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 “二道贩子”袁克定（下）

在称帝改制问题上，一定要说袁世凯受其长子袁克定欺骗而被迫称帝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袁世凯的第三个女儿袁雪静辩白：

有一天，她去看望父亲，见桌上放着一张《顺天日报》。拿起来一看，内容居然与外边所看到的同样日期的报纸不一样。颇感意外的袁雪静找来了父亲那里所有的《顺天日报》，发现内容都与自己在外边看到的大不一样。而明显的破绽是，这些报纸连篇累牍无一例外地都在拼命鼓吹帝制的好处，让她十分迷惑。

袁静雪在记述其父亲的文章中披露，袁世凯之所以热衷于称孤道寡，是因为不谙社情民意，误打误撞上了大哥袁克定的当。而阅读《顺天时报》是袁世凯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功课，为了彻底迷惑老爷子，大公子袁克定煞费苦心编造了一份旨在鼓吹帝制的假冒伪劣商品——《顺天时报》。

袁克定煞费苦心编造了一份旨在鼓吹帝制的假冒伪劣商品——《顺天时报》。

“(袁克定)不但给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

看出其中疑虑的袁静雪，去找她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老爷子说明。而心直口快的袁静雪当天晚上就向父亲递上一份货真价实的《顺天时报》，戳穿大哥袁克定“狸猫换太子”的鬼把戏。弄明白事实真相的袁始凯“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

袁雪静（右）和二哥袁克文（左）。

袁雪静指陈所谓“欺父误国”，这不过是来自其家庭成员的举证。是不是一种“丢卒保车”尚难确定。

而在北洋老人阎锡山看来，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他认为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诸多因素：“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承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

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民国时期重要政治、军事人物，晋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政府公派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中国同盟会会员。

帮忙的，捣蛋的，起哄的，各怀鬼胎，齐齐登场。

在帮趁袁世凯一步步走向金銮殿的过程中，除了等待“膺承大统”的袁克定最为卖力外，希冀“谋求子孙荣爵”的杨度可谓鞍前马后，异常来劲。

杨度本为晚清君主立宪改革的鼓吹者，又是南北议和的策动者，乃袁世凯最为看重的幕僚亲信之一。

袁世凯凭仗自己多年积攒的政治势力和军事本钱，利用革命党人的软弱可欺，实现了乾坤大挪移。攫取总统座椅的袁世凯，意犹未尽，欲壑难填，非要称帝不可，非要独裁不可，非要专制不可，非要用家天下取代共和不可。最终弄得尚在童年的中华民国啼声不断，乱象丛生，了无生气，元气大损。

为求得自己想象中的“长治久安”，袁总统授意杨度成立了一个专门为恢复帝制制造舆论的公开组织——筹安会。杨度公然鼓吹实行帝制，恬不知耻地宣称：“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君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

显然，这不只是杨度的主张，袁世凯急于捡回那张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龙椅的念想已昭然若揭。

袁世凯为了达到其“废民主而立君主”之目的，是直截了当对杨度面授机宜，还是转弯抹角搞名堂？

没错，杨度与袁世凯私人交情不浅。清末，杨度能以四品京官的身份进入清廷，就是得益于袁世凯和张之洞的联名保奏。1909年，袁世凯罢官离京之时，一干亲朋故旧唯恐被清朝政府收录黑名单，像躲瘟神似的不见人影。而杨度则丝毫不避，赶来与年长自己16岁的“倒霉蛋”袁世凯依依话别，以谢老袁对他的知遇之恩。可话得说回来，现如今贵为一国之尊的袁世凯，真要与仅为参政院参政的杨度搞得像江湖上小兄弟一样，恐怕还不至于。再说，两人年龄差距，多多少少存在着“代沟”。

袁克定和杨度结为金兰兄弟，倒是袁世凯提出来的主意。

杨度（1875—1931年），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戊戌变法期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始则反对共和革命，继则参加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革命运动使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1929年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的批准，成为秘密党员。

老袁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的机敏与果敢，更厉害的是他对分寸的拿捏，以及相机行事的掌控能力。从专业角度讲，当时中国除了梁启超之外，杨度对宪政的研究，再没有人可以与之匹敌。早在1905年，清政府就派杨度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外国宪政，回国后交上来的考察报告，就是由梁杨二位联袂操刀。当年清政府号称要立宪的时候，就对精通宪政的杨度颇为倚重，这回袁世凯实行宪政，当然更离不开杨度这个心腹智囊。

毫无疑问，袁克定与见风使舵的杨度携手，为实现所谓“太子梦”平添不少胜算。

1915年3月，袁克定通过杨度找到梁启超，想请他挥笔表示对老袁所谓君主立宪的支持，结果被梁启超婉言谢绝。

让人颇费思量的是，杨度与梁启超同样能做的文章，干吗挑精拣肥，舍近求远？难道就不怕杨某有被人看轻而耍小心眼？再说，既然是袁克定出面，以“金兰”之谊，断无转弯求人的必要。唯一能解释的通，袁克定不过是秉承其父旨意，再次充当了“二道贩子”的角色。

袁世凯在事关君主立宪的节骨眼上，玩起了不着痕迹的障眼法。不首先找杨度，是因为杨度和袁家关系过于亲密，当然还是尽量避嫌为好；而由梁启超这个“外头人”制造舆论则易于欺骗世人。想来，杨度对这一切也心领神会。

谁料，袁世凯老谋深算的沙盘预计，在有士大夫风骨的梁启超面前完全失灵。梁启超明知道复辟帝制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很难有善终，所以没去蹚这一浑水。

在梁启超面前讨个没趣，杨度只好自己动笔了，“二道贩子”袁克定总算有了他所期盼的效果。谢天谢地，金兰兄弟做成这篇事关自己“储君”地位的《君宪救国论》文章，袁克定情不自禁地为父亲几次想要对杨度委以重任，都因种种犯难事端而做了诚恳而歉意的解释，并且信誓旦旦地许诺说，称帝一事如果成功，宰相之位则非杨兄莫属。

《君宪救国论》要旨，无非说共和误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中国才有出路，而实行君主立宪，当然就要有皇帝，这一点才是让袁氏父子眼球放光的源泉。

文章写成后，袁世凯下令印刷两万多份，也无非是想在政府官员中掀起“洗脑”风暴。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在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军警们气势汹汹地把整个会场包围得严严实实。所有国民代表都被迫投票赞成君主立宪，并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

推戴书送到总统府，袁世凯假意推让了一番，两天后接受百官朝贺，并决定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

“洪宪帝”袁世凯没有等上十多天就尝到了颠覆的滋味。

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倡义举，扯起反袁大旗。紧接着，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一时间，全国各地倒袁、讨袁活动如火如荼，风起云涌，北洋派内部分崩离析，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

蔡锷（1882—1916），湖南邵阳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军事家。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举兵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其接任贵州都督。民国二年（1913），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暗加监视。民国四年（1915年）设计潜出北京，并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袁世凯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因病赴日本就医，于民国五年（1916年）不治逝世，年仅34岁。

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急火攻心，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终因尿毒症不治，在国人的耻笑声中永别人世，时年57岁。

老袁这座硕大无朋的冰山一倒，热衷政治权力，总想以“皇子身份”承继“大统”的袁克定瞬时成一文不值的闲杂人员。最后，把自己搞成寄人篱下的“无房户”。

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晚年孤独无依的袁克定幸得其远房表弟、文物收藏大家张伯驹夫妇照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