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伯格曼

职业导演、编剧、演员、制片

代表作 《处女泉》、《假面》、《呼喊与细语》、《第七封印》、《野草莓》

出生地瑞典，乌普萨拉

事件 1976年4月22日伯格曼因卷入逃税风波，离开瑞典

1960年，英格玛·伯格曼完成《处女泉》的拍摄工作。

我无法想象在瑞典以外的地方工作。

1976年，伯格曼因不忍瑞典警方的逃税指控，选择离开，自我放逐。

现在我要离开瑞典。

1976年4月22日的报纸，宣称伯格曼今日离开瑞典

这一走，长达六年。

1982年，伯格曼结束在外漂泊的状态，定居法罗岛。也是这一年，他宣布从影坛退休。

01.

逃税风波始末

如今英格玛·伯格曼早已是享誉世界的大师。

他被称为“导演中的导演”，“创造了美丽、复杂、智慧的电影”。

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瑞典国内对他的作品普遍持否定的态度。

波·维德伯格，默片时期以后，另一位瑞典导演大师，也是批评者之一。

期待这位伟大的技师和导演前进的人们，逐渐失去耐心。也开始厌倦他电影中的角色——他们就像是达拉木马。
你对一个达拉木马的期待，就是它看起来还是达拉木马。

马厩中的达拉木马，重复而整齐地排列着

伯格曼面对这一指责，寄出私人信件予以回击。

在信的末尾，他署名——你的达拉木马。

英格玛·伯格曼的私人信件，如今在他的档案馆展出

英格玛·伯格曼在国内面对的指责不止这一项。

当时瑞典的文化气候，开始呈现出显著的政治化倾向——激进的左翼风潮盛行。

伯格曼被控顽固不化、卖弄知识、资产阶级化。

从1968年起，他开始感受到痛苦。

会有勇敢的研究员调查1968年的左翼运动对我们的文化生活造成多大的损失。
一定会有的，虽然希望渺茫。

1976年1月月末，他在皇家剧院排练时，警察逮捕了他，罪名是逃税。

我变得崩溃，因而丧失了自我认同。

伯格曼对公司的财务问题全权交给律师，并不了解详情。在处于将要坐牢的焦虑中，他在精神病院度过一段时期。

我的焦虑消失了——说到焦虑，那真是我终生的忠实伴侣，整个从我父母遗传而来，占据我人格的中心，像恶魔，也像朋友，不断激励着我生存下去。

生命变得像一首小调式的挽歌，我仿佛从绚烂归于平淡一般。

尽管问讯很快撤销了，他也被证无罪。

可瑞典民众可不这么看。一时间，英格玛·伯格曼已然成了罪人。报纸的头条写着——

离开吧，伯格曼！我们不会想你的。

面对指控，伯格曼选择了自我放逐，先是巴黎，然后是慕尼黑。

04.

只能是瑞典

1976年9月，伯格曼定居德国慕尼黑。

秋天时，在慕尼黑开拍《蛇蛋》。

我幻想自己可以运用一个未成气候的情况，迫不及待的派遣自己的创造力前来救援，以为他是万能的...

《蛇蛋》海报：伯格曼承认这是一部失败之作

伯格曼想证明自己，最终却完成一件不伦不类的作品。

如果你纯粹以电影艺术的观点来看《蛇蛋》，就会发现它具有完美的整体感。
整部电影没有一刻是懈怠的，反而显得过度兴奋，就好象吞服了大量的类固醇一样。

陪伴他一生的焦虑，变得比以往更强烈。

他常做噩梦，梦里他站在摄影棚。周围一切准备就绪，等待他的指令。可他偏偏忘了要做什么，大家一哄而散。

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会停止拍电影。

在1982年，拍摄半自传体的影片——《芬妮与亚历山大》期间，宣布息影。

03.

法罗岛

流放期间，他偶尔去法罗岛寻找安慰。

1960年，拍摄《犹在镜中》寻找外景时，英格玛·伯格曼意外发现了法罗岛。

他直觉认定“这是我自己的家”，“我要在这里盖一幢属于我自己的房子”。

六年后，他梦想成真。

《犹在镜中》：法罗岛

从此，法罗岛成了他“休憩放松”、“清洁心灵”的避难所。

在流放巴黎期间，为了避暑他曾前往哥本哈根，途中特意租了一架小飞机飞回法罗岛。

和妻子坐在台阶上看了一晚上的夜景，待到天亮又飞往哥本哈根。

1978年7月，他在岛上与所有的儿女相聚，欢度六十大寿。

格曼在法罗岛的故居外景

税务纠纷解除后，伯格曼回到法罗岛度过了他的余生。

晚年的他深居简出，杜绝社交。

他曾在访谈中称，他在岛上从不感到孤独，即便孤独，他也享受这种孤独。

这一次，伯格曼再没有离开。

离开瑞典后，我的作品很失败

波·维德伯格，默片时期以后，另一位瑞典导演大师，也是批评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