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新视点编辑部责编在进行“江滩边图片故事“选题的拍摄）
全文共4101个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 这段采访经历让王子凯第一次看到学生媒体的力量——“因为你的一点点努力，让事情能够向好的方向发展，挺好的。”
· 王子凯这样定义校媒的深度报道：“以主人翁的身份观察校园，也用校园的视角观察社会。”
· 袁颖也很清楚，自己写的稿子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被禁，作为一名学生记者，她直言：“你之所以做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看了就行了。至少能让一部分人知道皮村发生了什么。”
· 在调查性记者被唱衰的时代，校园媒体中的学生记者依旧在默默坚守。
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五十二期第七版
记者丨龚欣煜 梁晓健 朱润青
文编丨易艳鑫 仇双
11月28日晚，北京市迎来降温，冷空气阵风达到三级，室外气温零下六度。北京站的广场上，裹紧大衣、提着行李的人们行色匆匆。
售票大厅里，袁颖和刘科成正仔细观察着大厅里来往的行人。每看到带着大批行李的乘客，袁颖会上去试探地询问：“您是因为北京这边清退要回家的吗？”
有时受访者会先仔细打量眼前两位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一个渐染了绿色头发的女生和一个瘦瘦高高，举着单反相机的小伙子。随后反问一句：“你们是记者吧？”
袁颖和刘科成是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媒体《新闻视野》的记者，加入一年半，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询问。
初生牛犊，碰撞摸索
袁颖记得，自己最初选择加入《新闻视野》，纯粹是被这份“看起来好高端，就像外面卖的那种”的杂志吸引，“觉得特别向往”。
但在如愿成为校媒记者后，第一次采访就让她体会到了期望和现实的落差——“跟想象的不一样”。
采访对象是一位皮影艺术家。在袁颖的设想里，这样一位老艺术家一定顶着“维护一门传统艺术的光环”，这让她抱有一种诚惶诚恐的尊敬。
没想到，采访结束，奶奶示意旁边的箱子：“表示点儿吧”。三个人才得知照相要收钱——“一张一百”。这个“艺术家”索要高价合影费用的反差让初为记者的袁颖感到有些诧异。现在回想起，袁颖笑了笑，“我理解老人，她也不容易”。
刘科成对去年采访《北京折叠》的作者郝景芳的经历记忆尤深。没有提前邀约，也没准备采访提纲。当时郝景芳来到中传为友人的新书做宣讲讲座。刘科成等讲座结束，就直接跑到郝景芳面前说“想做个采访”，随后在现场进行了近半小时的人物访谈。刘科成觉得，当时的“冲动”，一方面是来自他了解作者作品的底气，另一方面是为了赶紧为杂志的“人物”写一篇稿，“我当时就豁出去了，要不然我不知道’人物’什么时候才能出一篇稿。”
（图为《新闻视野》记者刘科成）
进入《新闻视野》一年半，袁颖有时也会吐苦水，“都是痛苦的，特别是打录音稿”。一个小时的录音，有时会花两三个小时整理。而刘科成写不出稿子就会吃糖，“嘴巴里一直都有糖”。
王子凯加入清华大学《清新时报》已经两年多了，现在是这家学生媒体的深度部编辑。平时的工作，是给“新入门”的记者把关、改稿子、提建议。虽然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实战丰富的“老前辈”，但他偶尔还会为自己曾经写得不成熟的报道耿耿于怀。他甚至会很不客气地批评道：“写得太垃圾了。”
那篇报道的主题是“校园内的科研成果转换”。为了获取相关信息，王子凯联系了多家校外的企业，但最后无一回复。他直言自己当时“心烦意乱，一时赌气”，直接放弃了对企业相关的采访。报道发出后，报社主编评论：“引用大段科学家的言论，而且写得太有论文气，不通俗”。提起这篇稿子，他两次摘下眼镜，有些羞愧地捂住脸。
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主笔的选题——2016年国有资产清查，校内一家大型的打印店被要求拆迁，王子凯便去采访这位打印店的老板。他记得那位打印店老板“穿着拖鞋，大裤衩，带着褶皱的陈旧衬衫”。当问到老板为什么要来北京的时候，眼前这个陌生的成年男人落下了眼泪。他谈起初到北京的艰辛打拼，谈起冬天把门板拆下来当床板睡的经历。“我竟然把他采哭了”，这让王子凯有些错愕。更让王子凯没想到的是，后来的两年多里，这位矮小的湖南小人物竟和她成为了朋友。他形容打印店老板是一个“有质感”的人，“很坦率”。
这篇稿子成稿后，因为舆论压力增大，原本要拆迁的打印店，在校方的帮助下在校内找到了新址。
这段采访经历让王子凯第一次看到学生媒体的力量——“因为你的一点点努力，让事情能够向好的方向发展，挺好的。”
枷锁之下，忠于记录
2017年9月15日，武汉大学校园媒体《新视点》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题为《武大三环公寓：丢失的行李与人心》的报道，达到过万的转发量，但却在24小时内夭折。
（图为新视点编辑部责编陈浩）
三环公寓涉及多方利益，编辑部的现任责任编辑陈浩是这篇稿子的作者，为了调查三环公寓的情况，他和另外几位记者每天下午四点半下课后骑车去三环公寓采访了解情况，或是去武大后勤保障部和工作人员交涉。他们谎称自己是研究生生活权益部的学生，但也只能从三环公寓管理人员口中套出非常有限的信息。
这不是《新视点》第一次做深度调查性新闻。
做校内调查性报道会“得罪人”，学生记者经常在采访校方管理人员的过程中“吃闭门羹”。有时，他们不得不隐瞒自己校媒记者的身份。
即便如此，在考虑新闻选题的时候，《新视点》依然会把新闻价值放在首位，“有些选题有价值，以我们的能力能做出来，就直接去做了”。其次才是采访的可操作性。而是否铤而走险，他们则“考虑得不多”。
（图为清华大学《清新时报》正在进行编务会议）

对于11月末的“红黄蓝”事件，《清新时报》内部曾就事件展开过讨论，由于信息渠道的种种局限，他们认为以学生记者的身份进行的深度报道无法揭示更多真相，所能覆盖的信息不及职业媒体。最终决定写一篇社论来代替深度报道。
王子凯这样定义校媒的深度报道：“以主人翁的身份观察校园，也用校园的视角观察社会。”他认为在报道中除了揭露事实，更应该引领大家产生有实际意义的讨论。
今年11月26日开始，袁颖就在为采访清退人口而奔波。北京通州区马驹桥大规模拆除违章建筑，有网友说：“拆得差点儿都找不到家了！”11月27日，袁颖和刘科成先坐公交车去了马驹桥采访，又坐了近一个半小时的车到北京站。为了下午去马驹桥的实地采访，袁颖翘了一节课。“我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前一天去皮村采访的她晚上11点才回到宿舍。
袁颖没有对马驹桥的采访抱有多大期望，“就是去看看情况”。两人抵达时天色已暗，马驹桥基本已经没有什么住户，路上更没有多少行人。晚上7点30分左右，两人又到了北京站，打算采访因为“清退”而离开的人。
售票大厅的人流量不大，两人转了两圈，询问了怀抱着几个月大孩子的年轻夫妻，站在几大袋“行李”旁穿着制服模样的工人，都没有找到计划中的采访对象。
袁颖建议“我们去外面走一圈看看吧”，他们在广场上来回地走，在自动取票口小心翼翼地打量周围的人流，遇上带着大件行李的乘客就试探性地询问。
采访结束已近8点30分，最后还是没能获取到什么信息，这时两个人还没吃上晚饭，袁颖宽慰刘科成：“没找到也是一个情况”。
在这家学院媒体工作了一年半，这样的沉重感她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一天前，袁颖和两个舍友去皮村采访，目睹年幼的孩子在断水断电的楼道里玩耍，耳闻大人的慨叹。
袁颖采访到一个被清退公寓的房东，这个中年男人的一番感慨让三个本就“情绪不太好”的女孩落了泪：“你们以后当记者，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要对老百姓好，要站在老百姓这边。”
袁颖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觉，像有块石头压着。她叹了口气，“当时还是觉得好好学新闻吧，好好干一干。”
那几天，一回到宿舍，袁颖就忙着打录音、写稿子直到深夜。谈起在皮村的所见所闻，她觉得“很揪心”。借用主编的话说，就好像“是用鸡蛋在砸高墙”。在皮村行走采访的三天，袁颖一直觉得肩上挑着一份担子，“这几个房东都认识我们了，你说如果我们不做什么，多对不起人家”。
袁颖也很清楚，自己写的稿子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被禁，作为一名学生记者，她直言：“你之所以做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看了就行了。至少能让一部分人知道皮村发生了什么。”
羽翼渐丰，不懈传承
编辑带记者，记者成为编辑再接着带记者，这是学生媒体的运行模式。“传承”对学生媒体也有着特殊的含义，“传承有着很特别的吸引力，能够让你不管怎么样都舍不得离开”。人民大学《新闻周报》评论部的部长绍逸涵这样形容。
（图为人大《新闻周报》评论部团建）

在《新闻周报》，“一个副部一般会带2到3个小孩（新加入的记者）”。而一些已经离开报社的前辈，“哪怕现在大四了，有时候也会出现在我们的例会支持我们。”
2017年12月4日晚10点，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宏盟楼的109办公室，清新时报深度部正在召开例会。王子凯是例会的“主要角色”，在一间10平米左右的小办公室里和其余四名深度部的记者围桌而坐。例会一开始，王子凯就告诉记者们自己将会在周五中午给新一期的报纸排版，“你们要过来看。”他叮嘱道。
王子凯觉得，理想的状态是让每个人部员多说，但因为会议时间的限制，他会直接指出选题在可操作性上的问题。
在讨论关于校内存在消防隐患的房屋清理这一选题时，王子凯事先了解了清除范围、执法方，在现场提出建议：采访清退过程中涉及到的人物，例如和老板有过较多交往的学生、报刊亭人员和校内管理人员等。“用叙述性手法把这个新闻事件记录下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探讨事件背后的关系纠葛。”王子凯告诉其他几位记者。
江村卓玛、王梦思、辛浩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原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春报》的大二记者，她们对于《青春报》的第一印象是“人多”，大一刚加入时有一百多号人。一年多来，很多记者和编辑为各种原因离开了报社，现在还剩67人。
王梦思在《青春报》的一年多里写出了5篇文章，比如采访过抓小偷的保安，报道过校园的流浪猫救助。但渐渐地，三个人都觉得“没意思”了，对报道失去了最初的热忱；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下一级的新生在良乡大学城。意识到自己下一届没有学弟学妹们在海淀校区了，三个人都或多或少表达了一些想退出的意愿。
袁颖也担忧，新加入的记者做采访缺乏积极主动性。“他们没热情，我也不想干了”。当她作为一个编辑，看到新加入的记者的文章带有过多的个人观点，她会直接犀利地指出：“你写得太像学生作文”。深夜改稿子时，由于记者们缺少经验，新闻报道有失专业性，袁颖半开玩笑地嘲讽：“记者能把你气到半夜起来捶墙”，可她最后还是会把稿子改完。遇到“实在不行”的稿子，即便知道做采访写稿的不易，文编也还是会不留情面地否掉稿子。
2017年10月20日，由《武大新视点》8名记者合力完成的新闻报道《异躯人：隐秘的药娘》，获得了第六届两岸四地“大学校园学报新闻奖评选”最佳新闻特写（中文）冠军。伪娘群体、广水校园霸凌事件、国民党抗战老兵都是《武大新视点》曾经报道过的选题。陈浩说:“前辈们已经做了很多优秀的深度报道，自然而然我们也会高标准地要求自己了。”
在调查性记者被唱衰的时代，校园媒体中的学生记者依旧在默默坚守。他们虽在校媒平台中，却以成为一名职业记者为目标；虽谈不上是整个时代的记录者，但却忠实地记录着校园，记录着学生视角下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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