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顾 | 闽籍才子邓拓义助“文汇”新生

【题记】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邓子健，福建闽侯人(今福州市区)。现代杂文家、杰出新闻工作者。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今年2月26日是邓拓先生诞辰110年纪念日，本文讲述1956年10月从已并入《教师报》的《文汇报》重获新生中，邓拓出于真诚的职业操守与担当，助力《文汇》这张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地方性报纸重新出发。当代中国新闻史有理由添上这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

蒙冤风暴眼的一代报人

邓拓，这个名字对于六七十岁以上的国人来说，大概是不会淡忘，也不应该淡忘。因为他的冤屈受辱，几乎成了改变一代人“生存规则”的历史符号。

在下清楚地记得五十五年前的1966年春夏之交的那一天，坐在小学三年级课堂上，思想稍微一开小差就瞥见我们的校长，用粉笔在操场边沿的墙报上书写“打倒三家村”几个大字(“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结集出版《三家村扎记》的代名词)。

邓拓又被说成是“三家村”的一号人物，除了邓拓的政治地位比吴晗、廖沫沙两人更高之外，可能邓的思想更深刻、目光更敏锐、笔调更犀利也是一个原因。

从那以后的十年“文革”，人斗人的反文明把戏如同家常便饭，红宝书红袖箍、瓶装墨汁浆糊桶，大大超过衣帽鞋袜瓜果菜蔬的供应。

学校课堂失去了宁静，专家学者大都灰头土脸，破帽遮颜过闹市。勤劳致富，创业投资想都不敢想。因为，那个年代曾经很有钱的资本家俨然成为扫大街的生力军……

巴金老人暮年一再呼吁成立“WG”纪念馆，终因某种忌讳而泥牛入海。而在邓拓故里——福州老乡却颇有见地将邓的旧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辟为纪念馆。

人们在瞻仰参观邓拓音容笑貌、生平介绍、各种版本的诗文以及名人题辞与悼诗中，重新感怀这位八闽才子忍辱负重的崎岖人生。

在纪念馆陈列的悼诗中，特别是三家村同仁、劫后余生的廖沫沙老人写的“每见遗容肠欲断，遗篇一读一伤情”；“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复乾坤。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的诗句，情文并茂，读后令人心酸不已。

邓拓的遭际令人浩叹，邓拓的才学、做人做事的品行令人感佩。

前一阵子与陈木金先生聊起福建乡贤时，我曾说起邓拓义助《文汇报》复刊一事。

或许作为福建老乡的他更在意的是，闽籍贤达与上海有关联的趣闻轶事。

邓拓和夫人丁一岚在北京寓所合影。

因为职业和年岁的缘故，老朽近年来比较多地阅读了一些文化老人饱含真实性情、记述历史原貌的回忆录。

《文汇报》前总编马达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曾任我所供职过的《劳动报》总编，渐入老境的马达前辈也曾不辞辛劳受聘于咱们报社的首席顾问。因此，自己有幸亲聆謦欬，获益匪浅。

马老年近耄耋之际撰著的回忆录《办报生涯六十年》中，曾简约提到上世纪50年代一度解散的《文汇报》经中央批准重新复刊，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邓拓先生在了解了官复原职的该报老总徐铸成，正为一时凑不齐早已遗散的骨干力量而忧愁时，以极大的热忱表示愿将自己得力爱将，原由上海报界调任首都《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钦ben立，再以借调的名义辅助《文汇报》复刊。

关于这段轶事，亲历其事的徐铸成先生有更为详尽的回忆——

“我们准时找到邓拓家中，邓拓同志满面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客厅入座后，我简单地谈及《文汇报》复刊的打算，谈起编辑方针，我说只有一点抽象的想法……邓拓同志对我像极熟的老朋友一样，立即滔滔不绝地谈了几点他的看法……”

徐铸成先生在回忆录中深情回忆邓拓的敬业精神。

两人聊得十分投机之际，徐铸成顺水推舟地亮出自己的底牌——盼望调回《文汇报》的老搭档钦ben立。面对这出乎意料的“挖角”恳求，同样爱慕贤才的邓拓心里不禁格噔了一下。但出于友情，更出于对《文汇报》复刊的庆幸与诚意，沉吟片刻后才同意先将钦借调至《文汇报》。

自京返沪后的徐、钦两位立即带领一干人马埋头苦干，重起“文汇”炉灶。

谦和大度的职业风范

深受老社长徐铸成器重的钦ben立返沪后，即担负起文汇报党组书记的重任。深谙知遇之恩的钦ben立同样难以忘却1952年年底，与袁鹰、刘时平、顾小岚等几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奉调首都《人民日报》的那一幕情景。

袁鹰先生在2006 年出版的《风/云/侧/记》“千古伤心文字狱”一文中深情回忆道:

“1953年元旦才过两天，报社人事科通知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说邓拓同志晚上要同我们谈工作。我们听了有点惊讶，几个普通编辑记者，只须人事科通知到分配的部门报到上班就是，何用总编辑亲自谈话? 晚上，不免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邓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他让我们坐下，开口就为年前因工作忙未能在我们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见面表示歉意，接着就用商量的口吻——征询我们对工作岗位的意见。总编辑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们初到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尤其感受到一阵暖意，把窗外的严寒忘得一干二净……”

经过在人民日报几年的锤炼，钦ben立、袁鹰这几位本身专业功底扎实的年轻才俊，更是成为那儿邓总编所倚重的台柱，前者执掌中央党报经济新闻部，后者为文艺部主任。

《人民日报》文艺部前主任袁鹰先生近影。

我们无法揣测邓拓当时放走自己得力爱将钦ben立时矛盾与不爽的心理感受，但从徐铸成回忆录中，我们已经见识了邓拓豁达大度、襟怀高旷、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处世风格。

这位党中央机关报的一把手在自己工作忙不过来的情况下，还时时处处关注和指导着复刊后的《文汇报》，徐铸成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游通信(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派宦帮显同志赴四川，全一毛同志赴浙江，都写出了极有内容、富有文采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作者撰写作品，深受广泛的欢迎。”

旧版《文汇报》影印件。

一个地方性报纸的老总在退离岗位几十年后，以历经沧桑，处江湖之远的冷峻眼光回望那段走过的路，仍能如数家珍般地感念当年权高位重的邓拓对《文汇报》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指导，足以见得邓拓在“文汇”死而复生中的分量。

没错，徐老先生心中珍藏着几十年前的美好回忆:“邓拓同志先后写给我三封长信表示赞扬。”

“钦ben立同志赴京把关系正式转来时对我说，邓拓同志曾对《人民日报》同志关照，应全力支持《文汇报》及《友好报》(当时北京出版的俄文报纸)。我当时除由衷地感激外，也体会到邓拓同志如此支持我们，是因为他目光远大。着眼于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为一位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趋(驱)人物，《文汇报》当时取得的一点成就，都和他的指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难能可贵的热诚与道义

徐铸成、马达这两位《文汇报》先后的老总，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不约而同感念、缅怀邓拓先生，充分表明了邓在他们心目中所不可替代地位。

有道是，千金难买知己情。位居要津的邓拓对“文汇”这样一张地方上的报纸所倾注那么多的情谊和给予的特别关照，无疑对提升《文汇报》的品位和影响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徐铸成还清楚地记得，在《文汇报》遭遇停刊、心情特别失落的时刻，切身感受到邓拓正直而善良的为人品格:

“那年夏天，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曾去前门饭店看一位香港来的政协委员，在楼梯口巧遇《人民日报》的邓拓，他热情问我:铸成同志，你是哪一天抵京的?”

徐铸成不假思索地告诉道，已搬到北京了。

邓拓同志听了“哦”了一声说，“我是听到你在主持《教师报》了。”接着邓拓不无惋惜地说“我认为《文汇报》停下来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别的报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即便以今天官场的“规则”来看，邓拓对徐说的那番话也多少有点儿犯忌。敢于为由上面决定“停下来”的《文汇报》打抱不平，除了邓拓没有任何和他同一官衔层面上的人敢这么心直口快。

抗战初期，邓拓任《晋察冀日报》总编。

说来也是巧合，1938年年仅26岁的邓拓就担任中共晋察冀省委宣传部长，兼任《晋察冀日报》总编。同年，在上海这个被称为“抗日战争年代孤岛”创刊了《文汇报》。

从精神气质上讲，《晋察冀日报》和《文汇报》不完全一样，前者是革命老区党的机关报，后者则是带有民主倾向的文人化的报纸，用毛泽东曾经对徐铸成说过的话就是:“《文汇报》办得实在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真是应有尽有。”

三四十年代相交之际，邓柘、徐铸成这两个还从未谋面的报社老总，人们无法窥测他们是不是有一种基于职业训练、学养识见的心灵感应。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此九年前的1929年，年仅17岁的邓拓就从故乡福建省立第一高级中学考入上海光华大学预科学习政法，次年参加在上海的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考入上海法政学院社会经济系学习，并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任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区党团书记，中共南市区委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

据史料记载，1934年秋，22岁的大学二年级学生邓拓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从上海法政学院转入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就读。

年仅25岁的邓拓就写出煌煌二十多万字论著《中国救荒史》。

这就很明显，17岁至22岁整整五年的青春岁月，邓拓的成人礼是在上海这座城市中完成的——受高等教育并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如果说，大学教育能够为人的一生奠定价值观的基础；那么，邓拓在沪求学并兼任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务的经历已经为自己建立起道德、责任、学识、素养、情感、能力、精神等方面的人生格局。

此外，三十年代上海的人文气息、精神风尚也多少给他留下一些印象。出于这种考量，笔者姑且认为，邓拓在文化气质上更接近于折冲樽俎的老底子《文汇报》风骨。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邓拓私下曾和徐铸成说过:“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纸。”

25岁那年就写出煌煌二十多万字论著《中国救荒史》的邓拓，在《人民日报》任职期间还曾多次表示要静下心来写一部《中国绘画史》。

遗憾的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所谓“胡风反党集团”的批判等一系列莫名其妙戕害无辜的文山会海牢牢纠缠着他，进而使才子型的邓拓无暇静心自在地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具有创造性的新成就。

1960年邓拓视察江苏时，在太湖边的留影。

笔者在痛惜邓拓先生无用武之地时，也同样痛惜其违拗职业良心，伤及无辜的“失足”行止。囿于时局的偏见和特殊职务的缘故，邓拓有意或无意地在上述三大文化冤案中充当了并不光彩的角色。限于文章篇幅，在此恕不举例。

然而，我更为邓拓感到痛惜的是，在雾散日出的改革开放年代，邓拓再也没有像陆定一、周扬那样为自己曾经的文化施虐与过失重新作出审视、反思，甚至是忏悔的机会。

人非圣贤，当然我们也不会愚蠢到指望邓拓一辈子不犯晕。还是那句老话，邓拓对《文汇报》复刊一事所表现出来的热诚和道义，其正直文化人的性格是很多同道所望尘莫及的。

1956 年下半年《文汇报》复刊的前夜，邓拓与徐铸成的一番促膝谈心比较清晰地表明邓对《文汇报》的好感和期许:

“……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

“我认为《文汇报》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影响，还只能偏重于苏联及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历史的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

在此以后，《文汇报》成为国内唯一在美国、法国、日本、联合国等15国家和国际机构派常驻记者的地方性报纸。《文汇报》这一枝独秀的“宇宙”风光，与邓拓的权威主张不无关联。

迷惘中的清醒

好像就在邓拓和徐铸成促膝谈心以后不长的时间里，邓拓的报人生涯受到了极大的挫折，毛泽东斥其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领袖很生气，后果严重的程度当可想象。

1957年“反右”前夕，毛泽东主张“引蛇出洞”政策，鼓动知识界人士“提意见”。可富有政治经验，更且掌握内部情况的邓拓渐渐意识到“引蛇出洞”背后所不为人知的玄机。

或许，此时邓拓已不再相信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也非常后悔之前和徐铸成有关“想到什么说什么”的贴己话，情况的变化完全始料不及。不然，他绝对不会给徐铸成“灌迷魂药”。

面对挽救不过来的“挖坑”失误，邓拓除了顿足后悔外，别无他法。眼下，他唯一能掌控的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用邓拓当时的原话来说:“学了要出乱子。”

邓拓(笔名马南邨)杂文选《燕山夜话》。

以后事实证明，邓拓那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光明日报》、《文汇报》都被打成“右派”报纸，两家报社的总编辑储an平、徐铸成都成了领受批判的”右派”。

关于这段历史，学者李辉在记述邓拓《书生累》一文中有比较公正持平的评述:

“邓拓被误解、被指责甚至被嘲讽，恰恰因忠诚而产生。难以置信的是，他因为在反右运动前后不能充分理解‘阳谋’而开始受到批评冷落。作为一个长期主持党的报纸工作的人，作为一个有高度党性原则和革命信仰的人，他不能赞同各种形式的对党的批评，尤其不能同意在党的自己的报纸发表那些言辞激烈的批评。他的思路一直顺着历史脉络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