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物语 | 南通的大哥哥

笔者与南通大哥哥（图右）摄于2005年。

相识且相知的朋友经常通过微信给我发一些诸如南通建机场、通高铁等普大喜奔的讯息。意思很明确，让我分享与有荣焉的感觉。

是的，南通与我生命有点关联，那是我母亲的出生地，是大姨妈、二舅他们居住地。听说我三岁那年就随母亲去那探视无缘谋面的父亲，迄今去南通的次数不下半百矣。不说对南通了如指掌，至少在那通衢大道、老街陋巷留下一些记忆碎片。

1956年农历正月，本小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家父因故先一步被羁身南通这个他曾效力的地方。所以，才有了三岁小儿郞与父亲的初次见面。也正因为见着了用北方话说的老儿子（幺子），了无生趣的父亲给我外祖母留下“托孤”信函，绝尘而去……这等伤感事不说也罢。

年长我十三岁的守信哥哥是大姨妈长子。自小到老，俺家四兄弟一直毕恭毕敬叫他大哥哥。父亲殁了后，在街办工厂挣一份薄薪的母亲早出晚归独自一人抚养四个“光郞头”，忙都忙不过来，哪来时间顾全子女教育、品行引领，除了给我们讲诸如“戏彩娱亲”“卧冰求鲤”真善美的传统桥段，断然不可能带去海洋馆、博物馆参观学习。不过，母亲有她独特的教育灌输方式，那就是常常用“大哥哥”自觉自律的现身说法督促勉励我们，差强可算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意思。

而远在南通的大姨妈也常常给她“四妹”写来家书，表达关切。我上中学那会儿喜欢打球，体力透支，常常有“小舌头耷下来”症状（扁桃腺发炎），从事医务工作的大姨妈知道后就来信叮嘱母亲带去医院做切除手术，并强调说，扁桃腺发炎会引发心脏方面问题云云。

2000年，大姨妈（前排中）和儿媳们的合影。

2009年，年届九旬的大姨妈参加“纪念王宾逝世100周年暨张謇与王宾学术研讨会”一景。

年届九旬的大姨妈欣然为“纪念王宾逝世100周年暨张謇与王宾学术研讨会”手书真迹印影件。

受姨妈之影响，“大哥哥” 但凡公差来沪或我们去南通，总会抽出时间跟小老弟们“嗄讪胡”（聊天）。真要说起来，大哥哥与我存在着明显的代沟，而大哥哥跟他父亲，也就是我的大姨父 “ 一式似样 ”（极度相似），温润平和不善言表，内心则对我们充满关爱与期许。

记得我十岁那年在南通，姨妈逗我说，南通有火车啊，你没听见火车鸣笛？姨父一口上海话说姨妈，伊是老实人，侬勿要骗小孩。

大哥哥同样以和风细雨态度对待我们，他之所以跟小老弟“嗄讪胡”，无非是想了解、减缓我们在成长方面的困惑……

十多年前，听说大哥哥罹患重病，二哥文杰和我赶去南通直抵病房探视。那天，躺在病床上的大哥哥正接受术后创面换药，他刚看到我们踏入病房，就急忙示意我们留在门外。

按理说，创面换药为免遭感染，外人不得靠近。而那一刻我看到大哥哥差不多像是从病床上跳起来的应急反应，不禁猜想——莫不是急于遮蔽的下意识。抑或在他观念中，就是应该对我们有所体恤与帮助才合乎情理，怎么可以让小老弟看见他那虚弱的状态。不知道我的这种感觉对与不对，反正那一刻，自己心里酸酸涩涩，难道在大哥哥困厄时刻，我们竟无动于衷？

那是在我十三岁时的暑假期，大哥哥来沪出差住福州路吴宫旅馆（今吴宫大酒店）。尔后，他来我家对我母亲说，带文琪去南通度暑假。

当时，上海去南通唯一交通方式就是从十六铺大达码头搭乘东方红长江轮。轮船晚上10:00起航，翌日清晨抵达南通。

那天大哥哥带我上船，轮船还未驶离黄浦江水域，他就在四等舱床铺躺平，让我睡在他的脚跟头。当时买得一张是有床铺的四等舱1.5元，另一张是通铺1.2元，将就挤一下睡个囫囵觉，南通也就到了。

乘“东方红”轮对我而言，熟得不能再熟。可我毕竟是精力充沛的学生仔，又是兴高采烈出远门，静不下心来的本小子在轮船舷梯上上下下来回穿梭，看浦江两岸霓虹闪烁兴致盎然。近吴淞口时，杨浦发电厂，高桥炼油厂等昼夜连轴转的国企璀璨灯火渐渐淡出视线。下半夜回到船舱，大哥哥汗涔涔睡意正酣，我怕自己睡相不雅惊扰他的清梦，于是又不知疲倦游荡于船舷、船舱走廊……

早年往返上海／南通的“东方红”客轮。

船外乌漆麻黑，除了天上星光点点，就是长江奔流不息浪花声。可我实在没有“睡脚跟头”的习惯，而且在我印象中，之前几次去南通都是 “ 五等舱 ”。

五六岁那年，清楚记得 “ 五等舱 ” 就跟难民似地挤挤挨挨席地而坐，用张废报纸垫在冰冷的船体铁板上，后来才算有了长条靠背椅。

“东方红”上海往南通方向行驶，用船员的行话说是“上水”，即逆水行舟之意，时速不会超过20公里，好在两地也就110公里距离，捱到行程终点南通码头不至于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那应该是1969年的暑假期，大哥哥下面几个弟兄不是在苏北插队就是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当大夫，姨父姨妈还是早出晚归的上班族，尤其是大哥哥儿子小曦刚出生不久，日子过得已够忙碌，再加上来了我这个“小把戏”，不纯粹添乱吗？好在大哥哥岳丈原是南通大户人家，“瘦死骆驼比马大”，在端平桥人民路上由一幽静甬道的腰门进出，里边则有一长溜坐北朝南的平房。当时大哥哥暂寓此地，捎上我在此蹭吃蹭住。周六晚，姨妈把我领回熟门熟路的“大巷8号”过礼拜天。

“大巷8号”留下我太多的记忆。6岁那年母亲带去那消遣，大约是冬季。姨妈家买了成堆的胡萝卜放在一大水缸里，用长竹竿搅拌淘洗。那会儿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口粮普遍短缺，“瓜菜代”是当时不错的选项。

啥也“拎勿清”的6岁小屁孩在天井里好不得意操起淘洗胡萝卜的竹杆手舞足蹈，不经意就敲在“三哥哥”额头上。那会儿三哥哥还是个中学生，头上起了个红肿大包，痛得哭将起来，我知道自己闯穷祸了。又是哪一年，把“大巷8号”过道对面跟我年岁差不多“小伢儿”惹哭了。总而言之，“大巷8号”是我儿时无忧无虑、嚣张不拘的乐园。

寻访无忧无虑的儿时记忆。

“大巷8号”是我儿时无忧无虑、嚣张不拘的乐园。

我之嚣张不拘，跟大姨妈对我的溺爱不无关系，留待后面再述。

还是十多年前其康重新整理家谱时我才知道，大姨妈年轻时有着一段传奇经历。日寇侵华初年，南通地域遭到猛轰乱炸，当时念护士学校的姨妈和同学们听到空袭警报，慌不择路从课堂往田野躲闪，姨妈和几个女同学卧倒在河浜堤岸，幸免死伤，而她的一些同学则中弹殒命。

彼时，长江中下游一带普遭日寇烧杀抢掠，满目疮痍，民不聊生。1938年左右姨妈随医院西迁至云南中缅边境一带从事医疗护理工作。

这样一位见过大世面的女子，意志之坚强，主张之坚定，无话可说。我还曾亲眼见过姨妈把我母亲说哭的场面。

2015年，九十有六的大姨妈硕果仅存的亲姊妹，深受爱戴的三姨妈溘然逝世，享年八十有九。当时我在南京守灵，以我的揣度，南通大哥哥和他的兄弟们不会将此噩耗告诉大姨妈，96岁的老人家怎么承受得了这个不幸消息？

而事实却是南通表哥去南京吊唁之前已如实禀报。他们的理由是，思路绝对清爽的大姨妈隔三差五会和南京三姨妈通电话，万一露馅，儿子们又不在现场，会出什么状况谁也没法估计。

那天，大哥哥和他兄弟悉数到场。卧床休息的大姨妈听闻噩耗，顿时恸哭不已，大哥哥和他的兄弟们紧张地手足无措。孰料，稍后老人就平静下来，嘱大哥哥一干小辈统统退出卧室，说，自己想瞌睡一会儿……

大姨妈和其长子华守信向家族长辈王孝萱（图右）敬酒。

大姨妈和其长子华守信与家族长辈孙同珏（左二）翻阅《家谱》，重温家族情。

两年多后，九十九岁高龄的大姨妈病倒了。闻讯后，二哥文杰与我搭乘长途巴士去南通第一人民医院探视老人家。进得病房，姨妈处于沉睡状态，我不禁用脸颊久久贴在大姨妈手背上，她或许已感知不了周遭的情形，可我执著用那种方式真真切切再次感受老人家给予我的爱。

2000年后，我去南通的频次明显增多，姨父姨妈那时已乔迁至“南园小区”。耄耋之年的老俩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就是听觉大不如前。为此，大哥哥在门外安装声响很大的电铃，以便上门看望老人家时起到回应效果。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天门外打铃，老俩口以为电话铃响，一个在卧室，一个在客厅，同时忙不迭拎起电话：“请问哪一位？”都以为是对方来电，问答又不太对得上号，然后生气搁下听筒时，才发现是门外来人打门铃。

姨父往生后，大哥哥请了个住家保姆服侍姨妈。

九十多岁时，姨妈腿脚也还灵敏，主观性还特别强，免不了会和保姆怄气。我去“南园”时会塞给服侍姨妈的保姆小费，并开导姨妈说，南通住家保姆比上海便宜许多之类的安抚话，冀望老人家随遇而安。姨妈用眼神朝客厅瞄一下，然后悄无声息地用笔表达自己的看法，意思是说，上海的行情不能让阿姨知晓，完了还让我把纸条撕碎，老人家悄悄跟我说，那阿姨是识字的。

姨妈出生一个被称之谓“海门府”的官宦人家，作为外公的长女，多少有点大小姐脾气。记忆中，伊在街上遇到有点身份的熟人能说一口“海门府”流行的带口音的普通话——准确的定义是安徽官话。习惯说“安徽官话”的姨妈被街坊尊称“王先生”。王先生又多少有点家长主义倾向，大哥哥他们通常不敢违拗他母亲的主张。而“王先生”对我则有例外——

除了前述我小时候“舞枪弄棒”任性闯穷祸，没遭到姨妈训叱外，老人家说，这孩子从小没爹，受不了委屈。十几岁那年在南通度假，嚷着要喝豆浆，姨妈一早提溜着钢精锅绕了一大圈买回来，我还嫌豆浆寡淡无味。又是哪一年写信给姨妈说，想要一件带金属搭襻的夹克衫，然后，姨妈去裁缝师傅那里比划一通……想想自己毫无道理，一次又一次叨扰“王先生”，实在羞惭得紧！

病床上的大姨妈仍了无生息地沉睡着，坐在近旁的我情不自禁想起老人家对“四妹”家的照拂恩情，想起她老年生活的坚忍且乐观的意志……

不多一会儿，大哥哥来到病床边说，嘱我们去午餐，并说好没大多事，让小曦送去车站回上海。而就在用餐完搭乘小曦车去长途车站时，大哥哥来电话说，姨妈不行了……

赶紧返回医院，大夫正在为姨妈做心脏按压抢救，终因回天乏术，母亲这一辈硕果仅存的老人家走完了九十九人生之路。我用微信向南京虎哥报告，被他一阵埋怨，说之前干嘛不约了一起见姨妈最后一眼。

姨妈走了，我好一阵子没有缓过来。南通对我而言，已再也找不回那种家的感觉。我仍然会去南通走走，而那只是作为一个过路客的感觉。说这话，大哥哥也许会生气，但那是我的真心话。

大哥哥对我的好，六十多年来对我照拂，一直会铭记于心。

早年我是厂子里的青工，车间青年团组织青工去南通狼山游玩。那会儿是三十六元万岁的年代，出门游玩基本就是“屌丝”格式。鄙人自告奋勇称，我来联系亲戚借光什么的。

彼时，大哥哥是南通一家国企的厂长。然后，这边二三十个男女青年夜晚搭乘“东方红”。翌日清晨，大哥哥厂子来了两辆面包车，把我们拉到离狼山不远、性价比好的一家旅社，风风火火玩了一天半后的第二下午，面包车又给送回南通码头。整个行程安排紧凑非常圆满，下午两点半有一班从武汉过境的“东方红”轮，晚上九点左右到达十六铺，不至影响第二天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