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回顾 | 寻亲牡丹江

2009年年底，寻亲牡丹江时和堂哥堂姐和他们子女合影，前排左起王文政、王文琪(笔者)、王文山、王文淑、王禹丹(文山哥孙女)、王輝；后排左起王岗、王佩杰、王悦、李丽娜、王凯鹏。

踏上去牡丹江的路程纯属偶然。

2009年年头上，大哥文熙退休后一直和我嘀咕着去正定探望父亲老家的亲人。其实，靠近石家庄市区的老家早在十多年前就划出正定县，村子里的住房布局已完全融入省城风格，但习惯上我们总管老家叫正定——在我们的籍贯登记中几十年来一直填上“河北正定”字样，这能改吗？

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回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搭上终点太原的Z96快车，从上海站出发中途仅停靠南京站，直抵石家庄也就11个小时的车程，比上海至石家庄的车次整整节省六七个小时。

并不漫长的旅程让上了一定年岁的咱哥俩无论体力还是心情都比较轻松。年逾八旬的嫡堂大哥王文斌一如五年前见到我们的亲切：“到家了，弟弟们到家了！”

身体健朗、思路清晰的老大哥在闲聊中还特别欣慰地告诉我们，由村上几位本家老人“慢嚼细咽”了15年之久的正定王氏家谱都快上印刷厂了。听老哥这么一说，我就比较敏感地问：断了无数年音讯的东北二伯父一大家子资料也整齐了？文斌大哥摇了摇头。“这怎么成呢？”咱兄弟俩几乎急得同时跳脚，大有“反”了的意思。

从心底里讲，我又特能理解文斌老哥如之奈何的困惑，既没有电话联系方式，又确定不了那边可靠的住家地址。多少年前也曾寄加格达奇一函，可哪知道二伯父家老大文奎哥全家，早已从加格达奇迁至齐齐哈尔市定居。

在村子里、在本家兄弟中颇有威望的文斌大哥也算是明白人，他极不愿意因咱们这边的缘故而无休止地拖累老本家修谱的大事。但不知深浅的我还是希望拜访一下主持其事的老人，恳请他们宽限几天，并信誓旦旦地说，明天一早就上东北寻访东北的亲人，争取第一时间发回电子邮件。

1987年，堂房大哥王文斌(前排中)率其子王少华(后排左)、王少卿(后排右)来沪寻亲。前排左王文熙，右王文骏，后中王文琪。

天寒地冻千里迢迢，真的单枪匹马踏上去东北的寻亲之路，内心还是挺徨惑的。

从石家庄出发的前一天我打电话到上海，让内人在我的书桌抽屉里找一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二伯父家的文山哥来上海时留下的牡丹江家庭及单位电话号码的纸片。但可以想见时隔十六、七年，其间自己都换了两次住房，那个唯一的联系方式很可能早就丢失了。

果不其然，内人回电说翻遍几个抽屉就是找不到。可事情已到这个份上，我哪还有退路？特别是年逾的八旬文斌大哥还特指望我这个最小的堂弟“能办上这事”。岂能让83岁老人心中的希望成为泡影！

倒不是说怪自己逞强，修立家谱毕竟是我们这一辈人承上启下的应尽责任。有道是，百年修史、十年修志、五十年修谱。做好这件早已超越大半个世纪的事情，既是对先人最好的祭奠，又是留给后人生生不息的家世文本。可问题是面对冰天雪地的牡丹江这座边陲城市喊几嗓子就能找到亲人吗？

好在我这个人脸皮还厚，不是说“有困难找民警”，“都是活雷锋吗？”咱到当地的派出所，恭敬地递上本人身份证，嗑嗑吧吧这个那个地说上一通，恳请民警同志帮着查一下亲人的户籍资料。但派出所的同志却一副“公家”的面孔：对不起，咱们的户籍资料不对外开放。

明明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咱穿越半个大中国赶到这里容易吗？您就不能行行好吗？可人家仍然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腔调，再啰嗦就没啥意思了。当然，这仅仅是我假想中的一幕，在尚未到达那儿之前，所有的想象都不怎么靠谱。

从石家庄开出的列车经过6多小时的长途奔袭才刚到达天津，铁路不是大提速了几次吗，咋还这么慢？临行前我自以为是地算了一下，石家庄这个点无论如何应该是超出上海至哈尔滨的一半路程，哪知人家先走石德线，再折返走京沪、京哈线。2009年那会儿，石市去东北确实有点儿绕路。

忧虑重重兼胡思乱想了一大圈，忍不住再次掏出手机几乎带着乞求的口吻跟太太说，无论如何得翻箱倒柜把当年文山哥留下的电话纸片找出来，不然俺就惨了。

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终于在列车进入不知名的小站前，家里回电话了。也顾不得熄灯前车厢里的宁静，几分激动，几丝颤抖地记录下了文山哥的电话号码。

旋即拨了牡丹江的电话，只听铃声响就是没人接听。不碍事，说不定哥嫂俩上儿子家度周末呐！咱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再说不还有个单位电话吗，隔天往单位挂电话总找得到人吧。在不断的自我安慰中，也就没有太多的想法了，靠在卧铺上竟迷迷糊糊打起盹。

时近晚十点列车缓缓驶入山海关站。十多年前我也曾是东北那疙瘩的匆匆过客，印象中“山海关”那三个大字是这条铁道线上最有个性和张力的站名。有“好像金凤展翘，恰似虎踞龙盘”传说的山海关南近海，北挨山，南北十六里，海、关、山，紧相连。由朱元璋年代筑起这道天下第一关，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母亲生前曾多次说起过这个她从未来过的地方，所谓的这道“天下第一关”曾毫不留情地掐断了一个年仅17岁的农家弟子投奔他远在牡丹江吃铁路饭的二哥，冀以实现自食其力的人生梦想。

笔者母亲和二哥王文杰(1986年摄)。

还曾记得，1990年农历正月十五，趁上北京出差之余去了正定老家，文斌老哥让他长子少华带我探望一位远房长辈，那位70多岁的伯母得知是“臣子”（父亲打小脾气倔，起这小名实指望变得柔顺一点）小儿子来看望她，老太太反复打量了几番，才拉起我的手，眼眶里滚动着泪花。

老太太比父亲大不了几岁，当年正是这位老伯母一针一线缝补父亲出门上东北的衣物，哪知道“这兄弟”一走就再回不来了！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9·18”，日本侵略军大举侵占东北，一手炮制伪满州国成立，溥仪被扶为其儿皇帝。特别可恨的是日寇强盗竟嚣张到在山海关布岗设卡，严禁这边的老百姓进出。

1934年，王新亭这个后来成为我父亲的农村青年手揣他二哥王新文家书，终究没能成为通往所谓“满洲国”的凭证。

出生于1908年的二伯父王新文19岁那年只身闯关东，投靠在哈尔滨铁路工务段当工人的表姐夫赵彩青。

据史料记载，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视察哈尔滨。在哈尔滨国际旅行社的顶层露台上，毛泽东同志曾对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的李延禄说：“东北抗日联军，有成绩，有缺点，应该写出来。写出来，对党对人民有益处。”

1963年，原抗联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的回忆录《疾风知劲草——抗联四军的童年》同时发表在《黑龙江文艺》、《收获》两家文学期刊上。这部回忆录于1979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过去的年代》。

其中就提到由李延禄等共产党人组织策划并指挥的镜泊湖連环战：“最初一战是1932年3月13日，最后一战——高岭子之战是1932年3月27日，后者恰好早巴彦七马架子暴动两个月。这支工人游击队建立在1931年末，是由中共穆棱县委帮助共产党员李延禄和赵彩青等人组建的。”

另载：“1933年，经中共党员苏文（苏长德）介绍，王新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负责山洞、北林子、磨刀石一带党的组织工作。翌年任山洞党支部书记。1937年冬，直接受职工部部长赵彩青领导，秘密组织对日军列车颠覆破坏活动。同时，利用巡道工工作之便，在沿线及山区发动群众抗日活动，发展党的组织成员。党的秘密会议，多次在他家里召开。”“1938年秋，王新文秘密组织党员和铁路工人，在代马沟一段颠覆日军军列……”

2019年出版的《哈尔滨铁路百年史话》(上)

书中记载“磨刀石铁路工区以养路工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吉东特委职工部委员王新文打电话给新房子车站戴吉山，说要加强戒备，要过军用车，好好检查(暗号指“做好准备”)。情报又传给中东铁路职工部部长赵采(彩)青，最后通过地下党红色交通站，将日军列车通过的准确时间迅速传递给东北抗联，引导抗联战士来到颠覆日军军列的最佳地点(代马沟至新房子413公里处)。铁路工人起道钉的起道钉、卸螺丝的卸螺丝，很快就做好了颠覆列车的准备……”

二伯父王新文生前遗照。

列车早已驶离山海关车站，我走得正是当年父亲从正定出来投奔他二哥，也就是我二伯父王新文的线路。

70多年前，列车的款式、车速和舒适度肯定和现在没得比。而唯一比我优越的是，当时还是河北农村小伙子的王新亭手上好歹还揣着那封他二哥家书，倘不是小日本强盗架设的边关哨卡，那王新亭找他二哥的把握比俺强多了。可哪道该死的哨卡，愣是关住了他的去路。如之奈何？

王新亭先生只得折返去北平，凭他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和写得一手还说得过去字体，谋了一份在人手下誊写的工作。

偏偏又不甘寄人篱下那位河北青年不知从哪个墙头上看到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

从此王家兄弟两走叉了道，生生死死再也没得相见！

在我还没有任何地域概念的小时候就知道牡丹江这个地方。1955年，不太认字的二伯母凭当时铁路家属优待(免费乘车)条件，从2900多公里之外的牡丹江赶到上海看望我父母。当时在一所中学教书的父亲对此前从未见过面的“二嫂”十分敬重，特地让我们兄弟几个敬称二伯母为大妈。

八年后的2017年，重游牡市。前排左起王凯鹏、李福君、王文政、王文琪、王悦、王岗。后排左起王佩珩、王輝、陈桂英、钱有琴、谷月、李玉玲、王佩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就认识父亲老家这一个长辈。我生也晚，完全没有记忆，但母亲生前说起大妈总显得那么的忘情：你大妈喜欢说笑，特别爱拿“南蛮子”说事。

在大妈心中我们是北方的一家子，丝毫没把我们当作南方人看待，而我上面的兄长特别记得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小脚大妈在我家和面做饺子蒸馒头的情景。

时隔四五年，大妈又带她娘家的亲戚来沪求医。其时，父亲因历史问题放逐在外。大妈这位抗战烈士遗孀丝毫不以为意，反而对我们呵护有加。

正是这位深明大义又完全清楚我父亲当年横遭日本强盗阻拦，见不上亲哥哥并从此天人永隔真相的大妈，让在东北的文奎哥、文淑大姐写信给我父母嘘寒问暖。大妈是最懂得亲情，也特别珍惜亲情，令我们一生一世铭记在心的长辈。

尽管母亲特别怀念大妈在上海其乐融融的那段日子，但生怕父亲这层社会关系给东北的侄儿侄女带去麻烦，还是知趣地掐断了与牡丹江联系的念头。我也完全能理解早就提干的文奎哥、文淑大姐心中不足为外人道的滋味。

早年从牡丹江远去柳州任职的二哥文谦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致死，文谦哥从未与我父亲见过面，也没有任何通信，况且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何罪之有？

1959年，二伯家次子王文谦(前排左一)依依不舍告别出身之地牡丹江，去广西柳州赴任前的留影。

1975年，文淑大姐来上海看望母亲时说起的这桩旷世奇冤，母亲神态特别凝重。在母亲看来，这就是一份永远也偿还不起的心债。1982年、1994年，文奎、文山哥俩又分别从加格达奇、牡丹江来沪看望过母亲，老人也曾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可过于复杂的前尘往事又无从说起。

列车快速地向东北大地奔驰，心中的圣地牡丹江离我越来越近，可能不能见上东北的堂哥堂姐们心中尚未有底。翌日早晨我再根据文山哥当年留下的两个电话号码拨了一通，家里的电话终于有人接听了，但对方明确地告诉我，这里是驾校！而单位的电话则是空号。

当时我就傻了，此前唯一的寻亲指望给掐断了。眼看哈尔滨就要到了，我到底还有没有必要上牡丹江去？去了之后没有任何结果，还不如早点收脚走回头路。

有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父亲当年投奔他二哥，限于艰难时世，无功而返。难道这次我也得半途而废？经过列车上一昼夜焦虑不安的折腾，人困马乏，我几乎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支撑接下来的旅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说句真心话，想哭的念头都有。

牡丹江，这个自打小时候就知晓的地方，与上海相隔很远很远，与父亲的血缘关系亲如手足，父子两代几乎走了70多年还未到达的地方到底有多神秘？

至此，还能支撑我继续踏上去牡丹江列车的最后一丝线索，无非我还知道王文淑、王文山这两个亲人的名字，而且大姐是那边铁路电务段的人事干部，山哥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可掐指算来他们早就过了离退休的年龄。

星移斗转，世时变动，该找哪部门查询？

2017年，重聚牡丹江场面之一。

东北冬季昼短夜长，才刚下午四点天空一片擦黑。我匆忙乘上的这趟去牡丹江的列车又特别拥挤，非但无座位，还人挨着人像“插蜡烛”般站在那儿动荡不得，茶杯也只能搁在厕所边的水槽上。

傍晚六点多钟下的车，这里上灯已快两个多小时了，黑灯瞎火的上哪儿去问堂哥堂姐的下落？心里不禁有点忐忑，神志清醒的我很是明白:如此这般，找不到是正常的，能找到则是奇迹。

奇迹会出现吗？犹豫再三后，我决定在当晚实施第一步计划，上铁路分局打探一番。尽管我知道可能会碰到一鼻子灰，但眼下需要的是一往无前的勇气，那怕花上千儿八百，寻亲有了结果才是硬道理。

就在我走出车站快百米时，寻亲出现了一丝曙光。我正在向路灯下做小生意的老大娘探询铁路分局往哪儿走的时候，边上准备打开小车门的中年人听老大娘支支吾吾说不清就主动跟我说，穿过前面的路口再怎么走……

特别得感谢人家的是，他一听我说的南方口音，估计咱人生地不熟，顺便告诉我那铁路分局已改成办事处，晚上未必找得到办事人员。那人也似乎察觉我六神无主的样子，“啥事这么急呢？”他弄明白寻找铁路系统亲人什么的，谁料他追问道：找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如实相告。

嗨，他摇摇手说，别上办事处啦，你就到马路对面那个白鹤楼宾馆打听你哥住址他们准知道，你哥弃教从商就任他们公司的老总，宾馆归他管的。哦，谢天谢地！再三向人道谢后，赶紧冲到马路对面的白鹤楼宾馆，指望能打探到山哥家地址。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计划没有变化快。我完全相信那位中年人提供的信息没错，可人家宾馆早几年就物是人非由个人承包了，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确实无从知道前东家尤其是个人的任何信息。

待我整明白这档事，再想找其它线索又得从零开始。幸亏那位中年人还透露过这么一句话，王文山好像就住在宾馆后一条马路的小区。

路灯下也见不到多少行人，我深一脚浅一脚踩着地上的积雪，几次差点滑倒在地。战战兢兢地见人就问铁路职工的住宅小区（没这个名称），黑咕隆咚七转八弯总算找到算得上“铁路小区”名号的大门内，天色更晚了，寒冷剌骨哪还有人在小区内遛达？

抽上几口烟定定神就守株待兔般地待在那儿，黑漆漆朦胧胧瞅见有人走出一门洞，赶紧趋步向前招呼，那位老大爷先前还没听明白南方口音的名字。

又是无巧不成书，边上正好走过一位大姐听明白找王文山的，搭讪着说他应该住那儿的，有时上街买菜还看到过他。原来那位大爷不仅认识文山哥，还在教学活动中打过交道，只是没听明白我的口音。这位叫史振海（谐音）的老先生可真是古道热肠，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我帮你一起找过去……

文山哥很是惊讶我的到来，他几乎还没来得及和我这个小老弟聊上几句，赶紧往齐齐哈尔文奎哥家挂长途。

78岁的文奎哥在电话中不无激动地让我明天就上他那儿。在牡丹江市的文淑大姐得知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说晚上就赶过来，还有文政哥也觉得小老弟千里寻亲特不可思议。

图为1992年，王新文长子王文奎及家人手棒王新文烈士证书合影。

山哥看到我经两天一夜折腾疲惫不堪的样子，在电话中让他们就明天过来团聚。是的，文淑大姐1975年来上海，我才19岁，如今年逾半百，文政哥还从未见过面，也不差夜晚这会功夫。翌日一大早，74岁的大姐由她儿子佩杰陪同来了，文政哥也来了。

远在齐齐哈尔的文奎哥听说我明后天得往回赶，就说你过不来，那他赶来牡丹江聚聚。文山哥好说歹说没让他过来，一是七十好几的老人匆忙出门受累，更主要是嫂子身体不适需照料。但情义深重的文奎哥几乎从一早到晚上打过来十几通长途，这个那个的，时时惦记着我这个小老弟在牡丹江的冷暖。真的是因为报社准假短的原因，不然还真应该上齐齐哈尔探望他。

记得1982年，文奎哥去上海看望母亲时的样子，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宽宽的额头上好像还抹了点发腊，戴着当时还很时髦玳瑁眼镜，就是放在“六方会谈”的场面上也像那么回事。据说他当时还挂着加格达奇铁路局什么主任的头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这边新闻专业进修时的一位女同志还曾在加格达奇铁路分局工作过几年，说起王文奎，那位女同志说机关的同事特别敬重他。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文奎哥当年给母亲捎来过一张全家照，照片上他的小儿子王岗也不过十来岁的模样，英俊机敏中略略有点少年老成的劲儿。1983年我去长春旅游结婚时还在信中开玩笑给文奎哥说过，让他过来当小傧相。

一眨眼的功夫二十七年过去，山哥告诉我王岗十年前就调到牡丹江铁路部门工作。我比较傻气地说，照片上的其他人不太记得起来，对那位小帅哥还有那么一点印象。在电话中让帅哥过来见面时，他都搞不明白上海来了什么亲戚。

待第二天上他姑姑家一瞅我就豁然开朗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啥也别解释了，这人额头、模样忒像老王家的人，指定应该叫叔叔了。

2017年游镜泊湖时留影，左起王悦、王岗、王佩杰；右一王文政，右二王文琪。

那天餐桌上，王岗喝的特别带劲，还特别逗乐地说了生儿生女的段子，差一点让我笑得喷饭。

廿八年前，在上海与文奎哥见面时间不宽裕，没太多的交流，好像他与我家老大文熙去淮海路一家咖啡馆拉拉家常。由于彼此生活的地域和环境不完全一样，再加上几十年基本不怎么走动的缘故，陌生感总是难免的。但文奎哥这次在齐齐哈尔那头给我打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有一种别样的亲近感。

为让我第三天不至于太劳累，他早早地就让他女婿在哈尔滨帮我订好歇脚的宾馆和回沪车票。这次上牡丹江我才知道，文奎哥的最大的外孙女同济硕士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名气很响的IT公司上班，其“海归”夫婿也是IT的青年才俊。

上牡丹江的第二天下午，我特意陪文淑大姐回到她家。大姐是我记事后认识的第一位牡丹江亲人，1975年万里任铁道部一把手的时候，像大姐这14岁就上铁路工作的老干部心头的压抑感才稍稍轻松了一点，所以在那个年代才有胆量来处境还比较困难的我家看望母亲。

时隔35后再见到大姐，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模样也挺富泰的。大姐同样有着与我大妈一样的热情与善良，虽然她已不太记得我们兄弟几个的模样，可报出我家的老宅路名、门牌号码一丝不差。

她说她母亲，也就是我们的大妈自打她小时候告之的住址一直镌刻在脑海中。和儿子佩杰一家三口住在一个并不宽敞两居室的大姐，在小书桌边上戴上老花镜接电话的样子仍然很像一个人事干部。

文淑姐儿子佩杰(左)、女儿佩珩(右)和笔者在镜泊湖畔留影。

此情此景让我颇感困惑，再怎么说大姐干部了一辈子，住房待遇咋就没能有明显改善呢？好在大姐性格比较豁达大度，儿女孝顺，第三代又特别有出息。学财经专业的大外孙女大学毕业前，就简简单单背上双肩包独闯京城。

在当下普遍粥少僧多的职场，小姑娘不屑于招聘会投简历十网打渔九网空的程式，与其等靠要，不如“直捣龙门”毛遂自荐。能说会道加死缠烂打，居然感动了那家知名企业的老总。

我在牡丹江满打满算就一天半的时间，佩杰硬要代表他妈在我上车之前办一桌饯行聚餐，大姐两个闺女看到我时，和王岗“老王家的”感喟一模一样。

餐桌上说起这次寻亲的指路人史振海老师凑巧还先后做过这两位外甥女的任课老师，我特别叮嘱她们，无论如何得代我向史老师再道一声谢谢。

上火车后的当晚我在哈尔滨歇脚，佩杰又打电话过来嘘寒问暖，我没让他多说什么，因为前两个晚上大姐已没有怎么睡踏实，小老弟意外的寻亲之旅让她寻思了一宿，第二天傍晚为家谱，大姐往柳州侄儿家挂了长途，那边又是大姐特别牵肠挂肚的王家命脉。

如果在第三个傍晚再让大姐说上几句，情绪上难免有些波动。我对佩杰的拜托是，好好照顾好妈妈，她是我唯一叫大姐的亲人。

四哥文政是比较有生活情趣的老人，品茗很是讲究来头，既不是价格昂贵的乌龙，又烦茉莉花茶的异味，清新润口的江南绿茶是他的首选。

老哥俩合个影，文政(左)和文琪。

除了广西柳州的文谦哥外，四哥是这次第一回见面。四哥个儿不高，但作派完全是北方的爷们，说话的声调极像文奎，嘎崩脆的东北劲儿。

四哥的儿子大鹏那天穿着像警察局的棉风衣，起初真以为是公安的，那知还是干铁路工作的。我开玩笑说，那天要是在牡丹江车站遇上你就省事多了。大鹏像他妈一样的老实巴交，再说两句脸儿都红了。

据说，在我去牡丹江前，文奎哥与老家人不谋而合寻思着修立家谱的事，他们正准备让文政哥去石家庄收集资料。以文政哥充沛的精力和胸有成竹，重返故乡可比我“寻亲牡丹江”顺利得多了，再说与文斌老哥俩唠唠嗑，弹指一挥间，几十年沧海桑田的话题多有意义啊。

比较靠谱，比较凑巧，事实上也是我上东北寻亲的第一人选就是文山哥。在手上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他的电话号码，而相对大姐和文奎哥廿八年以前模糊的见面印象，十五六年前在沪遇见山哥的印象就比较容易相认。

王文琪夫妇与山嫂王輝(中)合影。

1994年那会儿，山哥来沪寻亲可比前两位来得艰难。文淑大姐提供的原住址由于拆迁已不复存在，后经老邻居指点才找到老二文杰家。不巧，母亲去了我大舅家，整整绕了当时的半个上海滩才到目的地。母亲赶紧发出集结号，哥几个见上一面那容易吗？

尽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牡丹江聊得最多的是咱的山哥。如同小时候就知晓牡丹江地名，二伯父是抗联英烈也早就耳熟能详。不过，母亲绝对禁止对外讲，更不得填上社会关系。

在文章的上半部分我说起过东北抗日联军将士赵彩青的英雄壮举，1939年9月16日，赵彩青惨遭日本侵略者杀害。两年之后，二伯父携家带口捧着我们应该叫表姑父赵彩青的骨灰回到河北老家安葬。二伯父这次回家让在老家的文斌大哥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因为文奎、文淑一起回去的，他有了玩伴。

这次上东北前文斌老哥还告诉我，那一回他和文奎小哥俩还比拼喝酒，当晚文奎就“醉得一塌糊涂”。

祖父祖母养育三儿一女，大伯王新德，姑妈王玉姐在家务农，二伯父（小名双瑞）和我父亲则属于比较有想法的农家子弟。

二伯父1927年上牡丹江也不过19岁，这次在山哥家瞻仰二伯父遗像，短短的板寸头，目光炯炯有神。而记忆中的父亲梳大背头，两道浓眉下的眼神似忧多喜少，哥两的个头倒也差不离，1．8米左右。二伯父对他的兄弟感情很好，寄予很大的期望，要不然就不会让他上牡丹江找事情做。

1945年二伯父壮烈后，换了别人大妈根本不可能也没必要在事隔十年之后找到上海见她从未有碰面的小叔子，二伯父生前是否有过嘱托？至少从大妈把我们视若一家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上看，完全是发自于内心。回到上海后，我一直为匆忙间没让山哥找出大妈遗像鞠躬叩头而深感亏欠与不安。

二伯父比我父亲大9岁，也就是说我父亲对自己二哥完整的印象只停留于10岁那年。

据说父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心相当孤独苦闷，本就是农家子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兴许还有点自卑感。以他那种身份与薪饷32岁才娶妻成亲，也较耐人寻味。

我母亲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大家庭，有道是，饿死的鹿驼比马壮。

父亲因借住我外公大宅门，才有了这门姻缘。不过官宦人家出生，又会看书吟诗的外婆还算中意这个女婿。放逐中的父亲在特别憋屈厌世时留给我外婆托孤信，令老人心痛不已泪流满面。

也因此外婆对我们兄弟几个倾注了格外多的慈爱，我11岁那年表哥带我上南通看望已中风不认得亲人的外婆，老人脸上居然笑得很开心，外婆不喜欢吃苹果，我将切成片的苹果喂她，老太太美滋滋地吃得干干净净。

如同山哥他们没见过我父亲，我们对二伯父的概念也相当模糊。这次在牡丹江的时间实在太匆忙，虽然山哥也大致说了二伯父生平的轮廓，但更多的细节根本来不及作进一步的探询与了解。离开牡丹江之际，只是带了《中共牡丹江党史人物》和《从共产国际起来》的有关赵彩青、王新文章节的复印件。

2000年，孙道临(左)执导电影《詹天佑》主要场景在牡丹江，时任铁路某公司老总王文山(右)给予大力支持。图为两人在白鹤楼宾馆合影。

詹天佑饰演者冯淳超为文山哥签名留影。二伯父王新文1927年初到牡丹江时年仅19岁。起先就凭在哈尔滨铁路工务段任职的赵彩青内弟的这层关系在铁路上谋生，当时一起干活的一位心肠极好的老师傅看到模样长得挺可爱又机灵聪明的王新文很是谈得来，时间一长掏真心话说，做巡道工没多大出息，反正咱年龄大了，要不这么的，我与你调个岗位。

这样二伯父就干上保养工这一有技术含金量的工作。其间，稍后，二伯父还上了“老毛子”办的铁路技工学校，勤奋好学又有悟性的二伯父不仅在学校里学了一手技术活，还学了说写俄文的本领。毕业后，被分配到穆棱铁路工务段工作，并当上了工长。

1933年在表姐夫赵彩青的影响和动员下，经中共党员苏文（苏长德）介绍二伯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负责山洞、北林子、磨刀石（三个均为地名）一带党的组织工作，并在家设中共秘密联络点。1936年担任支部书记，直接受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职工部长赵彩青领导。

1936年8月由二伯父和另一位地下党员戴吉山策划并组织的破坏铁轨颠覆日本军列的行动取得巨大成功。是役，由一股埋伏的抗联军趁日军列颠覆之乱当场击毙日军300多人，抗联部队缴获大批军需物资。由此二伯父获“吉东破袭战英雄”称号。

1938年，二伯父又秘密组织党员和铁路工人，在马代沟一段神不知鬼不觉地制造日本军列爆炸事件，就在日军抱头鼠窜惊魂未定之际，二伯父又转移至海林地区继续扩大颠覆日军军列这一重挫其嚣张气焰的地下活动……

抗联部队和王新文他们的节节胜利，引起日军的疯狂反扑。二伯父护送亲戚赵彩青回河北老家安葬竟也成了迫害的理由，回牡丹江第三天日伪当局就将其送进监狱，面对鬼子严刑逼供二伯父咬住亲属情义，坚不吐实。被打得不成样子又查无实据的二伯父侥幸逃过一劫。

1944年，眼看全国抗战将取得全面胜利，日伪警护队狗急跳墙，再度将“可疑分子”王新文投入监狱直至摧残致死。二伯父壮烈于1945年3月，离全国抗战全面胜利仅差半年时间。

二伯父整整离开人间六十五年时间，他老人家的英灵葬在牡丹江烈士陵园，借以此文，在遥远的东海之滨祭告二伯父在天之灵，您最小的侄儿一定会再上牡丹江看您来的！

笔者附笔: 此文写于2009年12月29日，2021年11月26日补充图片资料。

附录:

破袭战英雄王新文的抗日故事

王树元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寇利用铁路运兵，不断扩大对东北的占领。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配合抗日部队，破路毁桥，颠覆列车，伏击日军。当年在滨绥线上，就有一位“破袭战英雄”王新文。

王新文，1908年生于河北省正定县赵村，读完中学，1928年秋来到哈尔滨，投奔在中东铁路哈尔滨工务段任职的表姐夫赵彩青，在该段从事过烧锅炉、巡道工等。后被推举到中东铁路技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中东铁路穆棱工务段工作。

1930年，王新文在山洞养路工区任工长。此间，王新文接触了穆棱地下党组织，并多次参加党的活动。1932年12月下旬，吉林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共产党员）率部，从兴源开赴磨刀石阻击日军侵占穆棱县境，王新文带领工人协助救国军战士破拆铁路，还动员沿线铁路工人捐款捐物，支援抗日部队。

1933年9月，经中共党员苏长德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王新文任山洞党支部书记，负责山洞、北林子、磨刀石一带党组织工作，并在沿线及山区发动群众积极抗日，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1935年2月，中央革命人民政府交通员郭永才到穆棱车站与王新文、赵彩青等研究建立反满抗日会。穆棱县委成员安景之7月到穆棱站建立党组织，并筹建中东铁路职工部。11月职工部成立后，领导四个党支部，王新文任磨刀石党支部书记。他注重开展青年工作，经常约请一些进步青年工人到家吃饭，趁此，传播抗日救亡道理。

由于王新文有一手过硬线路技术，还会说日语，牡丹江工务区（段）的一些日本管理者都敬重他。有一次磨刀石车站到了一批日军物资，当时货运员不在，工人们不知道货往哪卸。蛮横的日本兵就开始骂工人：“阿呆、八嘎丫路！”并用枪托砸工人，王新文正在检查线路，当即冲上前，不由分说“啪啪”连抽日本兵几个嘴巴，并用日语严厉训斥，日本兵不但不敢反抗，还连声“哈依哈依！”。

1936年2月，中共吉东特委被破坏，职工部一些同志被捕，工作停顿。6月，中央驻共产国际派李范五、郭永才到穆棱召开中东铁路穆棱会议，决定重建中东铁路职工部，王新文任宣传部长。并成立了3个抗日分会，王新文兼任磨刀石抗日分会书记。

9月25日，王新文接到牡丹江地下党传来情报：27日17时（农历八月十二日），将有一趟日军列车由牡丹江东站发车，开往绥芬河，车内载有大批军需物资，由日满兵混合押运。王新文立即将情报转告给中东铁路职工部，并通知抗联部队。他同戴吉山、赵彩青等研究决定，将列车颠覆地点选在北林子与新房子间的“413”公里曲线处。

晚20时40分，由两辆机车牵引的列车高速行驶到钢轨破坏处，只听“轰隆隆——！”一声巨响，日军列车冲出线路，接连又是几声巨响，十几节车厢翻下路基。这时，埋伏在山林中的抗联战士将成群的手榴弹投向日军，12挺机枪同时开火，惊魂未定的日军又遭到猛烈的袭击死伤过半。

经过激战，抗联部队击毙击伤日军近二百人，俘获伪军一个连，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王新文在这次破袭战中精心策划及时传递情报，为抗日联军胜利袭击日军列车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2月，在敌伪势力十分猖獗的形势下，王新文、赵彩青等坚持秘密活动，他们在穆棱柳毛河野外宣誓：“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走日本鬼子！誓死不当亡国奴！”8月，日伪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在穆棱境内实施大逮捕，使中东铁路职工部所属各站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大批党团员、反日会员及抗日群众被敌人逮捕、刑讯、杀害。使职工部的活动停止。但王新文为把情报及时传递出去，经常深夜活动。为避开敌人的盯梢，常把组织机密装在火柴盒底层，让小脚爱人胡堂静传递出去。他还经常在自家召开组织会议。每逢开会前，家门前都会摆放一只水桶，一旦有事门上就会挂一件衣服。开会时胡堂静领着孩子在外面望风。

10月初，上级党组织紧急通知王新文、潘寿廷等转移或坚守岗位暂时隐蔽。但王新文、潘寿廷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吸引敌人的注意，义无反顾地继续开展工作。

11月上旬，党组织得到情报，近日有一日本军列开往绥芬河边境。王新文、赵彩青、安景之等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利用代马沟与北林子间的曲线长大坡道段，制造一起列车颠覆事故，严惩敌人。在军列到达前，他们组织山顶、山底、北林子、代马沟等站党内同志携带耙子、叉子、洋镐、铁锹等工具，来到曲线坡最急段，将曲线下股枕木底石砟掏空，形同虚设巧作伪装。待日军列车行驶到该路段时，由于列车重载加之下坡速度快，压在轨枕掏空的线路段当即侧翻，列车装载的炸药顷刻发生爆炸，押车日军死伤众多。

以防万一，王新文把参与行动的同志秘密转移。事件发生后，敌人明知有人故意破坏，经多方调查又找不到根据。把多名有“共产党嫌疑”的工人列为黑名单，分别调离、监视、逮捕。

赵彩青被调到绥芬河养路工区。王新文则被调到海林工区。在那儿，王新文仍策划颠覆日军列车。

1939年9月末，由绥芬河开往大连的日本军列，挂有11节车厢乘满日军，当列车开到敖头站时，正赶上养路班长宗建镐带领工人更换钢轨。王新文抓住这有利时机，制造接头错牙，使行驶到此的日军列车冲出线路，前四节撞到山上，造成日军重大伤亡。敌人恼羞成怒，逮捕宗建镐。王新文被日伪警护团以“便于监视”对象调入牡丹江工务段。

10月下旬，王新文在牡丹江遭日伪逮捕。在狱中，敌人将王新文衣服剥光反绑在木桩上，用麻鞭子蘸凉水，往身上乱抽，一鞭一道血印，如针扎般地刺疼。日本宪兵武长原田，一边抽一边问：“乔山道（共产党）的说不说？”王新文挺刑拒供。敌人找不到任何证据，且王新文胃溃疡严重，只好暂时放人，继续受到监视。

出狱后的王新文，并没有被敌人的残暴所吓倒，立场更加坚定，继续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1944年秋，为实现被敌人杀害的赵彩青遗愿，王新文携带家人和赵彩青的遗孀将其骨灰送回河北老家。

王新文这次回老家还肩负着组织交给他在石家庄建立一处抗战情报联络点的任务，由于没有组织经费，他动员大哥王新德卖掉家里十余亩地和一匹骡子，筹款租下一店铺，建立了抗战情报联络点。

王新文回到牡丹江三天，日伪警护团以勾结、效劳反满抗日分子罪名，将王新文抓捕入狱，变本加厉对他严刑逼供。他只承认是赵彩青的亲属，直到生命垂危也没说出党组织。

1945年3月，经多方出保，王新文以“就医”名义被释放，回家不久病逝。时年37岁。新中国成立后，王新文被追认为抗日革命烈士，迁于牡丹江烈士陵园。

(选自2019出版的《光荣记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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