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真的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吗？不是吗？
十几年前，周防正行忧心忡忡地拍摄了[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将自己对此凝练深邃的思考放进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悬疑/推理片的体系里去对比。
©[第三度嫌疑人]海报
一个曾经两度杀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临审判：
律师只想着怎样减轻刑罚，检察官巴不得赶紧对其定罪，法官只想着怎样在规定时间内审完案件。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已然成为常识一般。
©[第三度嫌疑人]，左律师重盛和右犯人三隅在狱中见面
但是枝裕和要问了：如果审判过程中，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事实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义在哪里呢？
和加缪写《局外人》来质询司法制度一样的尖锐和一针见血。
是的，你知道，这其实不仅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学的困境。
01.
 不論真相
 只求法律事實

《Legal High》里，古美门律师曾对菜鸟新手说：
“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战，我们律师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会知道正义那种东西，你就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特摄英雄剧和《少年jump》中吧。”
©《Legal High》，古美门的名言
某个律政剧的主角，一个口头禅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们只负责辩护”。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负责探寻真相，为委托人利益而战，这是职业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师重盛从一开始就告诉后辈：“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接触犯人三隅，展开问询和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钱包，就以“仇杀和事后拿钱”的版本辩护；
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谋犯/从犯方向辩护。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多次翻供
律师重盛从一开始的辩护策略和行动就无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的律师精英。
美剧《Justice》(金牌律师)中，就更是将这种“胜者即是正义”的观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师组成一个精英团体，四个人各有专攻，有人专门上法庭，有人负责证据链，有人负责搞定媒体。
口号是“100%无罪”，他们为富人辩护，从已知的证据里编织故事，再戳破检方的故事版本。
©《Justice》四人协作的团体作战，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打胜
法庭审判，不再是寻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探寻各种「可能性」：
比的是，辩方和检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个漏洞更少，哪一个能够更让人信服。
所以说，法庭当然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可能不是我们朴素观念里的客观事实。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支撑和证明的法律事实。
就像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证据，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辛普森案中，不合手的黑手套成为一个关键证据
有人说，人类发明最好的东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发明大概就是检方和辩方的对抗式，通过两方的对抗实现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02.
 對抗式
 進步和革新

如果让我想象18世纪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场景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
被害人又身兼起诉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你在某地抢劫我，还打了我，抢走了我的钱。”
被告的窃贼会回应：“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你呢，我那时候在家里睡觉。”
然后对方“不！你骗人！你抢了我！”“你才骗人！没人抢你！”...
然后...双方吵成了一团，法官一摸脑袋，唉，谁晓得到底什么鬼啊，随便判呗。
©17世纪的审判情形插画
是的，那时候的法庭，没有辩护人，没有检察官，也不讲究证据。
几乎全是依赖两方的陈述，所以吵成了一锅粥就成了常态，还因此得名“争吵式审判”。
“被告说话”式的审判模式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17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王开始残酷镇压政治犯，所谓的叛逆罪审判在这时大量进行。
由于对证据和程序的不重视，大量的伪证被做出，依赖口头证据又催生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而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几乎只要被指控，就难逃其罪。
©“天主教阴谋案”的参与者被处以极刑
所以这个时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及恶意审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审判案”、“天主教阴谋案”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种情形下，光荣革命后，重掌议会的辉格党人就开始了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回应之前受到的镇压。
于是，17世纪末的审判法中已经开始在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律师；但实际上，律师介入还是要到18世纪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随着辩护律师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检方的对抗制也开始逐渐成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相当漫长，直至18世纪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过对抗制审判的。
英剧《加罗律师》故事背景就是18世纪末，那时候，律师还没有获得完全辩护权。
©《加罗律师》中的辩护还很有限
他们只能在种种干扰和随意下，主要负责交叉询问被告人及证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此后，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对抗制才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现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审判制度。
03.
真相
   只是副產品

对抗式审判以进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将法庭秩序带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时代。
各大律政剧里，控、辩双方唇枪舌战，给观众奉上了无数激情迸射又严谨缜密的逻辑盛宴。
[十二怒汉]里，陪审团在控、辩双方的对战结束后，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过程，又让人深受程序正义的感染。
©[十二怒汉]陪审团在对抗制度下成为最重要的决定者
但另一面，对抗式从它出现和发展到现在，也是它的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当控、辩双方都以击败对方的绝对胜诉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驱动下，真相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选择地收集和提交证据，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隐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就成了行业常态。
而在对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绝对中立，不负有主动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法官和陪审团，只能在控、辩双方所给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选择最让自己信服的一个。
所以，就像[罗生门]里，每个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审判好像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你相信谁」的游戏。
©[罗生门]海报，每一个人口中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控方证人]里，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伪造证人证言，就能实现案件逆转；
加缪的《局外人》里，因为犯人“在母亲去世后就去约会”这种习惯性思维，陪审团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将证言推倒重来，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实现了自我毁灭。
电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最后的死，成为“第三次死亡”
《局外人》里的犯人，从始至终被隔绝在审判之外，观者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母亲和女友，但就是不关注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产品，真相只是每场审判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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