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记忆 | 旧上海Taxi大亨晚年困守旧货铺

周祥生（1895—1974），原名锡杖，后改名祥生，浙江定海人。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在餐厅当侍应生，后升为领班。1919年起经营出租车业务。1923年独资创办祥生出租汽车行。1930年5月上海华商出租汽车同业公会成立，当选该会会长。1932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拥有数百辆Taxi经营规模的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并以公司电话号码40000为标志，彰显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的影响力。

自驾车、网约车高速增长的当下，伴随而来的是招之即来、便捷出行的Taxi（出租车）渐行渐远，寂寞而又黯淡的背影。可早些年铃声四起的“让我拨四个零”（2580000）电话号码却是我们这座城市家喻户晓、招之即来的通行法宝。

“让我拨四个零”追根溯源讲，与一个叫周祥生的人豪迈壮举多少扯上一点关系。

距今九十年前的1932年元月，闯荡“十里洋场”事业有成的周祥生以非凡的魄力，拿出10根金条（100两）与电话公司的洋人经理比克做了一笔交易，将电话公司名下“40000”号码移至祥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金买来“40000”电话号码，当然有其做大做强出租车生意的考量，乘客毋须煽动记忆翅膀，当时全国四万万同胞，由此及彼自然而然将出行订单抛向“40000”。用深谙广告效应的周祥生话说：“中国四万万同胞，上海电话号码只有5位数，40000则象征四万万同胞，因此我们的广告语就是：四万万同胞，拨4万号电话，坐四万号车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商界版图的传奇人物刘鸿生、周祥生，现如今在他们出生地浙江舟山仍传为美谈。舟山名人纪念馆引以为傲将两位并称：“乡贤双生”。前者刘鸿生（1888—1956）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投资火柴、水泥、毛织等行业，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毛纺业大王”；周祥生则当仁不让成为十里洋场的“出租车大王”。

常言道，没有人随随便便能成功。而成功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多少艰辛与曲折，何曾为常人所知？无数次汗与泪的交流、淬炼，才配得上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物。

刘鸿生、周祥生和早年那些为人所共知的工商业巨子一样，无可争议被载入上海现代经济发展志书，《海上名人》一类史籍有关周祥生创业史迹至今依然在网上流传。

日前，笔者应约去周祥生幺子、八旬老人周惠国府上，就其父亲独享“Taxi大亨”的缘由进行追溯性访谈。

“阿爹是做大事的人，而他的下半生却在茂名路长乐路附近一家旧货店干营生，心里觉得憋屈，处境每况愈下……”

2022年11月24日，笔者应约去周惠国（右）府上访谈。

周惠国近影，摄于2021年。

周惠国先生以低沉的语言介绍其父亲“听上去很风光，实际上也吃了不少苦头。”周先生习惯用“阿爹”称谓，伊讲“阿爹”13岁那年背着一只别人弃用的“肥皂箱”闯荡大上海，白手起家，“把一手烂牌，打成‘王炸’；而六十岁不到，再也摸不着‘牌’了”。周惠国不无形象地将“躺平”这一网络语诠释“摸不到牌”的意思。

1974年2月12日，周祥生罹患胃癌亡故，享年79岁。家属到派出所领取死亡证时，骤然见到他名字下面有粗粗的“反革命”三个字，才知道这就是属于他的“定性”。周惠国对笔者透露：“直到1979年拨乱反正，彻底清理极左路线时，才将套在阿爹头上的这顶帽子摘去，算是沉冤昭雪。”

在与周先生的谈话间，其夫人拿出一份复印件，上面的文字是——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日本派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将士浴血抗战，全市人民奋勇支持。当时，周祥生亲自驾驶一辆朋友捐赠的装甲车，成功穿越日本封锁，将车献给了十

九路军。为此，他还得到了一枚十九军蔡延锴赠送勋章。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准备拆迁武汉，急需大批车辆，他不顾公司股东反对，把公司 150多辆汽车出让陆军交辎学校，让他们可以快速安全撤退。

在全民抗战的腥风血雨中，正当盛年的周祥生以自己铮铮铁骨和民族气节，鼎力支持抗日将士，为此领受了那枚抗日救国勋章。孰料，时过境迁的若干年后，竟成为泼向自己的脏水。这也就成了“Taxi大亨”困守旧货铺（时称，日用品调剂商店）不堪境遇的起因。

为调节访谈沉闷气氛，笔者建议周先生就他父亲“将一手烂牌，打成‘王炸’”作个粗略的勾勒。

今年九月，周惠国夫妇在苏州狮子林旅游时的留影。

“廿八岁那年，也就是1923年，阿爹与人合资开办祥生汽车行，置汽车5辆，首次亮出了‘祥生汽车行’的招牌。六年后

的1929年，其余股东退出，车行由祥生独资经营，祥生车行已经拥有20辆雪佛兰车，在华商汽车出租行业中独领风骚。”

就此，周祥生人生连连开挂。1930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孚、亚细亚等石油公司的汽车、汽油，为应付世界经济危机，一再跌价竞销。祥生汽车行抓住机遇顺势而为，以付订金20%的方式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订购进雪佛兰牌轿车60辆。

翌年，周祥生生意场上好友季宾臣熟悉外汇行情，预测国内银元对美元的比价，美元汇价将看涨，愿提供3万两白银帮祥生扩大车行业务。如此这般，周祥生以100两白银兑45.5美元的比价向花旗银行兑换美元，订购雪佛兰轿车400辆。两个月后，100两白银兑换美元的比价降至24美元，加上购进的部分轿车转手出售，双双获利。祥生公司资本更加雄厚，周祥生本人声誉和社会地位随之水涨船高，得到明显抬升。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十里洋场不再岁月静好，战争阴云笼罩上海滩。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准备退迁武汉，急需大批车辆。

生意嗅觉灵敏的周祥生意识到战争的愁云惨雾迫在眉睫，祥生公司同样面临生与死的命运考验。日寇铁蹄下，掠夺祥生资产易如反掌。有鉴于此，周祥生适时调整经营策略，紧缩经营规模，他想将可能到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周祥生当时心里也很清楚，与其血本无归，不如随机应变，趋利避害牢牢捏住“硬通货”。俗话说的好，留得青山（资本）在，不怕没柴烧（将本求利）。

13岁那年，周祥生只身来上海谋生，先在一家餐馆里洗菜打杂。三年后，他到外国人开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做西崽（服务生）。图为礼查饭店老照片。

图五，三四十年代，上海街景。

这是一桩经理人在特殊时期无可挑剔兼无可奈何的明智抉择，于是乎，周祥生没有什么犹豫，果断拍板，非常干脆将150辆小车以近于新车的价格，出让给陆军交辎学校。

再一个，当时公司还面临还贷的燃眉之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周祥生根本不以为自己有啥不对劲。事后，作为公司当家人的周祥生将售车所得款项按公司股份金额以50%的比例发还股东，做法依法依规合情合理。

然而，生意场上自有生意法则。虽说祥生公司名号缘自创始人周祥生，且有公司65％的股权，可毕竟有个董事会，不走程序似有不妥。这会儿，董事会用现代语说就是要发扬斗争精神，指责他擅作主张，先斩后奏。

实际上，之前周祥生与董事会已暗生嫌隙。有的董事背后议论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先前他以自己股单作抵，抽调公司现金65000元，去建造私人住宅时，就跟董事会成员产生龃龉与矛盾。

五十年代初，每况愈下的周祥生忍痛抛售其在市中心豪宅的外景。

在周祥生的观念中，以他在社会上及出租汽车行业中的地位；以他开创公司基业和厥功至伟的贡献，董事会成员不会与他斤斤计较。何况，他身边还有个一手栽培起来的胞弟，眼下掌管着公司营运管理实权。哪知道，恰恰就是这位同胞手足，不知何时，已倒向他人怀抱，正等着接坐他那把交椅。兄弟阋于墙这档子事，深深刺痛了周祥生的心。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Taxi大亨”自然血脉贲张气恼不已。然后就发生了和董事会“拗断”的不愉快场面，致使周祥生交出辞去总经理职务的信函而收场。

董事会斗争的结果是，周祥生所有的股权全部出让由公司接受。公司方面则以每月奉致200元，赠予两辆新式轿车为利益交换代价。

谈及此事时，现龄80的周惠国先生这才露出一丝笑容，他不无羡慕地说，那会儿伊上面的阿哥阿姐外出社交娱乐活动，经常用家里的轿车搭载同学……

办完了事务上种种交接之后，周祥生身心疲惫回到舟山乡下，以修复“拗断”所带给他的精神内耗。

“过了一段时日，阿爹实在按不住寂寞，重新出山。”周惠国说他阿爹先是到了广州湾，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从香港买进10辆卡车，辗转于广州、贵州、重庆之间。后来广州沦陷，他又绕道越南海防，海运陆驶。还是干老行当，在西南地区做货物运输和卡车买卖的生意。概而言之，“拗断门”后，周祥生多点出击，广种薄收。

三四十年代，出租车行龙头老大，祥生出租车风采。

三四十年代，上海主要街区无处不在的“祥生”广告。

周祥生一大家子的全家福留影。

周祥生（前排中）1952年和儿子们的合影，右为幺儿周惠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当周惠国的“阿爹”从西南回到上海，已是1942年底，日军早已进入租界，铁蹄下的十里洋场依然灯红酒绿，但那只是刀架在脖子上的苟且偷生。

彼时，由于日军断绝汽油供应，全市出租汽车停业，祥生公司招聘一批腰圆膀粗的“骆驼祥子”，经营人力三轮车。

周惠国清楚记得自己小时候“阿爹”陷于生活困难的场景。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生计，“阿爹”在亚尔培路219弄（今陕西南路63弄）堂口摆摊头卖粢饭、豆腐浆，做点小买卖。堂堂的“Taxi大亨”变身为某些人眼中的“低端人口”。

“啊，侬就是赫赫有名的周祥生总经理？！”有人认出来他。

周祥生若无其事胡乱搪塞……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周祥生笑逐颜开，在他打出人生“王炸”的原点——上海滩重扯“祥生”旗号，创办了上海祥生交通公司，置卡车、轿车等90余辆。并且拿出大开大阖的经营魄力，同时开设“祥生钱庄”、“祥生饭店”、“祥生电台”，并添置着一艘名号为“祥生”的货运船。

轮船买了不久，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进逼上海。为免遭内战殃及池鱼，周祥生依照老的套路，跟着轮船从上海开到香港，希冀“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也就是去东方之珠拼搏一番的意思。

到了香港不懂广东话，着实让周祥生抓耳挠腮不得要领。为此苦恼的周老爷子不得已又带着家人返回上海。周惠国特别补充说，他七岁那年随伊阿爹去香港，并在那儿的炳森小学上了一年级，翌年就回到上海。“不然的话，香港船东有周家的一份羮”。

“祥生”出租车站点。

1949年8月，用周惠国的话说，伊阿爹“激流勇退”，将交通公司的全部车辆登报拍卖，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将祥生交通公司解散。同时，祥生饭店生意也不景气。关门大吉前，周祥生在饭店辟出一间店面，出售祥生饭店的桌椅、餐具、灯架等饭店残留物品，以后干脆改为旧货寄售商店，公私合营时并入华艺旧货店……

周惠国说，老爷子在华艺旧货店的那段日子里，心情很是不爽。公私合营后，原先从舟山乡下投奔老爷子谋生的徐姓同乡“反仆为主”成了老爷子的顶头上司——公方经理。先前客客气气的徐某逐渐进入“角色”。饶是如此，性格刚烈的老爷子再次拿出“拗断”的决绝，这就等同自动辞职。

辞职那年，老爷子周祥生也已65岁，按说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周惠国说伊阿爹虽然经手旧货行业，只是对古老瓷器有鉴賞能力，对其它门类的古董识别并不在行。因为这个缘故，迷上搜集古董的老爷子受骗上当的闹心事时有发生。据朋友的回忆，老爷子收藏的许多物件都是赝品和假货。

1966年“文革”爆发，周祥生在劫难逃，家里先后被抄家达13次之多，连得沾亲带故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也插上一脚。批斗、打扫阴沟等“标配”层层叠叠，为此吃了不少苦头。高压之下的老爷子认认真真地买了钳子、铅桶，每天起早摸黑，打扫弄堂挖阴沟。在一次劳动时，为了躲避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近70岁的周祥生不慎滑进了阴沟，挣扎了好一会儿，才硬撑着爬了上来，全身沾满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