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露天电影放映员：时代边缘的携“火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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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的夜晚大多数时候不过是白天耕织或学习生活的因循延续，而老一代的露天电影放映员携“火种”而来，打破了农村夜晚早早陷入的静默。
露天电影的时代持续了近三十年。三十年间，放映员们拥有过四五千观众带来的荣光，也不得不面对电视的“软性”侵略下观众被夺走的现实。
随着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行，放映员们彻底失去收入，露天电影时代悄然落幕。然而落幕之后，放映员们却并非全部步入无忧的晚年，他们开始踏上争取“老有所养”的维权之路。

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五十六期 / 第十、十一版

记者｜曹可意肖钰涵罗贻祥

文编｜李鑫

事实核查｜裴梓原

日落偏西后，张天同按下开关，面前的幕布又一次被放映机投射出的光点亮了。周围寥寥可数的老人和孩子让他有些恍惚。

在三十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被同一束光点亮的夜晚却是截然相异。

村民们傍晚就开始聚集在幕布周围。随着目之所及的最后一片空场也被填满，张天同紧张的心仿似轻舟一叶，被四五千人流涌动着推到了倾覆的边缘。他准备更换胶卷的手也因此止不住地颤抖。

直至光线倏尔倾出，将电影画面映在幕布上。

在孩子眼里，这束光带来的一切多少显得简陋而过时，但在老人们偶尔冒出的回忆里，这束光极其有力，它穿透着农村漫漫长夜中的一切寻常与无趣。

对于张天同来说，隔着三十年的放映岁月回望，那个属于放映员的黄金时代，总难免带着些心酸和遗憾——让他双手颤抖的，那个涌动着四五千人的观影盛况终是不再了。

黄金时代

张天同放映生活的开始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他所在的四川岳池开始在各个公社组建放映队。1978年，凭借初中学历的文化优势，加之政府关照贫困家庭给予的推荐资格，张天同在仅有两个名额的公社放映队争取到了一席之地。

机遇带领他走出“贫困”的阴影。他每放映一场电影会拿到一元钱的技术补贴，在普通农民每月收入大约九元的年代，张天同差不多能拿到三十元的工资。

不过得到这份工资也并非易事。在张天同的记忆中，第一次离开公社到下属大队放电影的经历具化成了一条长达七公里、在负重中步行的山路。

傍晚五点出发，张天同和一位队友挑起了放映需要的所有装备：发电机、放映机、胶片、幻灯机、发电机专用油，以及播放暖场歌曲的点唱机。“我们的发电机是重庆300系的，非常小，但大概有三十来斤。”张天同回忆。

两个小时后，两个年轻的放映员抵达了目的地，他们的工作这才真正开始：挂银幕，固定扬声器，把放映机架在距离银幕八米的桌子上，用电线连接发电机和放映机，打开点唱机。“洪湖水，浪呀嘛浪打浪……”几十年的洪湖水浪潮在张天同脑海里摇成了经典。而时下流行的暖场曲在村子里却有着别样的意味，人们知道，迎接电影的时刻到了。

人群蜂拥而至，但准备还在继续。张天同拿起话筒打开放映开关，试音试光，一切正常。大队书记把握住这个聚集了村子绝大多数人的时刻，利用这点间隙进行全村大会，这时张天同的准备也进入了最后一关——上片。

片夹里，胶卷缠绕在两片圆形铁片之间的卷轴上，张天同将整个片夹安装在放映机前侧的“供片揹”，这是一卷胶卷的起点。胶卷在放映机内小小的空间里有一条自己的行进路线，它的齿孔和一个个传动齿轮咬合，穿过灯光与镜头之间狭窄的缝隙，在这里被紧紧扣在控制影片移动的抓片爪上，之后又是数个齿轮、滑轮，张天同最终将它绕在放映机后侧的空片夹上。一卷胶卷的冒险在这里结束。

张天同已经记不起这一次放映的电影是什么，但打开放映机的那一刻，幕布周围来自小山村的一千多位村民却依然历历在目。投射在幕布之上期待的目光使张天同有了不一样的心情，“看电影的人心情愉快，很多人来看，我们受人欢迎，人家认为我们是干部了，好荣誉的！”

同年，相隔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华北平原上，放映员李玉玲与张天同有着相似的感受。

在李玉玲的回忆里，村子的热闹气氛随着天色的变暗有增无减，幕布周围，总是早早地被一排排小马扎占领，“还没吃饭呢，孩子们就搬着小凳子来占位子了”。

大队广播喇叭一喊，村民们很快就成群搭伙地从各自的家里赶来，提前占好位子的人有如打了胜仗，在银幕前正襟危坐，没赶上的也不打紧，坐在银幕后面反着欣赏画面，倒有种意料之外的趣意。

柳梅就是李玉玲口中“占座童子军”的一员。她和伙伴们热衷于观察放映员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眼里，放映员是特别的存在。“看着他操作那个放映机，然后就把电影给放出来了，大家觉得特了不起，挺崇拜他的。”

如今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柳梅依然记得那时村民们与电影《卖花姑娘》之间产生的奇妙共情。“卖花姑娘一家呢，深受当时朝鲜的那些恶霸的欺辱，一家人过得特别的苦。”忆及从前，柳梅不禁发笑，“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人看着看着激动的啊，就看不下去了，跑到屏幕上去打坏人了！”

电影放映还是一件值得村民们奔走相告的乐事，人们不会被限定于自己所在的村子，而是追随放映队的脚步。

李玉玲的丈夫老曹也是妻子这一批放映队的“追随者”，“一放电影到一个村，不只是这一个村的来看，周围村民都跑来看了，有人知道消息就在村里喊，哪个村放电影呢都看去吧，尤其夏天晚上，那时候电影可是风靡。”

夜晚，太阳点亮了作为宇宙这片沧海中平凡一粟的月亮，而视线落回地面，农村厚实的土地上，放映员们的身上总镀着电影映出来的光。正是这束光，造就着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落幕之后，何为归处？

2019年是张天同离开放映岗位的第四年，他很少去电影院，也难从家里蹲守着动画片的孩子们手里抢到电视遥控器，看看CCTV6是否上演了自己熟悉的老电影。张天同偶尔回望过去才隐隐意识到，原来从他成为放映员的时候开始，这个职业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跌宕起伏。

公社的消失给当时的放映队带来了第一次波动。

虽然对于观众们来说，电影似乎是一种免费的消遣，但实际上电影放映队的收入来自公社的“大队”。据李玉玲回忆，大队收集好费用交给电影队，电影队再上交到县里，由县里统一给放映员发放工资。

但新的制度削除了作为农村电影组织者和经费承担者的“大队”原本的集体经济事务管理权。

变革中的矛盾所在对于张天同来说依然明晰：“包产到户之前是由生产队统一拿，包产到户后就相当于是个体户了，个体户的话这个钱怎么给呢？我们放一场电影也不能这一家收几角那一家收几角。”

这一次变革引起了放映队短暂的忧虑，但观众对电影的不可割舍使得放映队的收入问题在改革之初就被考虑在新政策之中，电影费被纳入“乡统筹”的范畴，“我们四川那边嘛，就成立了那个农业经营公司，由它来收款。”张天同解释，“那个年代要交农业税，还有其他这样的税那样的税好多，我们电影费在里边一年一般是五角或一块一个人，这个费用一般农民都知道。”

而真正让放映员们感到恐慌的是如今也已显得落伍的电视机。

老影迷温翠在1955年就在河北老家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她把露天电影的没落直接与“电视”这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人们虽然对电视抱有好奇，但最初看电影依然是受欢迎的活动。“那会一个村子有那么一个大彩电，去看的时候离得远了就看不见、听不到了。”温翠说，“一共就两个台，演什么也是上边管着，有时候也不知道演的是些什么。”

直到1984或1985年，温翠的大女儿结婚时购置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电视也真正走进了每一个温翠这样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对夜晚娱乐生活的选择权，让人们渐渐放弃了对电影的追求。电视开始一点点代替电影，占领了农村从前的夜晚。

电视的软性“侵略”夺走了张天同幕布前观众的目光。他作为放映员的荣誉感原本就来自于观众，而现实却让他五味杂陈。“人越来越少了，他们觉得电影落伍了。唉，心里就有点酸楚酸楚的感觉。”尽管如此，张天同作为放映员的工作依然在继续，“毕竟是这个职业嘛，有观众来看没观众来看必须要把工作做好。”

2001年又是农村改革的一年，这一次改革成为了压垮放映员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收费行为，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在各地试点推广，取消“乡统筹”是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与八十年代初的收入变革不同，已经被电视分流走无数观众的放映队彻底失去存在的底气，在新政策中也失去了一席之地，成为新旧政策交替中无人问津的盲区。张天同颇感无奈：“收不到费用后之后，政府也没有给安排去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另外做啥事。”

李玉玲早在八十年代初就被调离放映队，辗转进入县电影公司，早早结束了放映生活。从电影公司退休的她如今住在公司分配的一处两室两厅的房子。

而二十年后被迫离开放映队的张天同不得不自寻出路，“没有生活来源了，在家务农，去干其他的事，打工，自己去找碗饭吃。”

徐州的王凤鸣比张天同年长，如今已经年近古稀，2001年取消电影统筹放映时正处在一个尴尬的年龄，“想转行是有困难的，一是年龄大了体力跟不上，二是只会放映技术，想学别的技术有困难，脑袋也不好使了。”

六年后农村公益电影事业建设开始，王凤鸣和张天同重新应聘回到放映员的岗位，但今时不同往日，“镇仅有11个村，按场计费每月也只有1650元电影费。每台机器配二人，每人就只能拿825元。”王凤鸣介绍道。

而张天同在2015年遭遇意外，一只眼睛失明，不得不再次离开放映岗位。走投无路的他发现，做了近三十年放映工作，在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之外，他原来没有享受任何养老待遇的资格。

那个属于放映员的时代已经悄无声息地落幕了，而落幕之后，却并非所有的放映员都能如李玉玲一样晚年无忧。

困在“编制”外的晚年

“编制”，张天同和王凤鸣的晚年生活被这两个字死死困住了。

他们一遍遍仔细回溯着过去放映生活中的细节，就像检查在放映机的狭小空间中运行的胶卷。他们试图找到出错的那一环，却始终得不到答案。

1987年对于如今的王凤鸣来说是改变发生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份对于放映员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文件，国家广电部111号文件和国家劳动人事部出台的劳人编函15号文件，这两份文件明确了放映员的编制。

随后，镇七站八所，十四个单位的人员都被要求登记入编，成为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编制。但十四项中唯独放映员们被遗漏了。

一份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机构人员统计表中“电影队、站”在第11项。左为原件，右为抄录版。

图片由王凤鸣提供

“我们当时在中央政府属于国家广电部管，但在各省，由于改制不及时，还属于文化厅管，而文件当年是发给广电局的。”王凤鸣解释说，“广电局说人不属于他们管，省文化厅说文件不是发给他们的。”

张天同在过去以公社放映员的身份同时接受着公社党委、文化教育局等政府部门以及县电影公司党、政、企三方的管理。然而放映之外，张天同工作范围还在无限延伸，他就像一个驻村干部，管理起村子计划生育、治安等等琐事。

他也没办法完全概括自己繁琐的职务，总之，凌晨两点结束放映步行一个多小时回到住处，早上七点政府准时点名，安排白天的工作，一个月工作二十五天，张天同的生活陷入了这样的畸形循环，在工作中不断透支着自己的健康。

张天同如今格外珍惜手里的三个“红本本”：放映证、电影放映人员技术等级证以及“南充地区”人事局发放的聘请证。它们是张天同三十年放映员身份的唯一见证。

张天同的三个“红本本”

图片由张天同提供

他至今都搞不懂，通过所有考核，拿到人事局聘请证的自己，为什么还是得不到认可。“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由人事局担当这个责任，这个东西是你发给我的，你也就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来。”

当年被称作“南充地区”的这一片土地已成为历史，在拆分合并之后被重新划为广安市。“原先的劳动局和人事局缔结合同，合并之后现在应该是劳动社会保障局，问题是我们现在去找它，它不认可我们了。”张天同陷入深深的疑惑，他不可能拿着手中的聘请证质问已经成为历史的“南充地区人事局”，但除了那个成为过去时的发证机构，似乎也不再有人懂得这一本证书的意义。

实际上，这一本似乎本该认证“事业编制”的聘请证，在当时的“南充地区”也并非所有放映员都拿到了。文化水平在这场落在试卷上的聘请证考核中成为了软性门槛。“我们有一个老放映员，他为了考这个合格证，考了十几年没考到，他的技术是一流，但没文化呀怎么考呢，考不到呀。”张天同忿忿不平地说。

让放映员们看到希望的是国办发（2002）7号文件，这份文件提出“要积极解决农村放映队伍的编制问题”。

王凤鸣是徐州的老放映员们推选出来的维权代表之一。2005年3月份徐州市的老放映员们开始到江苏省文化厅、人事厅等部门上访。这一系列的努力为老放映员们带来了企业编制的身份。江苏省全部13个市中，12个市的放映员已经获得了企业编制。

但王凤鸣没想到自己的维权之路依然没有尽头，全省唯一一个依然只将老放映员定性为城镇居民身份的地方，正是自己所在的徐州市。

十年之后，国家广电总局又一次提出“妥善解决乡镇(公社)老放映员历史遗留问题”。然而，在人事局、广电局等部门间奔波数次的张天同，最终盼来的同样只有一份生活贫困补贴和城镇居民的身份认定。

“他们就一口咬定，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了，什么证件拿出来他都不理。”张天同说，但这样的结果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们当时的工作难度比现在的公务员翻倍，他晚上可以睡觉，我们凌晨两点睡觉七点出去，现在成了老人，病了，要自己贴钱来医。对我们太不公平了。”

但张天同还在等待。

他所在地区的政府部门虽然认定自己给出了“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方案，但面对老放映员们的不满，他们总算表态：“如果上面有其他新的指示精神，就按新的指示精神办理。”但张天同也不知道“新的指示精神”什么时候能到来。

2019年3月10日，市宣传部副部长接访了王凤鸣一行人，他告诉老放映员们，“目前文化体制正在改革，电影局刚刚搭起框架，等机构成立起来后，再认真研究，解决你们的老有所养。”

从2005年第一次上访至今，“老有所养”这一份并不奢侈的承诺，王凤鸣已经等待了十四年，尽管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他仍然期待着自己作为放映员得到认可和尊重的一天，“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一为生存，二为尊严！”王凤鸣说。

年近古稀的王凤鸣如今依然是一名放映员。他有时会觉得自己是不是错了：“书记提拔我从政，我因为热爱电影拒绝了，后来书记升迁到县长，提拔了4个人做局长，93年扶持乡镇企业，找人做白酒经销代理，又被我拒绝，后来凡是做代理的都发了。”

但坐在放映机旁，他的自我怀疑又一扫而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是放电影的命。”王凤鸣说。

张天同从来没有想过如果在1978年没有成为放映员，自己的生活会是如何。尽管如今的晚年生活令他多少心寒，但如果能获得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依然愿意成为放映员，他怀念自己的观众，也希望与他们重逢，“如果观众都是以前那么多的话，肯定继续做，我也是比较喜欢热闹的那种嘛。”

张天同家一个不起眼的抽屉里收藏着一个8.75mm放映机的镜头，如今这已经是三本薄薄的证书以外，他唯一留存下来的过去生活的象征。

他偶尔还会拿出这个自己特地留作纪念的镜头看看，这时那些属于过去光荣岁月的片段，山路、观众、银幕……就像被刻录成胶卷，透过这个镜头映射在他记忆的幕布之上。

如今离开放映岗位之后的张天同在每天傍晚依然有着固定的安排，依然是五点左右出发。他站在小学门口等待孩子放学的人群之间，等待下课铃响，孩子们冲出校门的那一刻。

这份热闹一如过去自己银幕前的场景。

但他从来没有和回家后按时坐在电视前看动画片的孩子们讲过属于那个镜头的，过去时代的故事，尽管它也曾经承载过那时孩子们放学之后的特殊期待。

“他们不懂的。”张天同说。

（文中李玉玲、温翠为化名）

责校｜罗敏利赵曼婕

美编｜刘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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