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个崔姓少年，用摇滚颠覆了苏联

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下，一个存在了69年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了。

81年，列宁格勒的一个小礼堂，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在舞台下面个个正襟危坐，听一场摇滚演唱会。

[盛夏]从这场演唱会开始，两个女孩偷偷翻墙溜进剧院、西装革履的安保人员在旁巡视察看、在椅子上身体轻轻摇摆的动作幅度被修正、向舞台上摇滚明星展示的应援横幅被制止。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时还未成名的“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Viktor Tsoi)的某段夏日经历。

©维克多·崔，电影[盛夏]的原型

死在28岁的维克多·崔，时至今日都是俄语世界最重要的摇滚音乐人之一。

他是曾经苏联青年的英雄，也是表达抗议声音的武器，他的歌声，至今激荡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里。

但在[盛夏]里，这些都不重要，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小年轻，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乐人前辈和他的妻子，三人的爱情和音乐交往关系，才是电影的重心。

©[盛夏]海报，三人关系是电影主线

导演基里尔一直说[盛夏]并非关于政治，就像维克多·崔一直强调自己那首著名的《改变》也无关政治一样。

但“正襟危坐听摇滚”的80年代背景，是电影里年轻人们的盛夏逃离不了的氛围，压抑又躁动着。

这也是维克多·崔赖以成名、生存、思索、成为精神领袖又终早逝的时代背景。

87年，在导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阿萨]里，崔在电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满惊喜的小小客串。

他身穿一身黑夹克，带着他的基诺乐队(Kino，也有译作电影乐队)，唱了一曲《改变》作为电影结束。

红色的太阳燃烧殆尽/白天与它一起熄灭/黑暗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降临/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这是真正意义上，崔和他的乐队第一次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一年，他们还发行了第6张专辑《Gruppa Krovi》。

©崔在[阿萨]结尾客串出场

连同电影和新专辑的共同热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变》一起传唱到了全国，引发了当时所谓的“Kinomania”(基诺狂热，仿当年的披头士狂热)。

10年前，15岁的崔被谢洛夫艺术学院扫地出门，理由是「摇滚有害正常学习」。

从此，他辗转到地下乐团，开始尝试自己写歌，这一年，他遇到了电影里引导他成长的迈克。

这是1981年，迈克·瑙门科作为乐队Zoopark的主唱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电影开始的那场演出就是迈克的乐队。

崔像一个小粉丝，跑到迈克前：“我希望你听听我的歌”。

于是，有了电影里那场几个人的盛夏海边之旅，他抱着吉他，坐在沙地，开始唱歌。

©[盛夏]，他们一起去海边唱歌

崔是个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韩裔，5岁时跟着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宁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

这个有着黄皮肤、留着长发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也就过起了做着木匠的安稳生活。

但那是80年代。

80年代初，时值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末年，也是苏联最保守的时期之一。

79年，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争，国内数万青年又穿上军装，重新走上战场；

进入80年代，国外油价下跌直接造成苏联的政府外汇收入减少，多年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弊病终于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物资短缺。

苏联经济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文化上也并没有好太多。

摇滚乐在当时的苏联仍是一个地下活动，得不到媒体曝光，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资金赞助。

即使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种极少数可以公开演出的场所，也有诸多例如歌词审查、人员管制等限制。

崔一开始就是在迈克的帮助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开始了演出生涯。

©迈克带着崔开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唱歌

后来，他唱“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战斗/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谁的胸膛”，他唱“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他的《血型》和《改变》，和他「反叛」的姿态和劲头，一瞬间一起风靡了全国，成为所有苏联青年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在美国形成了一股“英伦入侵”的力量，整个欧美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披头士狂热”。

那时，东西方两大阵营还在冷战对抗中，苏联官方直接把摇滚乐视为“危险的美国文化武器”。

此前，他们反爵士乐，连“爵士乐”这个词在俄语中都被禁掉了。

摇滚乐出现后，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摇滚乐是“猿人的音乐”。

此后，历任苏共领导人对摇滚乐的态度都大同小异。

但是，这也没能阻止披头士、滚石，连同后来的地下丝绒、鲍伊、性手枪等等“自由之声”传唱到苏联年轻人耳中。

©啥都没有，啥都不行，但不能阻止年轻人总有办法听到

当然，肯定是通过一些地下渠道秘密流入的。

比如，后来成立时间机器乐队的主唱马卡列维奇，就是因为常出国的父亲给他带回了披头士的磁带。

然后，最初接触到西方摇滚乐的这批人，又通过另一种神奇的道具，将声音传播下去——

这就是刻录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

西方摇滚乐、爵士乐全是“反苏联”的，审查是一定要审查的，但官方审查的对象一般是正版音乐。

那些私下偷偷刻录又小范围内传播的盗版碟也就成了乐迷们的救命稻草。

用X光片刻碟是因为它方便易得，主要还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质粗糙。

©在苏联流传甚广的地下骨碟

就是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启蒙下，苏联的小年轻们开始组起了自己的乐队，玩起了自己的摇滚。

早期的Alexander Gradsky、时间机器...他们从翻唱披头士、滚石开始，买不到电吉他，就自己制作；出不了专辑，就用骨碟传播。

偷偷在小舞台、小场地演出，常常变成和警察的猫鼠游戏，突然被打断、然后逃跑。

另一面，政府树立起了一种名为“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声音，来对抗摇滚乐的影响。

一种类似摇滚乐的非摇滚乐。

政府控制着这些表演乐手的发型、衣着、吉他样式、调弦音色、鼓点节奏，在舞台上轻歌曼舞，没有愤怒。

所以，到80年代，来自地下的崔，带着他的基诺乐队，一声惊雷“我们要改变！”

真正改变苏联的摇滚乐出现了。

85年，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给苏联带来了他的改革。

崔的“我们要改变！”的声音正与其交相辉映。

在崔的《血型》的歌声中，阿富汗战争终于走向了终结，后来，推动战争结束的戈尔巴乔夫亲自接见了崔，对他说：

同志，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我们一起努力吧。

但实际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摇滚乐，也未必能够得上政治革命或运动领袖的名号。

他不过是在戈尔巴乔夫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唱出了这个国家年轻人的反叛意识。

©崔曾否认自己的歌有政治因素

在电影[盛夏]里，崔和迈克常听的一个乐队叫地下丝绒，如果问摇滚乐是否真的曾经改变过世界，总让人想起“丝绒革命”。

68年，正当苏联大军以坦克压过美丽而古老的捷克布拉格时，后来的捷克总统，也是丝绒革命的发起者哈维尔正在纽约听到了地下丝绒。

他把地下丝绒带回了捷克，引发了后来以宇宙塑料人乐队为代表的整个“第二文化”的兴起。

当宇宙塑料人后来被政府逮捕，哈维尔等人展开声援，声援活动很快就衍变成了这群异议分子推动捷克民主化的“丝绒革命”。

©捷克的丝绒革命

哈维尔后来出狱后当选总统，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这样说：

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山雨欲来之际，崔的摇滚或许没有直接改变苏联，但也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苏联年轻人。

就像他的一次失败的校园演出，崔还未开演便遭到警察软禁，引发了校园内歌迷群体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

就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出，6万多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高声齐唱：

“我的手紧握成拳，如果还有火药，给我火”...“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曾经缄默的人们，不再沉默”...

就像他死后，依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去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找寻他的“追悼墙”，把思念和感谢写满整个墙壁。

©崔的“追悼墙”

崔28岁死于车祸，虽然也有阴谋论认为他是死于保守派制造的车祸。

一年之后，苏联就瓦解了。虽然他最终并没能等待到变革的到来，但他的《改变》仍然响彻在此后俄罗斯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里。

「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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