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书房
高哥发微信问“川藏线”去不去？几乎不假思考地回，天高地远费心费力吃勿消，也就是不去的意思。少顷，高哥解释说，那只是安徽境内的“川藏线”，穿过浙江安吉到安徽宁国，绕绩溪、逛泾县、顺路看看石台与祈门交界处的“牯牛降”等自然风景区，复从泾县走盘山公路回宁国市，山势险峻曲曲弯弯，狭道两旁植物茂盛，流水潺潺景色宜人。噢，原来是高哥他们住民舍吃土菜熟门熟路，带双引号的“川藏线”呃。
己亥春日阳光明媚，一行八人两辆越野车，疯疯癫癫自驾游。在绩溪这个点上，仅名人故居就不少，除了上庄小青瓦马头墙，三开间两层楼的胡适（1891—1962）故居外，另有两个胡姓大宅——晚清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明）嘉靖年间进士、官至浙江巡抚、抗寇英雄胡宗宪故居。行进途中，应鄙人之建议从龙川胡氏祠堂驱车三小时去上庄凭吊胡适故居。有旅伴不以为然，似乎是说绕那么一大圈去看早就过气的文化名人旧居不值当。我则不管不顾强辩道，到了绩溪不去上庄等于缴了学费不去上课，岂不令人嗤笑。领队高哥善解人意说，耽搁不了多长时间。
站在胡适故居门前的青石板上极目远眺，三面环山，峰峦叠韵；身后正是呈“凹”字型地貌的一马平川，田畴连片，河渠延展。当时就在那寻思，兴许这条伸向远方的平原为走出文化巨子提供了最佳路径。前几年不才陆续阅读了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首版的上中下三册《南渡北归》、武汉出版社2011年首版的五卷本《一寸河山一寸血》和岳麓书社2015年引进版“传记文学书系”之《我们的朋友胡适之》。这三部作品或多或少与“已过气”的文化名人胡适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
集结唐德刚、夏志清等十数外籍华人学者追忆文章的《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由于作者大都是有着“西南联大”底色、与胡先生有过交往的学界菁英，信笔由缰还原“最是难得，别人谤他、冤枉他，他仍同情别人”活生生一个人的品行操守。《南渡北归》煌煌大作出版的前二十多年，也就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千金宗璞女士曾在《收获》杂志首发以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南渡记》，印象比较深刻。而以真实历史为蓝本三卷本《南渡北归》是在大量采访“西南联大”的当事人，引用逐渐开放的文献档案的基础上，真切而又完整地呈现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文化亡，就娘希匹全亡了”坚忍不拔的雄壮意志。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绕不过去的人物。至于号称大陆 “首次开放解说中国正面抗战全史”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则以翔实的笔墨记述了抗战初期，风度翩翩的一介书生胡适奉命赴任特殊时期驻美大使，为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道义和物质的双重支援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胡适(左)与蒋介石
那次从瞻仰胡适故居的回程中，不才以“不该被怠慢的胡先生”为由迎头痛击轻蔑“过气文化名人”的狂妄之说。胡适博士生前不一定讨蒋公介石先生的喜欢；同样，胡适先生也曾怨怼有文化专制倾向的蒋氏：“哪有先生不说话。” 不过，胡先生1962年倒在讲坛之后（享年72岁），蒋公在悼胡适的挽联上题：“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可谓是对胡适先生一生最精准的写照。

我以为，胡适先生可以，也应该成为现代读书人顶礼膜拜的大先生。设若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擎旗人胡适极力倡导“白话文”，当今包括政府公文在内的一切现代书面文件能不能取代艰深难解的八股文，实在难说。从个人角度讲，不是因为得益于“白话文”的明白晓畅，以老汉愚钝的智商，根本不配初通文墨，甭说写文章，恐怕抄文章都够呛。因之，鄙人对大先生的敬重与感怀，言而由衷，不打诳语。
图片说明: 前排钱谷融教授(左)，徐中玉教授，(后左)作者和报社同事胡绳梁(摄于1994年)
曾记否1994年初冬，不再年轻的鄙人第一次上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1915—2019）府上采访，老先生性格温润淡泊，待人诚恳礼贤下士，丝毫没有小觑我这个来自小报的记者，除了一个多小时内有问必答外，还对我说了些“私房话”。正准备告辞时，老先生从书橱中取出他的自选文集精装本《激流中的探索》，并欣然签上：“文琪同志教正 徐中玉 94.12.29”。此次采访徐教授还给了我一个意外惊喜，说是华师大正在筹备大陆首届“胡适学术研讨会”，并当场以他个人名义写下邀约莅会采访的手签。
几十年来，对胡适这位敏感的大先生，大陆宣传机构习以为常采取回避态度，而华东师大筹备这次高端学术活动由于是德高望重的王元化老先生（1920—2008）亲自主持之缘故，上海方面报备通过。孰料更高一级临到最后时刻一票否决。据说，原先已答应赴会的海外有头有脸的鸿儒硕学大为扫兴，王元老也气得差一点吐血。这是后话。
由此可见，戴“过气文化人”有色眼镜者大有人在。胡适这位从安徽乡镇走出来的学界巨子，是堂堂正正从无涯学海“熬”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其学贯中西、著述丰富、识见超拔，享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巨人。面对有着如此文化勋绩、尊荣的前辈，窃以为对之怠慢，不啻是对提升国学文化在国际学术界交流水平和影响力的消解与抵制，对尊师重教公序良俗的藐视与亵渎？
说起王元老的不爽与“吐血”，同样是在那次游览绩溪龙川胡家祠堂时，听导游小姐说起那儿老乡的“典故”：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时期，涛哥从甘肃处长任上赶赴出生地泰州，为其父冤假错案讨说法。50年代胡家茶叶店收归国有，胡父被戴过一顶莫须有帽子。事先通过熟人约好县上一干头头脑脑搓一顿，拨乱反正搓一顿总不错吧。
这天中午在街上馆子里订了两桌，30元/桌。这在那个年代，在泰州街镇上是挺有规格的了，蹄膀、甲鱼 、泰州大曲统统上桌。11:00涛哥早早在那恭候，11:30不见来人，涛哥汗涔涔继续等候，12:00仍未见来人，当时哪有手机这玩意儿？只得傻乎乎等候。一直到12:45，涛哥几乎大失所望。下午1点整，非常不好意思地对饭店革委会主任说，麻烦你们服务员吃了罢。
第二天，涛哥踏上了回西北的路程。
2012年，退下来的涛哥竭力回避回江苏那个叫泰州的地方，(有过尊师重教参观母校的新闻报道)。在涛哥看来，泰州人还算本分，吃人家的嘴短。拨乱反正，他们说了不算，干脆装健忘症。
导游小姐话锋一转，说：绩溪是他的祖父出身地，涛哥回到绩溪心情大不一样，据说自费整了10来桌，发自内心的喜乐。言下之意，游客朋友多到安徽绩溪来玩。
涛哥踏上祖籍故土(绩溪龙川镇)
闲话少扯，回到正题。70年代末我是厂子里的青工，业余时间去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上戏剧讲习班。谢晋、钱谷融、王光祖等先生经常有讲座，最噱头的是谢导说，现代年轻人好读书、买书，房子小没地方存放书籍，怎么办？“装进破麻袋，塞在床底下”，伊还特地用上海方言加强语气关照道：知识结晶就在侬的床底下，多钻床底下，对侬有好处。
那时我的“床底下”有过一本从某图书馆淘来的前苏联社会学兼美学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记忆中普氏文字表述明白晓畅，不似苏俄其他专家学者喜欢用瘸里拐弯的长句型。在与普列汉诺夫的比较中，个人的看法无论是在文风上，还是在学术造诣的广度和深度上，除了博古通今之王元化先生能与之匹敌外，似乎很难找出其他人选。早年，王元老《文心雕龙讲疏》是文艺理论的基础读本。王元老晚年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有口皆碑。所谓“南王北钱”，即是指王元化和钱锺书。如果说才学了得的钱先生是壁立千仞的文化高峰，那么王元老几近万顷碧波的学识海洋。
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元老著述甚丰，其代表作《思辨随笔》记述了作者半个多世纪的思想变迁和世事沧桑；另有清园系列作品——《清园夜读》《清园近思录》《清园书简选》。此外，王元老策划并主持期刊类《新启蒙》《学术集林》等国学丛书。藉此大力培植胡晓明、朱学勤、许纪霖等中生代文化学者，也正是由王元老这位腹笥丰赡、识见超拔的学术泰斗不遗余力推重，掩埋已久的骨灰级国学大师如陈寅恪、吴宓、熊十力等人得以重新回到当代读者眼中。
九十年代读书界还是刮起过几阵“小旋风”，除武侠小说第一人金庸“飞天连雪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系列作品外，畅销书代表著述人尚有季羡林（1911—2009）、张中行（1909—2006）、柏扬（1920—2008）、李敖（1935—2018）白先勇、余秋雨等。季先生主要从事梵学、佛学方面学问研究，囿于曲高和寡之缘故，在普通读者中少有影响力，直至其晚年撰著《清华梦忆》《牛棚杂忆》等纪实类作品，季先生从精英走向大众（普通读者）。张中行先生由于前夫人杨沫名著《青春之歌》中有“余永泽”这么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几十年来谨小慎微“夹紧尾巴做人”，除了在语文教辅读物上做些文字“术业”外，其它“稿纸”一概不碰，避席畏闻文字狱也。
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年逾七旬的张老先生突然发力，笔耕不辍，从《负暄琐话》《顺生论》一路下来，十余年间出了十余本书，仅“负暄”名号就有“琐话”“续话”“三话”；特别是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流年碎影》这部被启功先生褒赞为“写思想的自传”，名动读书界。是年，张老先生已年近九旬，真是所谓“文坛老旋风”。凑巧的是，那个时间段我在一家小报的副编辑岗位上兼执编每周一期的“读书”专版，几乎同时收到两篇“热评”《流年碎影》的稿件，而两位作者都小有名望的大咖，一时瑜亮，好不为难。好在有副刊和专版“两扇窗”，尚不至撞车。由是也可以看出张老先生老骥伏枥炙手可热之市面行情。
柏扬先生为大陆读者所注意大概缘于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一孤悬海外的朋友来函问畅销书行情，余推荐书目中有柏扬先生《中国人史纲》《皇后之死》。柏老版《史纲》以近八十万字的篇幅，讲述和评论了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时代到二十世纪第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整部中国历史。全书文字舒展漂亮，如行云流水；“柏老曰”尖酸深刻，微言大义，是我们以前读史所未曾有过的别样体验。《皇后之死》函盖妲己、西施、虞姬、卫子夫、冯昭仪、赵飞燕、甄洛……对历史上命运最难看的三十九位皇后之死进行了大胆的解读。
柏杨认为冤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而尊贵的皇后们往往更是与之直接相连。生活在深宫中的女人们，其生活的核心内容就是永无休止地夺床斗争，夺床的本质又不外一个权字。柏老文字尖刻中不失机智，了无学究气，但求文艺范。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
柏杨先生(1920~2008)
李敖先生(1935~2018)
将文字活同样“做”得出神入化的还有一位同样来自宝岛台湾的的李敖先生，其文笔犀利、批判色彩浓厚，是文化人中的一大“活宝”，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其著有《北京法源寺》《阳痿美国》《李敖有话说》《红色11》等100多本书籍，被西方传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1999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李敖大全集》20册；2010年8月，该出版机构新推出40卷本，计1400万字的《李敖大全集》。
说起李敖不得不重复前面提到的所谓“过气文化人”胡适先生。2005年李先生首度也是唯一一次回大陆时，向北大捐款30万元，冀以建立北大前校长胡适先生铜像。北大囿于习惯思维模式竟置之不理。十年后的2015年李敖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十年前到北大演讲时捐了钱要求立胡适铜像，而北大“要把这个钱退给我，我说我不接受，这个钱放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立”。三年之后的2018年李敖先生往生，享年八十有三。胡适铜像何时能建，只有天晓得。
最后说说发生在九十年代的“余秋雨现象”。余先生被称谓“大散文”的《文化苦旅》最早由沪上《收获》杂志连载，读者反响不错，之后该著单行本一时间洛阳纸贵。余氏《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行者无疆》《摩挲大地》《何谓文化》等多部经典散文集，次第走俏书市。而网络上对余秋雨的评价似乎并不像他的文学作品那般好，甚至有文学评论家以“文化口红”来比喻余秋雨的作品，意思是说，人们只需要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养营养不良的文化颜面。
原本见仁见智，大可不必介意，更何况散文家难免会出现文史知识方面的瑕疵与错谬。可一旦把自己搁在居高临下的“文化导师”位置上，就有点违和了。更有甚者将批评者说成是“盗版集团”的合伙人，这不“一竹竿打死一船人”吗？而批评者一方，独立人格岂容玷污，不让批评，还就得批评。余秋雨名气愈大，也愈发自恋，恍惚中，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确已是一代名流。对此，王朔将其斥为“成天装名士，装了十几年”。
从个人观点上说，余先生是位段位不低的才子，其纵横捭阖文思不凡，况且又是上戏教师出身，其思维缜密专业素养毋庸置疑；可过度的自恋情限制了他的格局，并且还忽略了阅读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消费。既然走向市场，就得接受包括批评家在内的读者检验。一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容不得“消费者”闲言碎语，动不动板起“教师爷”面孔，这要换着是网管，岂不整出个鸦雀无声，那样的话，有意义吗？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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