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选读 │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节选）

埃德加·斯诺

在甘肃和宁夏的山冈和平原之间，经过两周的骑马和步行，我终于到达了预旺堡，这是一座有城墙的镇子，位于宁夏南部，红一方面军[187]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

红星照耀中国

本文摘自第9章《红军在一起》之 1.“真正的”红军

文 / 【美】埃德加·斯诺

译 / 王涛

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定义，所有的红军都可以被称作“非正规军”（有些人称他们是“极不正规军队”），但对于他们的方面军、独立军、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红军自己划分得很清楚。在陕西的首次短暂旅程中，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红军“正规军”，因为当时红军主力部队实施行动的地方位于保安以西近200英里。我本来计划到前线去，但有消息称，蒋介石正准备在南线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使我考虑谨慎行事，趁着现在还能越过战线去写我的报道，早点离开这里。

有一天，我向吴亮平表达了这些顾虑。吴亮平就是在我与毛泽东进行正式长谈时担任翻译的那位年轻的苏维埃干部。他听了我的话惊呆了：“你有机会到前线去了，却疑虑该不该接受这个机会？别犯这样的错误！十年来，蒋介石一直企图消灭我们，这次他也不会得逞的。你还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绝对不行！”他还提出理由，证明为何我不该失去这个机会。好在我接受了他的劝告。

也许统计数据是了解这些所谓的“土匪”的最好的办法。以下事实是杨尚昆根据他的档案提供的。杨尚昆会说俄语，29岁，当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88]除了少数例外，以下统计材料里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我有幸观察核实过的。

延安时期，斯诺与毛主席的合影

首先，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目无法纪、大逆不道的顽固分子。我自己也隐约有这样一些看法。但我很快就发现，红军战士中的大多数是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家庭、为土地、为国家而战斗。

据杨尚昆介绍，普通战士平均年龄为19岁。虽然红军部队中有许多人已经参加战斗七八年甚至十年，但同样有许多年仅十几岁的青年。就连“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大部分人，那些历经战火磨炼的老战士，现在也不过二十出头。参加红军时，他们大多是少年先锋队员，或是在十五六岁时就应征入了伍。

在红一方面军中，38%的战士来自农业无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骡夫、学徒、长工等）或者工业无产阶级，还有58%的战士是农民出身。只有4%来自小资产阶级——商人、知识分子、小地主等家庭。在该部队中，包括指挥员在内，共产党员或者共青团员占到了50%以上。识字的战士占60%～70%，也就是说，他们会写简单的书信、文章、标语、传单等。这要比白区中一般军队的平均文化程度高得多，比西北农民的平均文化程度要高更多。红军战士从入伍之日起，就开始学习为他们“量身定制”的红色课本上的文字。进步快的有奖品（便宜的笔记簿、铅笔、红缨等，战士们非常看重这些），而且，红军还下了很大功夫，激励战士们的上进心和相互间的比学赶超。

红军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员一样，没有固定薪饷。不过，每名战士有权获得一份土地，还有来自这份土地的一些收入。他不在时，由他的家人或者当地苏维埃负责耕种。但是，如果他不是苏区当地人，就会从“公田”（从大地主那里没收来的）的作物收成中拨出一份作为报酬，公田的收成也用于帮助解决红军的给养。公田由苏区当地的村民负责耕种。这种无偿劳动是义务性的，但在土地再分配中获益的大部分农民都愿意合作，以此来保卫改善了他们生活的制度。

从班长一直到军长的各级指挥员，红军指挥员平均年龄24岁，这些人虽年轻，但平均每人打过八年的仗。所有连长以上的指挥员都识字，尽管我曾遇见过好几个在参加红军之前还没有学会读写的指挥员。约有三分之一的红军指挥员来自国民党部队。红军指挥员中，有很多黄埔军校毕业生、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生、张学良的“东北军”前任军官、保定军官学校学员、前国民军（“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军队）官兵，还有从法国、苏联、德国和英国回来的一些留学生。我只见到过一名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红军不叫“兵”——这在中国是一个很令人厌恶的字眼——而自称“战士”。

红军战士和军官大多没有结婚。他们中有很多人“离婚了”，也就是说，他们离开了妻子和家人。在其中几个人身上，我有理由猜测，他们选择参加红军实际上可能与这种离婚的愿望有些关系，不过这种说法或许太尖刻了。

我在路上和前线进行过多次交谈，从中得到的印象是，这些“红军战士”大多仍然是童子身。在前线随军的共产党妇女很少，她们几乎都是苏维埃干部，或者嫁给了苏维埃干部。

就我所能看到或者了解到的情况而言，红军对农村妇女和姑娘很尊重，在道德品行方面，农民对红军的评价似乎很高。我从未听到凌辱农村妇女的事件，不过我也从一些南方士兵那里了解到留在家乡的“爱人”的情况。如果红军官兵与某个姑娘陷入“感情漩涡”，估计就会娶她。这里的男子人数大大超过女子，因此这种机会非常少。我还从未见过私生活混乱之类的情况。红军类似于“清教徒”，严格的日程安排使得这些年轻的部队官兵的生活很充实。红军很少有人抽烟喝酒；烟酒不沾是红军“八项注意”里的一项内容。虽然没有专门针对这两种坏习惯的处罚措施，但好几次，我在墙报上的“黑榜”中看到，对经常抽烟的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红军不禁止喝酒，但我从未听说过喝得烂醉如泥的情况。

彭德怀司令员原来当过国民党的将军。[189]他对我说，红军非常年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够忍受艰苦，这一点可信度很高。也正因为如此，缺乏女性陪伴这一问题还没那么严重。彭德怀本人在1928年率领国民党部队发动起义，参加红军后，至今还未见过自己的妻子。

斯诺与大渡河勇士们合影

红军指挥员在战斗中的伤亡率非常高。他们一向与战士们战斗在一起，团长以下的指挥员都是如此。约瑟夫·史迪威[190]曾对我说，仅仅从一件事情上，就能看出红军在抗击占据极大优势的敌人时的战斗力。这就是红军军官经常说：“兄弟们，跟我上！”而不是：“弟兄们，给我冲！”在南京方面发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后围剿”行动中，红军军官的伤亡率常常高达50%。不过，红军经不住这样的牺牲，所以后来采取的战术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有经验的指挥员所面临的生命危险。尽管如此，在第五次江西战役（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指挥员的平均伤亡率还是在23%左右。人们在苏区可以看到许多相关的证据。这样的景象屡见不鲜，刚20岁出头的青年就失去了一只胳臂或一条腿，有的手指被打断，有的头上或身上留有吓人的伤痕——但他们依然欢欣鼓舞，对革命十分乐观。

红军各支部队中几乎遍布了中国各个省份的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红军或许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军队，也是“征战地域最广阔”的军队。红军老战士走过了18个省的部分地区。比起其他任何军队，他们也许更熟悉中国地理。在长征路上，他们发现旧中国地图大多毫无用处，于是红军制图员重新绘制了许多途经区域的地图，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和西部的边境地区。

红一方面军约有三万人，南方人占的比重很高，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来自江西、福建、湖南或贵州，有近40%的人来自于西部的四川、陕西和甘肃等省份。红一方面军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苗族和彝族，还有一支新组建的回民部队。在独立部队中，当地人所占比重要高得多，平均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三。

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他们吃穿都一样。不过，营长以上的指挥员可以骑马或者骑骡子。我留意到，他们如果得到美食，甚至会与大家平分——我和红军在一起的时候，这些美食主要是西瓜和李子。指挥员和战士的住处几乎没有差别，他们自由地来回串门，毫不拘礼。

有件事曾让我感到困惑。共产党人如何为他们的军队提供衣食和装备？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本以为他们维持生计全靠没收。但正如此前所述，我发现这种猜测是错误的，因为我看到，他们每到一处，就会立即着手经济建设，自给自足。仅凭这点，他们就足以据守根据地，克服敌人的封锁。此外，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无产阶级军队竟然能靠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微薄经费生存下来。

红军的军备产量非常有限，敌人是他们的主要供应来源。多年来，红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作他们的“军火运输队”，声称他们80%以上的枪支和70%以上的弹药都是从敌军手中缴获的。我所看到的红军正规军（与当地游击队不同）的主要装备是英制、捷克斯洛伐克制、德制和美制机枪、步枪、自动步枪、毛瑟枪和山炮，这些武器都曾由上述国家大批销售给南京政府。[191]

我看到红军使用的唯一一种俄制步枪，生产于1917年。我还亲耳听到几名曾在马鸿逵部队当兵的战士说，这些步枪是从马鸿逵的部队缴获的。当时，在还处于国民党治下的宁夏地区，马鸿逵担任省主席。他从冯玉祥将军那里继承了这些步枪。冯将军曾在1924年统辖过该地区，并从蒙古搞到了一批武器。红军正规部队瞧不上这些“老古董”，我只在游击队那里才看到过这种步枪。

我在苏区的时候，那里客观上不可能接触到苏联的武器来源。红军被总兵力将近40万的各路敌军团团包围，敌军控制着通向蒙古、新疆或者苏联的各条道路。外界总是抨击共产党从苏联那里获得武器，我想，如果上天真的能赐给红军这样一些武器，他们会很乐意接受。不过，只要看一看地图就会明白，在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向北方和西方进一步扩大之前，苏联无法供应任何订货，姑且当苏联有这种意向，但这一点也很值得怀疑。

其次，事实上，共产党党内没有拿着高额薪金、巧取豪夺的官员和将领。而在其他的中国军队里，大部分军费都被这样的官员和将领中饱私囊。红军和苏维埃大力践行勤俭节约。事实上，红军给民众造成的唯一负担，就是供给他们衣食了。

1970年10月1日毛主席邀请埃德加·斯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其实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当时西北苏区的全部预算仅为每月32万美元，其中近60%用于维持武装力量。财政部长林祖涵老先生为此深感歉意，但他说，“这种状况在所难免，直到革命得到巩固。”当时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总数（不包括农民辅助部队）约4万人。这是在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之前的数据。在这两个方面军到达之后，苏区面积大大扩大，西北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总兵力很快就接近9万人。

统计数据就这些了。不过，如果要了解中国红军为什么能挺过这些年，就有必要看看他们的内在精神面貌、士气和斗志，看看他们的训练方法。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看看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

例如，南京方面为了缉拿彭德怀的首级，悬赏金额之高，足以使他的整个部队维持一个多月（如果财政部长林祖涵的数据准确）的开支。那么，这个彭德怀究竟是怎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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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

【美】埃德加·斯诺著

王涛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索书号：I712/12312

《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录，也是新闻史和报告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量有关中国苏区、红军及革命领导人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深入分析和探究了“红色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了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