆龟不适合在水中生存，本能地走向陆地。除此之外，“升官发财”、“金榜题名”、“治愈癌症”等等放生益处被不少放生组织大肆渲染。在张志钢眼中，这种刻意且不科学的引导可以说是一种“无赖行为”了。
意识到放生乱象的治理要依靠自然生物知识的广泛普及和大众生态意识的建立，中国渔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渔协”）在14年的时间里，建成了我国最大的、世界范围内信息量最丰富的以鱼类为主的自然数据库，同时也发动不同媒体做渔业相关的宣传报道。至今，中渔协分别参与了“四海钓鱼”电视台关于原生鱼的介绍，中央电视台的《游钓中国》的拍摄和水产杂志社的野外宣传，旨在传播人与自然相处应有的观念和态度。
同时，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科学放生知识的普及工作，中渔协从十年前就开始与各地寺庙沟通，到寺庙里普及科学放生的知识。但张志钢仍然觉得“作为外人很难插手宗教系统内部”。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行政部门更加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更加重要的，是宗教内部的宣传引导和自我修正。
会长亲博自己也是一名佛教徒。当下许多僧人在网上四处发布放生善款账号和网站链接用于集资，而他组织的放生协会里的人参与放生全凭自愿，善款基本上都是信众当面给的，只有当人们明确表示了放生的意愿才会提供给其账号，并且做好善款来源、使用与结余明细公示。“按照佛教的话来说，放生这事不可攀缘，就是不可向人索求，这不符合我们的修行方向。”亲博这样说道。
大悲寺的妙祥法师（音）是会长亲博的师父，一贯笃行“不攀缘”、“不预订”的放生原则，为了宣扬符合佛法的放生观念，曾经刻录了宣传光盘，亲博就拿着光盘在北京四处发放。同时，在放生基地建成之后，亲博也不遗余力地向信众宣传他坚持的放生理念。但是就亲博自述，与他持相同的观念的佛教徒“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周佳俊向我们介绍，当下正值春季,不时有人在灌木丛里捡到幼鸟，如果人们不去“解救”它们，很多亲鸟会自行想办法把它带回巢穴，或者就地喂食直至它能够飞行；一旦被人触碰，亲鸟基本上就会放弃它了。虽是生物圈的常识，它蕴含的深意却极少有人领会——有时，人们的善意反而害了这些生灵。
“我们生活在生物圈内，所有的生物在自己的环境中经过长时间进化，从生物角度上来说，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和意义。”张志钢这样总结。无论是否有宗教信仰，无论是心怀慈悲还是积攒功德，人们都应该对自然存一份起码的虔敬之心，不肆意干涉，不人为破坏。否则，即使时时放生，那颗“菩提之心”沾染了功利的灰尘，也再难如“明镜之台”了。
美编｜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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