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冬，笔者长兴农家乐留影。
 “药三”，谁是药三，药三是谁？
药三者，现如今位于延安西路(江苏路——番禺路)上龙之梦丽晶大酒店、长峰大厦，包括里面的佳信都市花园(住宅小区)黄金地段也。1950~1996年，此处是“药三”——上海第三制药厂厂址所在地。
延安西路上的龙之梦丽晶大酒店、长峰大厦，佳信都市花园“黄金地段”，1996年前还是“药三”厂区。
由虹桥方向径直过来的延安西路“第一弯”曾矗立上药三厂的门庭。
早年被称之谓小陈的老同事，不像我们习惯用“三厂”自报家门。
新华地块原住民小陈同事说，他“小八腊子”时就看到过身着“药三”球衣、人高马大的男篮队员打比赛，作为小小体育迷煞是羡慕。所以，他更愿意用“药三”名号介绍自己所在单位。这是不是体育迷与地区基因叠加而形成的口头禅？就不得而知了。
据说“文革”前，“药三”职工篮球队就小有名气。吴姓老同事跟我说，她进单位的1970年代，“药三”职工篮球队开始重振旗鼓。在厂篮球队元老、高个子阿福哥的哨子声中，那拨小伙子运球，提速，挡拆，持球队员左晃右闪，冲着篮框作热身训练。
厂区有平整水门汀的灯光球场，球员职工隔三差五有半天训练活动。这些准职业选手既有入职前上过“少体校”的苗子，又有篮球场历炼过的复员军人。
毫无疑问，如此上得了台盘的“药三”队，自然比七拼八凑、散兵游勇的其他企业团队更有腔调，技战术素养中规中矩有板有眼，像是一支骁勇善战的专业球队。“药三”职工乒乓队名气也不小，市区两级企业联赛屡有名次斩获。
“药三”乒乓队在市区职工联赛中屡有名次斩获，图为女乒选手吴敏洁(右)与同厂队友李丽。
“药三”声名远扬，可能还跟被搬上银幕的《陈毅市长》有点关系。
行伍出身的新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在日理万机的“陀螺”状态下，首先想到的是医院临床急需抗生素的“盘尼西林”(青霉素)。当时用黄金外汇交易来的舶来品——盘尼西林，根本满足不了医院临床之急需。
1950年3月，由陈毅市长亲自拍板，建立了上海青霉素实验所(上海第三制药厂雏形)，留洋归来的微生物学家童村先生领衔青霉素研究工作。
图为1953年国家领导人朱德同志(左)视察上海第三制药厂。
余生也晚，但从企业老职工那里，从相关档案资料中，我对《陈毅市长》剧情中齐仰之这个人物原型——上药三厂首任总工程师童村和他一生交给新中国医药科研事业的光阴故事有了更多的了解(见文末附《陈毅市长》“雪夜访贤”片断短视频)。
出生于清末(1906年)的童村，192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4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照此轨迹发展，他极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教授级临床大夫。
可在民不聊生的30年代，中国医药工业还相当落后。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如肺炎、心内膜炎、伤寒、副伤寒等，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有高明医术，仍不能降低病死率。
上药三厂首任总工程师，有“中国抗生素之父”美誉的童村先生(1906—1994)。
于是，童村在临床大夫的起步阶段，便萌发更弦易辙的想法，紧接着就一头扎进探究属于中国人自己知识产权的抗生素药物的实验室。
1940年，童村被协和医学院选送去美国约翰霍甫金斯大学，进修公共卫生学。三年后，获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
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正开展以拯救伤亡为诉求的青霉素研究、试制工作。勤奋好学的童村通过各种途径，终于获准去青霉素工业化生产中间试制的施贵宝公司参观访问，并获准得到青霉素产生菌。
这些菌株为我国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研究试制青霉素提供了相关实验依据。
1950年，童村带领中国第一代抗生素科研人员，经过百折不挠反复磨砺，1951年4月终于试制成功了第一支国产青霉素，为两年后实现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5月1日，由军管会派黄河团长任首任厂长的中国第一座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隆重登场。
在上药三厂老职工中有两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是“抗生素摇篮”的美誉；二是“县团级单位”的等级观念。前者是说由童村领衔的青霉素实验所，研发国产第一支国产抗生素，“摇篮”之誉实至名归。后者则是因为首任厂长有团长军衔这个历史缘故。
1990年上药三厂领导班子与企业元老合影留念，前排左七为时任厂长王申昌。
1995年，上药三厂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分办公室人员合影。前排左起，吴敏洁、王申昌、夏晓东、严京遂、王孝萱。
世纪之交，上药三厂部分中层干部与厂领导班子成员合影。
“药三”篮球打得好，抗生素系列产品声誉鹊起，风靡在大江南北。出类拔萃的工程技术人员、能工巧匠和青年才俊层出不穷。
1958年，时年五十有二、被誉为“中国抗生素父”的童村奉调才刚创建的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主持科研工作。
当年与童村筚路蓝缕一起创建第三制药厂的许文思（1925—2004)衔命捧住童村接力棒，率领厂里一批科班出身的年轻工程技术人员，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续写“摇篮”新篇章——
1957年，青霉素代乳糖发酵工艺的研究成功；
1960年，半合成青霉素母核6APA的研究及半合成头胞菌素母核7ACA的研究成功和投产，开辟了中国半合成抗生素生产的新领域；
同年，四环素改良提炼法的研究，在国际上获“中国黄”的声誉；
1962年，科研小组成功找到产生青霉素酰胺酶的大肠杆菌菌株，以此裂解青霉素得到6—氨基青霉烷酸（6—APA）母核生产出中国第一个半合成青霉素——甲氧苯基青霉素。

此外，半合成头孢菌素的母核7—氨基头孢烷酸（7—ACA），生产出头孢噻酚，开辟中国半合成抗生素领域；
阿霉素生产工艺和劳动保护研究为我国抗肿瘤抗生素一类有毒微生物产品的生产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许文思（1925—2004)，中国工程院院士、微生物制药专家。1942～1947年，先后在日本东京星药专门学校和北海道帝国大学求学，获学士学位。
1952~1975年，先后任上海第三制药厂技术员、研究室副主任、生产技术科科长、总工程师、副厂长。
1979年12月~1983年3月，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图为2004年许文思落葬典礼。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显摆抗生素系列药品学名，主要是想说明，自童村研制成中国第一支中国青霉素的1951年以降，“药三”一直紧跟国际抗生素药物研制潮头，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成长立下汗马功劳。
尤其想添上一笔，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药三厂开枝散叶，为正在建设中的我国最大抗生素药企——华北制药厂输送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为全国各地药企先后培训了500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输送了300多名干部和技术骨干，参与筹建了江西东风药厂、四川药厂的四环素车间等。
再一个，本埠“信谊”、“新亚”和上海葡萄糖厂等十数家知名药企的厂长、总工程师有上药三厂工作经历的也不在少数。
人们都知道，由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人体自然会产生过敏及耐药性问题。面对“药罐头”，新老病患的过敏、耐药性难题，怎么办？惟有发明“新式武器”——绕开过敏、耐药性屏障，又极具抗菌疗效的新一代抗生素。
继六、七十年代三厂率先研制开发半合成青霉素：苯唑青霉素和半合成头孢霉素(头孢一号)，八十年代又开发红霉素系列产品：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半合成青霉素的第三代氧哌嗪青霉素和半合成头孢的第二代头孢孟多及第三代的头孢噻肟和头孢三嗪。针对临床多种抗菌素的应用，患者体内滋生霉菌，危及生命，三厂科研人员又开发了“两性霉素B”，在抗生素领域，不断谱写“摇篮”新篇章。
实验所一景(PC图) 。
翻开中国抗生素发展史，从童村、许文思到八九十年代瞿锦章他(她)一代上药三厂工程技术人员，秉持“手上做一只，肚里藏一只，脑子想一只”不断推陈出新(品种)的进取精神。
“ 药三 ” 抗生素新品系列享誉业界，声名远扬，莫不与学习借鉴国际新药开发技术资讯，取人之长，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创新驱动的兴厂理念紧密关连。 
昔月“药三”今安在，更应透视其创新基因与“摇篮”成长的风釆。这对解读当下所谓 “卡脖子” 难题，不无启示作用。
为撰写这篇文章，笔者特地向远在海外颐养天年的上药三厂资深工程技术人员作了专题请教。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工程技术人员认为，上药三厂不仅是“抗生素摇篮”，更应该称其谓抗生素新品开发的 “ 孵化器 ”。她说，生物四大工程中，除了遗传(基因)工程外，三厂占有细胞、微生物(发酵)、酶(生化)三大工程。这对药企，特别是对生产抗生素的药企而言，已具备新品“孵化器”的优势。
她在概括三厂优势时表示，既有厚积薄发薪火相传的各类经验，又有企业长期形成紧跟世界药业创新动态，锲而不舍鼓励创新的良性运作机制。
笔者早年供职上药三厂，左为时任该厂《山花报》主编袁宝文先生。
被载入中国抗生素史的 “ 摇篮 ” 技术工艺业绩，新品迭出的药品目录，岂是一朝一夕，弯道超车轻意得来？
这位技术专家在与笔者就 “ 发展模式 ” 问题的微话交流中，直言不讳指出，上药三厂走 “ 规模化生产 ” 实际上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舍弃三厂创新精粹、产学研一体化特色，搞所谓短、平、快，表面上解决了一时的经济效益；而孰知 “ 拿来主义 ” 的短平快，恰恰是短视行为——全国各大抗生素药企从国外进口头孢类原料药，来料加工成胶囊、片剂，一哄而上，各显神通，其结果可想而知。
据回忆，1996年迁厂计划付诸论证时，究竟是走“规模效应”，还是传承创新驱动特色，深耕产品研发领域？决策层有过专题讨论。
罗英宏、瞿锦章、王孝萱、蒋宁一等资深工程技术人员针对企业出现效益波动，有过他(她)们自己的考量。特别是罗英宏作为调任在外多年的前任厂长，一直将自己视作三厂的“娘家人”。以他的经营资历，观摩学习国外知名药企的识见，坦陈道，三厂“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开拓创新的经营特色决不能丢！
他的观点非常明确，药企在来料加工、规模经营的风潮中，一是要有错位竞争意识；二，自主品牌不进则退。
与罗总持相同观点的瞿锦章们认为，研发试制新品特色路径仍是三厂的独门法宝，问题是通过科研成果转让招投标流程取得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正确处理好知识产权和经济效益的交融与良性循环。
尽管新品有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等瓶颈，可修成正果，那不就风雨之后有彩虹了吗？
瞿锦章们的观点是，三厂创新驱动优势是 “ 一哄而上，各显神通 ” ，其他抗生素药企可望而不可即的。特别重要的是，几代 “ 药三人” 培植、传承的 “ 摇篮 ” 精神，气可鼓而不可泄。
1996年，“药三”迁至浦东张江。那会儿还没所谓高科技园区的专属名词。名号改为新先锋药业公司，至于孵化功能如何，那位元老级工程技术员表示不了解，不予置评。
但她表示，现如今在张江高科技园区，从事生物技术细胞工程、基因生物研发的中小型机构呈现出茁壮成长的势头。
按她的说法，如果三厂锲而不舍地走自己独特的经营路径，凭原已具备融产学研的深厚底蕴，与时俱进吸收国际生物工程动态资讯，吸引高校、海龟精英人才，完全可以在细胞和基因生物高新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其所以这么说，她认为企业品牌效应摆在那里。上药三厂长年作为华东理工大学(前身为华东化工学院)生物工程学院的教学实验基地，已具备“产学研”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性。
与其他企业有所不同，上药三厂除了有一个强大研发团队——抗生素研究所外，主要生产车间番号分别为101、102……直至107，是不是因为首任厂长黄河来自于部队首长的缘故，还是其它名堂，笔者已无从考据。不过，上药三厂职工平均文化程度高于其它行业却是事实。
一个是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主要来源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沈阳药学院(现为沈阳药科大学)和上海化工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系。
二是，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加上“文革”前，上药三厂开办两期技训班，招生高中毕业生，其中部分是因为家庭成分不过关的高材生。也就是说，上药三厂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密集型企业。
三厂有这么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女工，她叫汤惠英。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年了。
我们深切怀念汤惠英师傅，是因为她在三厂这家知识密集型企业氛围熏陶下，以其小学文化程度，通过职工夜校勤奋刻苦学习，不仅成长为一位获得技师职称的工艺员，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其一双儿女经过她数理化功课辅导，竟双双考入理想的大学。
鉴于汤师傅勤奋而又出色的工作业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当时的技术副长瞿锦章、副总工程师蒋宁一力排众议，将花巨资购入的进口“薄层色谱扫描仪”，交给一名普普通通的检验人员汤惠英师傅开机试用。
汤惠英不负领导殷切期望，不仅成功开机，並全身心地配合工程技术人员，昼夜坚守在红霉素生产第一线。在全囯抗生素领域，首创将先进测试仪与技术改进相结合，对中间体进行监控，把不良产品消灭在生产过程中，为红霉素的优质高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汤师傅刻苦钻研，不辞辛劳，三厂红霉素质量参数(指标)以高于囯际先进标准（英囯药典）而问鼎业界。其生产工艺，中间体监控及质量保证体系在全国推广应用。
令人感动且心痛的是，由于精密仪器的“娇嫩”——不能连续使用的局限性，汤师傅深知一旦检测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就可能了导致相关技术参数不连贯的瑕疵。
而如何保持不停顿，汤惠英毅然作出冒险的尝试，那就得试用毒性极强的伤肝溶剂——氯仿，找到了简单易行的检测中间体的方法，探寻连续检测的奥秘。
以汤师傅对化学知识的了解，她明知接触氯仿的风险，在进入这道工序之前，她神情凝重地让身边两个徒弟赶快撤离工作室。
为获取准确的技术参数，打响红霉素质量品牌，汤师傅小心翼翼地扣上衣裳的每一粒纽扣，仿若孤胆英雄，义无反顾地扛下了风险与担当……
退休才刚几年后的1991年，三厂一位普通女工出身的优秀技师汤惠英终因肝癌不治，享年54岁。
惊悉曾经一起在科研小组朝夕相处的好姐妹汤惠英不幸离世，时任副厂长、总工程师王孝萱顿时泪流满面。当天晚上，王副厂长忍着悲痛写下题为“惠英，我想您！”祭文。
透着泪水的祭文写道:
惠英，当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颁红雷素金质奖状的那一刻，想到是咱俩像陪护工一样，将就着躺在车间办公室。那会儿，我是技术科红霉素工艺员，负责发酵工艺、设备的改进。您是车间一名普通检测工，为获取产品发酵的检测与监控数据，我俩连续7个昼夜184小时守候在车间……
惠英，您默默地不计名、不计利，甚且将健康安危置之度外，您聪明能干，永不言败的大无畏气概，您那舍己为公，舍己为中国抗生素事业走向辉煌领奖台的义举，留给我永远的心头之痛……
王孝萱这位正直善良的厂领导，极其虔诚地将含泪写下的祭文缓缓投进汤师傅灵前的火盆，一缕青烟捎去对汤惠英为抗生素事业默默献身的无尽哀思。
诗曰，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已被抹去名号的上药三厂之所以值得人们念叨，那是因为祂曾经的璀璨与荣耀——除了自身有新药研发能力，产品质量美誉度高之外，祂为全国各地抗生素药企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为大学生物工程专业莘莘学子增强知识才干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中，三厂工程技术人员王孝萱主持编撰的《抗生素发酵学》和俞文和先生主编《抗生素提炼教程》成为全国中专、职校抗生素专业指定教材。王俞两位还先后参与高校相关教材的编写，还是那句老话，“ 抗生素搖篮 ”不是随随便便领受的。
还在延安西路上的上药三厂103车间生产一场景。
感谢提出 “ 昔日 ‘ 药三 ’ 今安在 ” 疑问的热心读者，感谢《新华路时光》的热诚约稿。本文仅仅是为了寻找光阴故事，仅此而已。
《陈毅市长》雪夜到访贤智激齐仰山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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