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特稿 | 中考劝退：时教无正业，学子失于止？

（2014年山东春季高考。图片来源于网络）

全文共4868个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 雨山考上了山东淄博最好的高中，但喜讯并未冲散她心中阴霾：她最好的朋友刘然早在中考之前便被分流去了职高，班主任所实行的强硬分流手段，让她感到“不堪”和“无力”。她仍记得班主任每天说的第一句话必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宝贝”。

·雨山仍在疑惑，老师应为人师表，为何只因奖金和升学率而消弭学生为改变命运做出的努力。然而，尹萌认为自己的老师劝退学生也因精力实在有限。中考劝退，主流的谴责浪潮之上，翻动着臧否不一的小小浪花。
· “也不是说他们当年没有被分流就能考上好高中，也不是说'分流‘就真的成了我们的分水岭，”雨山认为，“就是这种被迫决定命运的方式，怎么都让人不舒服。”
· 劝退，乍一听好似教育工作者罔顾职责，但在主流谴责下，劝退现象背后也隐匿无奈，对于老师来说，传道解惑是其职责所在，对于学生而言，不倦就学也是义不容辞。
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五十一期第八版

记者｜肖钰涵李鑫宛禹町

文编｜李鑫许露颖易艳鑫

今年七月七日，澎湃新闻在微博客户端发布消息，称山东乐陵市江山国际学校对近60名初二学生作出劝退决定，但被劝退的学生大多并无明显过错，一些家长认为学校此举仅仅是为了提高升学率。

这条微博一时引发关注，网友赵晟表示该学校的做法其实并不少见，自己初中同学就因成绩不好而被老师劝退，并选择读职校，部分网友在其评论中也分享了类似经历。

劝退，这一隐匿在灰色角落的话题，浮现在了大众眼前。

《礼记·学记》中有曰：“时教必有正业。”意指要按照规定的时序接受正式的课业学习。但这些中考之前便被劝退的学子，初中生活在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结束之前，便戛然而止——时教无正业，人之学也，或失其止。

无法掌握的命运

2010年，雨山考上了山东淄博最好的高中。

喜讯并未冲散雨山心中阴霾：她最好的朋友刘然早在中考之前便被分流去了职高，班主任所实行的强硬分流手段，也让她感到“不堪”和“无力”。

“分流，”雨山介绍，“是我们地区的一个教学措施，就是在中考之前把一部分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的学生劝退，让他们去读职高。”当地实行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的五四学制，据雨山回忆，大规模地劝退成绩不好的学生，开始于初四的上学期。雨山所在的班里，成绩排名在后十五名的学生即被学校认定为应分流的“差生”。

雨山的班主任也是年级里主要负责劝退事宜的级部主任，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是其首要劝退方式。

雨山仍记得班主任每天说的第一句话必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宝贝”，意指部分学生虽在中学成绩较差，但去职高则会大有前景，毕竟“国家现在很鼓励技术人才”。

除此之外，班主任还会对“差生”进行挖苦讽刺甚至体罚。为了让班里其他同学协助劝退工作，班主任甚至会在班里宣称“差生”们拖慢进度、影响其他同学成绩。雨山补充道：“为此，她甚至不惜整节课都提问后十五名的学生，看着他们支支吾吾地站在那里出丑，故意拖着不往下讲。”久而久之，大部分同学开始排挤“差生”，班里喁喁着“他们怎么还不走”的碎语。

在这种高压气氛下，“差生们”也做出了回应。曾有反应激烈的学生，在课堂上向老师表示不满，并称“要告到教育局”甚至“找人整死你”，而更多学生则希望老师能给予他们机会，让其在最后关头努力一把，考上高中。“后来老师就说，公平起见，我们按照中考的标准举行一场考试，如果你们没有过中考分数线，那就说明你们的确考不上高中。”

不甘被分流的学生十分看重这场考试，雨山的朋友刘然就在被分流的目标人群之列，但其恰巧处于被分流边缘，通过努力也有极大可能考上高中。在雨山帮助下，刘然的成绩渐有起色，英语进步明显，120分的试卷，可以从原先的6、70分考到100分以上。

考后一天，雨山和刘然经过老师办公室。当时老师们都在开会，门并未锁，雨山“不知怎么的，就带头开门进去了”。

办公桌上，卷子高高摞起，尚未休眠的电脑屏幕上是成绩统计表格。刘然心切，上前查阅自己的成绩——竟高出分数线十多分！两人都十分欣喜，然而，她们看见了桌上的通知，大致是说本年级需要分流的人数指标，以及分流结果将会影响到节日福利的发放；她们还注意到，卷子上并没有红批，所有分数都只是铅笔浅浅写就，但因沉浸在喜悦之中，两人并没过分在意这份通知。

现实给予了她们重击。到了发成绩单那天，刘然发现卷上的作文、文科主观题分数都变低了，而篡改后的总成绩低于班主任所划的分数线。刘然顿悟：老师为了使差生失去信心，让他们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将成绩排在后十五名同学的分数始终控制在分数线以下。这时，雨山才明白过来：“老师并不是需要一个固定的分数线去划定标准，因为劝退的差生越多升学率越保险，重要的是通过幻灭让差生失去信心，自愿退学。”

（澎湃新闻微博截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刘然经不住老师课堂上的冷嘲热讽、其他同学鄙夷的眼光，和“努力无用”的失望退学了，连同着那些激进反抗的学生和他们“告到教育局”的豪言一起消失。当时的级部主任，现如今已位于学校管理层，并极有可能晋升到教育局工作。

那一年，雨山所在的初中被区教委评优，学校放了礼花鞭炮，噼里啪啦，一派春风得意。

师生的二重无奈

高考常被喻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长辈亦常言，高考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后的人生起点以及道路顺畅与否，相比之下，中考便隐没在阴影之中。

事实上，全国范围内，只有不到六成的初中毕业生能进入普通高中继续学习。以2016年为例，根据中国教育局发布的《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初中毕业生有1423.87万人，然而普通高中仅招生802.92万人，也就是说，全国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仅有56.39%。而16年，普通高中毕业生有792.35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748.61万人。从数据和结果上来看，受关注程度远低于高考的中考，反倒更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势。

紧俏的学位带来激烈的竞争，升学率成为了许多初中宣传的重点。

（中考山东济南考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部分学校，教育质量、水平、校风、环境等等都被凝聚成一个精确的数字，而为了提高升学率，将有可能考不上高中的学生劝退，说服他们去读职校，俨然变成其中考潜规则。

目睹了这场潜规则的雨山心里始终压着一句话，她想问：“我们的命运就那么便宜吗？”雨山仍在疑惑，老师应为人师表，为何只因奖金和升学率而消弭学生为改变命运而做出的努力。

虽然雨山的学校是为了升学率而划分指标、劝退差生，但不是每例劝退的原因都如此。毕业于河北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伊萌便认为，自己的老师劝退学生，也因精力实在有限。

在伊萌的班级，初二时的班主任性格较为温和，许多男生无视管教，肆无忌惮在课上吃拌面、玩手机、打游戏，甚至影响到了想要专心听课的同学。

这种状况在初三得到了改善，新班主任雷厉风行，她划分座位，将有心学习的学生安排到座位前排，以确保其能不受干扰，再约谈带头玩闹的学生及其家长，说服这部分学生去读职校。

河北考生数量多，而高中较少，中考压力相对也大。“考上水平较低的高中甚至还不如去读职校，老师此举有一定道理。”尹萌称其班主任并没有强制要求学生退学，只是言语劝说，而当时班里学习成绩较差且无心学习的学生已经占到绝大多数，老师实在分身乏术。

尹萌认为，暂且不论老师是否罔顾职责，这部分同学本身的做法即是对自己不负责的体现。

黄智彬于2010年被录取到深圳福田的一所初中。中考前夕，他也因为成绩较差而被班主任劝退。黄智彬坦承：“我初中并不爱学习，但我也不后悔，我觉得年轻就应该玩。”

他常常听不懂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均等化的教育使老师把关注点都放在了成绩中等以上的学生身上，进度也以他们为准调整，老师也许无法投入更多精力放在水平稍差的同学身上，除却主观上不想学习，黄智彬也确乎缺乏能够学习的客观条件。

中考劝退，学子看似被迫终止学业的现象下实则隐匿着无奈，主流的谴责浪潮之上，翻动着臧否不一的小小浪花。

同途殊归，是非难断

来自山东的杨静认为，对于成绩较差的学生，职校往往是更好的出路。“反正也考不上中学，还不如去职校。因为那些职业高中起码是个三本学校，有的专业还是二本，还省去了高考”。在中国大学扩招之后，许多职业高中转型，名为职校，其实已经成为了三本院校。

对于同样来自山东的刘雯来说，初三分流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流程。学校会先召开宣讲会，比较职高和普通高中的优劣，并介绍入读职高以后的选择及出路。在她那一年，还有了新的“三加二”模式，被分流的学生入读如潍坊科技大学这样兼具本、专科的学校，三年专科后可直升同校本科。

初三被分流去了职高的何欣宁介绍，在职高，他们也可以在入学第二年通过选拔考试，进入高考班，像普通高中的学生一样学习文化课。高考班的学生，可以参加每年山东的5月份的春季高考，由文化考和专业考组成，“像我，学的是学前教育，”何欣宁解释道，“我就要考弹钢琴、唱歌、画画、跳舞和讲故事等等。只要分数高，绝对会有好大学可以上。”春季高考后，职高考生们可以进入山东省内二本大学的本科，对接职校的相关专业。

而黄智彬所在的广东深圳却并不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并且其就读的职高校风极差，让人难以专心学习。“劝退的时候，老师会说那职校我看过，很好，”黄智彬说道，“但是我去了职校之后，实在是受不了。”黄智彬连连重复了好几遍：“我实在是受不了！”

他犹记得一次在食堂，两个学生吃着饭，突然把饭碗一丢、一砸，开始打架，“左右勾拳，拳拳到肉，还召集帮派扩大战局，连保安赶来都拉不住”。而所有同学几乎习以为常。身处这种氛围，黄智彬觉得会加速“自己的堕落”，而学习是唯一可以改变他命运的手段，便转学到了广州读高中，参加高考，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除了进入大学继续学业，被劝退之后，许多人也选择了直接步入社会。

初三时，蒋鹏和许多班里成绩同样不好的同学，被班主任叫进了办公室，在老师介绍完当地职校和上职校的好处后，蒋鹏开始犹豫。

“如果读高中的话，你们成绩这么差，以后能跟得上吗？能够确保完成学业吗？”班主任在一旁的两个问句，让本就无心学习的蒋鹏，终于下定了退学的决心。然而进入职高，读了一年半之后，蒋鹏便退学去工作了。

“原因？我不想读书啊，就这么简单。”蒋鹏一字一顿，说出自己的想法。

蒋鹏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而蒋鹏的朋友们，却非常后悔进入了职业学校。每年一两万的学费，三年下来，“浪费了青春和金钱，在职高的环境里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毕业后还为工作发愁”，他们觉得还不如像蒋鹏一样早早工作历练，增长一些社会阅历。

但蒋鹏和朋友们并不埋怨班主任，也不认为被劝退是人生的一大挫折——“我读书也读不出什么样子，而老师呢，一方面他是为了班里的平均分和升学率，一方面他也是为我们好，希望我们有书读，能学到东西。”

与之相反，尹萌班里被劝退的许多学生至今仍无法释怀。“一部分最终选择去读职校的学生，后来总说这个老师的放弃毁了他们，他们本该有不同的人生……”伊萌萌有些迟疑，“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述这个事儿，也分不清谁对谁错。”

“也不是说他们当年没有被分流就能考上好高中，也不是说‘分流’就真的成了我们的分水岭，”雨山认为，“就是这种被迫决定命运的方式，怎么都让人不舒服。”

只求选择与参与的权利

作为人民教师，赵宏并不支持劝退，他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每位学生都有参加中考的权利。“不能因为成绩差而让他们放弃参加中考，这是非常不人道的”。赵宏所在的学校不称这类学生为差生，而是取名为暂时落后生，“暂时落后的学生可能不擅长学习，但并不代表参加工作后不优秀。”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雷振表示从法律角度来看，劝退这一行为难分对错，同时指出：“违法与否的关键是看教师的行为是否构成歧视和侮辱学生人格尊严。”

根据《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

“以谈话劝退学生可能涉嫌违法，视其谈话内容是否涉及歧视、侮辱人格尊严而定，如果存在强迫则涉嫌违法。若是故意冷落差生，可能涉嫌违法，但不好举证。”雷振这样分析。

那么，像雨山学校划分指标的做法，显然属于违法。根据《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七条，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但是对中考分数线高的老师给予嘉奖，在雷振看来无可厚非。

在维权方面，雷振建议学生和家长注意搜集证据（录音录像），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媒体曝光也有助于事态的解决。

他指出：“法律须有人推行，如果无人抗争，法律规定再完善也没用。”

劝退，乍一听好似教育工作者罔顾职责，但在主流谴责下，劝退现象背后也隐匿无奈。对于老师来说，授业解惑是其职责所在，对于学生而言，不倦就学也是义不容辞。

在《礼记·学记》中，中途停止，是学习者的四大过错之一。然而不管是学子懈怠未能循时就学，还是老师失职未能道而引之，亦或是命运被轻易操纵的无能为力，都无法磨灭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特长与个性。

黄智彬对当年的一切记忆犹新，在经历老师劝退、重读高中、成功就学后，中考前的劝退风波对他而言已是过眼云烟。他对劝退这一话题有了新的看法，“虽然起初对老师诸多不满，但现在想起来，也许最终成败都只在于你自己。选择权其实始终在你手中。”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中考劝退这个题，陆陆续续做了两三个月，或深或浅采访过的对象不下二十个，最终还是做出来了。

当初起手便遇到了一大难题——采访对象难觅。有幸的是，在文编李鑫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找到了许多身为同学的同学、同学的同学的同学甚至是同学的同学的同学的同学的信息源，这篇稿子也就一点点丰满起来，经历一次改骨易髓的结构大改，总算完成了这篇不辜负文编、跟题记者和采访对象的报道。

非常感谢尽职尽责的文编李鑫，正是在和他一次次的面批和微信讨论中让我一点点理清了这篇报道的逻辑结构和立意，找不到采访对象的窘迫时刻也多亏了他一次次迎来转机，尤其是在耐心给我指出种种逻辑谬误用词不当和结构失谐时，极力让我“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委实让我受益良多并且深深地被他的专业性和热情所感动。

恰如许多已经找到了自己方向的采访对象坦承，回首往事，被劝退只不过是一种青春回忆人生历练。若我能有幸向着理想多走了两步，若我能在多年以后带着笑容回忆这段时光为大有裨益的人生历练，若我能有幸在个人的语境中完成自我价值的指认之业，真的非常感谢诸如李鑫、露颖、丹濛、圣园姐等灯塔，感谢你们的光芒，愿《107调查》永不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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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 |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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