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皇到贱民,日本封建时代非常明确的等级制即使是在近代日本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日本在法律上对封建制度的终结仅仅是75年前的事,而经过漫长岁月沉淀下来的民族习俗是不会忽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消失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日本近代的政治家们也在小心翼翼地规划,希望可以尽量多地保存这一制度,尽管国家的目标已经有了根本性变化。与其他独立民族相比,日本人在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更注意一些具体而微的事情,他们对行为的细微规范制定得就像一幅精密地图一样,这其中社会地位是已经被规定好了的。
菊与刀
文  /  【美】本尼迪克特 
译  /  吕万和  熊达云  王智新
在近世的200多年间,这个世界是依靠武力来维持这里的法令和秩序的。在这一时期内,日本人学会了怎样把这种繁杂的等级制同安全稳定划上等号。假如他们只是停留在已知的领域里面,然后只要他们履行该尽的义务,他们是可以相信这个世界的。那样的话,偷盗得到制止,大名之间的战争受到控制。假若臣民可以证明有人确实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他们也能够像农民受到压迫一样提起诉讼。虽然这样做会存在风险,但却是被大家接受的。在历代最开明的德川将军里,甚至有人开设了“诉愿箱”(控诉箱),所有公民都能把自己的不满投进箱中。这个箱子只能被持有钥匙的将军打开。在日本,如果一方对另一方有侵犯行为,只要这样的行为是现在的行为规范里所不准许的,那么受害一方就能够获得保护。人们对这种规范有很高的信赖度,并且相信只要遵守它,自身就是安全的。在日本,一个人的勇敢和完美体现在与这些规章并行不悖,而非抗议或是改变这些规范。它规范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清晰的、可被预见的世界,所以在他们看来也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世界。它的规则跟摩西“十诫”中的那些抽象的道德原则不同,而是非常详尽的规定:这种场合该怎么做,那种情况下又该怎么做;武士需要怎样,平民又该怎样;兄长应该怎样,弟弟又应该怎样……
在这样的制度里面,日本人并不像那些生活在专制等级制统治下的民族一样,变成善良顺从的民族。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日本每个阶层都享有一种保障,甚至是贱民阶层也可以得到一点保障——对他们的特殊职业予以垄断,就连他们的自治集团也是被当局许可的。一言以蔽之,各个阶层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又是极具秩序和安全的。
日本的等级制还拥有一种类似印度等国所没有的某种灵活性。日本有一些明确的方法以使制度得到调节,避免一些特殊情况对公认的规则产生破坏。一个人想要使他的等级身份产生改变有好几种方法。货币经济时期,高利贷主和商人不可避免地会富裕起来。这个时候,富人就会想尽各种方法使自己晋身于上层阶级,比如他们可以使用典当和地租让自己转变成“地主”。确实,在日本农民的土地是不被允许转让的,因为日本有着很高的地租,所以把农民一直留在土地上对地主来说是有利的。高利贷主们则在那块土地上居住并收取佣金。这样的土地“所有”权在日本是有名有利的行业。倘若他们的子女能够与武士阶层联姻,他们自己的身份也就发生了变化,成了绅士。
另外一个改变等级制的常用方法就是过继和收养,它为富人开通了一条“购买”武士身份的捷径。尽管德川氏对商业设置很多限制,可是商人还是变得富裕起来。之后,他们就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日本人习惯招女婿而很少收养子,入赘的女婿被称为“婿养子”,变成岳父的继承人。当然,婿养子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的姓氏会从生父家的户籍中消除,转到妻子家的户籍里去,随妻子家的姓并和岳父岳母生活在一起。虽然代价很高,但得到的收获也是很大的。有钱的商人后代变成了武士,穷困潦倒的武士则与富贾结成姻亲,生活质量也会提高。等级制也没有被破坏,只不过经由一些变通之法,富商就得到了上层社会的身份。
所以,日本的等级制对不同等级内的通婚并无要求,有很多种“攀高枝”的做法也都是被认可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有钱的商人慢慢渗透到下层武士阶层。这样的情况,使西欧与日本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欧洲很多国家封建制度之所以灭亡,原因是存在一个日益发展、力量逐渐变大的中产阶级,正是这个阶级掌管了现代的工业时代。在日本却不曾出现如此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主利用公开的秘密方法,“购买”了变成上层阶级人群的机会。商人和下级武士达成了共识。当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都处在风雨飘摇之际,日本居然会允许比欧洲大陆更大的阶级流动性的存在,这一点实在让人奇怪。但是,日本的贵族和市民之间确实没有阶级斗争的痕迹,这种情况就是最使人信服的证据。
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日本这两个阶级拥有对双方都有利的共同目标。在法国也有类似情况,在西欧也曾出现过两三例类似的情况,但阶级的不变性在欧洲却非常强大。在法国,阶级冲突甚至会导致贵族财产被剥夺。在日本,他们却能相互亲近起来。最终消灭腐朽的幕府统治的联盟,就是由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组成的。日本到了近代贵族制度仍然被保留,如果没有阶级流动手段的话,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日本人喜爱并且相信他们那一套复杂的行为规章,做事爱循规蹈矩,是有自己的原因的。这种规章可以保障遵守规则者的安全。同时,这种规章允许对不法侵犯进行抗议,并且可以适当改变以符合自己的利益。它强调义务和承诺的相互性。德川幕府在19世纪后半叶崩溃时,日本所有集团都不曾建议把这些规范废除。那里不曾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彻底革命,甚至连“1848年式的革命”(指“二月革命”)也不曾出现。但是,形势已无法改变。从平民到幕府将军,所有阶级的人欠着商人和高利贷的钱。人员庞大的非生产者和大额的财政支出已不能持续,财政衰竭的大名已无法支付其归属武士的定额俸禄,德川氏所建立起来的封建网络仅能供人消遣和嘲笑。他们试图依靠增加农民原本就很重的赋税以避免灭亡命运,寅收卯贡,常年预征,农民已困苦至极,幕府也即将破产而无法维持现状。在1853年培里司令官率舰队到来时,日本的危机已到达顶点。当他闯入日本之后,于1858年跟日本签署了日美通商条约,此时的日本已无力抗争。
当时日本最具人气的口号是“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复古”。这一点是和革命对立的,也是不进步的。跟“尊王”这个口号并列且一样流传甚广的口号是“攘夷”,国民对锁国政策黄金时代的政治纲领极力支持,只有很少一部分领导者明白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他们竭力奋斗,却被杀害。好像没有一点预兆可以说明这个讨厌革命的国家会革故鼎新,会接受西方模式,更谈不上50年后竟可以与西方国家一争高低,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日本使用了与西欧国家全不相同的优点,完成了高层人士和舆论媒体都不曾奢想过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假如可以在水晶球中看到日本将来的模样,他们肯定是无法相信的,因为我们在当时地平线上看不到一丝可以预示20年后会有一股横扫日本列岛风暴的乌云。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日本那遭受等级制束缚的落后民众快速转向一条新的道路,并一直走了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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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美】本尼迪克特 著 
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索书号:K3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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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针对日本文化与民族的研究性著作。“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作者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自1946 年出版以来,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已经成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并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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