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立栋在2014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第二届中国纪录片推动者大会的演讲。他的《最后的黄土人》作为“公益影像计划”的提案，为的是获取更多社会上的资金支持，然而这个愿望却没能实现。 图片由导演曹立栋提供）
导读独立纪录片好比微距镜头，放大了处于被遗忘角落的小人物，用繁琐的生活细节、毫无粉饰的七情六欲还原了平凡人生的粗粝质感——“真实”本身并不精致，而“生活”本身意义深远。
记者︱钟 心 连佳曼 邱 月 叶玮琦
文编︱张嘉航
独立纪录片往往由导演个人担当制片方，完成从融取资金到公开放映的全部环节，以独立姿态进行思想的个人化表达。
而区别于电视台制作纪录片和商业纪录片惯用“宏大叙事”与“俯视视角”的特征，独立纪录片更着重于聚焦微观个体与生活本身。它好比微距镜头，放大了处于被遗忘角落的小人物，用繁琐的生活细节、毫无粉饰的七情六欲还原了平凡人生的粗粝质感——“真实”本身并不精致，而“生活”本身意义深远。
纪录片导演是旁观者，仅仅记录生活原貌，而不制造剧情——一切情节由生活本身具有的戏剧性谱写。面对着因渺小而被忽视、或因司空见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态”，纪录片导演肩负起这样的责任：揭示平和表面背后的汹涌，展现命运的机缘巧合，命运下人物的挣扎与不甘、依旧隐隐作痛的伤口和始终有力跳动的脉搏。
《医院里的中国》导演陈一线这样说：“拍纪录片就是修炼对世界、对人群的认知。”
镜头之中：“人”的光芒与暗影

（—— 导演曹立栋作品《最后的黄土人》海报。 图片由曹立栋提供）
纪录片《最后的黄土人》的导演曹立栋，在霜降过后前往山西汾阳的黄土高坡，拍摄刘志龙一家：他、同样年迈的老伴、只能以放羊谋生的老二和因事故致残的老三。他们是这座近乎搬空的村庄里遗留的唯一一户人家，最后的黄土人。
深秋生机尽殆，西北单调的土黄在夕阳斜映下色泽浓郁得沉重，人烟稀廖冷清的村庄犹如凝滞。曹立栋懂得如何用镜头描画这方土地的本色：羔羊、搪瓷面盆、大花被面、窑洞里贴的毛主席像。他自己就是山西人，对这里的生活有得心应手的把握。
曹立栋强调，好题材是影片的灵魂。但在拍摄纪录片的初期阶段，青年导演由于阅历有限，往往要靠缘分“撞”上好题材。正如同为汾阳人的贾樟柯在初期拍摄了“故乡三部曲”，曹立栋也撞上“故乡”这个羁绊：他从崔永元《口述历史》中了解到中国在十年内就有九万多个自然村落消失，大为震撼，产生了为家乡纪实的强烈意愿。
而导演陈一线则深信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观点，认为题材的灵感往往来源于一颗旺盛的好奇心。他原本计划拍摄一组春运照片，却在火车站留意到一群“不回家”的人，滞留车站的“打流的”（流浪汉）的生活写真《边城》才得以诞生。
当确定主题那一瞬间的兴奋冷却后，导演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寻找到具体的拍摄对象。主人公既要满足主题所需元素，又要有足够鲜明的特征让影片饱满化；而要使拍摄对象卸下防备，习惯在镜头注视下如常生活，更是难上加难。
“百分之九十九的患者都拒绝拍摄，”陈一线在拍摄《医院里的中国》时，为了要体现病痛、医疗费、亲情和求生欲望等元素的交织，他经历过四处碰壁的窘境，“毕竟中国传统里避讳生老病死，而记录治疗过程涉及太多的患者隐私。”
而《最后的黄土人》中的刘志龙一家具有天然的拍摄优势。刘家延续了传统农耕文化中的善良与质朴。“他们可能不理解摄像机意味着曝光生活，只当你是愿意唠嗑的客人。他们完全不介意镜头的存在，浑然天成，仿佛不知道自己是主角。”
纪录片拍摄的大量时间成本，都投入在与人物建立信任关系中。顾晓刚的《种植人生》，主角是从都市一族变为了在崇明岛实践“自然农法”的农人老贾。自然农法主张不除草、不使用化肥的农耕，以保证土地与作物的天然属性。老贾的故事里有宏大的理想、现实的困境、作物的成熟、孩子的诞生与婚姻的破裂。

（—— 导演顾晓刚作品《种植人生》海报。 图片由顾晓刚提供）
顾晓刚跟拍老贾四年，已成为老贾夫妻真诚信赖的倾诉对象，老贾对着镜头坦承出轨事实：“我知道这不道德，也会招来指责，但我想让大家知道，真实的我就是这个样子。”顾晓刚认为：“如果他不愿对你敞开心扉，那么你的镜头只能流于表面，无法捕捉到人的立体多面，以及生活的复杂。”
顾晓刚说，正是老贾独有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他去拍摄《种植人生》。“老贾放弃了城市生活，到农村实践福冈正信提倡的‘自然农法’。他身上打着浓烈的理想主义烙印，站在那里侃侃而谈，谈他对人与土地的理解，谈他要以自然农业帮助人们放下对财富的贪心，谈他的梦想是改善时代。他和普通农民不同，他把种田当作一种修行。”
几位受访的纪录片导演达成了一个共识：永远不要带着预设的答案去探索现实。陈一线坚持不做文案，反感提前计划影片主题。“写文案相当于自以为是地框死了自己。拍摄前，我想过要批判中国医疗制度，批判救护制度，但拍起来后就发现这都是幼稚的胡扯，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人’。最后，我只剩下一个原则：哪些人打动了我。你永远不知道拍摄对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在你意料之外。”
画面背后：尖锐现实与真实痛感
西南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后，陈一线来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导演。已拍过两部获奖纪录片和多部剧情片的他告诫自己要“收一收”，先学好手艺。
“导演是一个思考者，但在成为思考者之前，电影首先是一个工种，导演首先是一个工匠。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做‘电影控制’，想让你哭就哭、想让你笑就笑，这就是控制能力。任何导演不能直接跨过工匠这个阶段去走后面的路。”陈一线解释。
顾晓刚的《种植人生》中，为人称道的精致镜头和成熟技法源于“影像养成”。顾晓刚会将镜头紧贴奔跑的田间孩童，在画面上呈现泥水四溅的超强动感，也会把妻子尚英独白的侧影安置在粉红与淡蓝相间的黄昏雾霭中，平添一抹淡然的忧伤。他把这种“美学养成”归功于平日大量看电影培养出的感觉：“拍的时候脑子里自然有影像的感觉，用本能去找到镜头效果最好的构图、角度。”
顾晓刚认为最出彩的往往是很长的、带有叙事性的艺术镜头，也就是观众所认为的“会说话的镜头”。纪录片镜头下，事物转瞬即逝，怎样以最快的判断呈现最该捕捉的点，考验的不仅是导演功力，最后还要回归“导演对生活的理解”。
正是出于此因，陈一线选择暂时沉寂。《医院里的中国》带给他无尽的痛苦，以及对纪录片、对人性的怀疑，他需要重建自己几近崩塌的认知体系。一对父母选择为婴儿拔下呼吸机，而他亲眼目睹弱小生命的逝去，内心险些崩溃。“我很敬佩影片开场的主任医生，她一直劝家属救活孩子，也是她坚持让我拍摄弃婴，语调冷峻，说拍吧，让社会知道，中国人对待生命就是这种态度。”

（—— 导演陈一线作品《医院里的中国》海报。 图片由陈一线提供）
陈一线与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唐学军是生死之交。“拍出了感情，他却命悬一线。每一天每一刻，旁观的我都充满了绝望。他的家人带他回村，用衣架自制的吊针敷衍着治疗，亲戚在旁边玩牌。我知道，他们家亲戚希望他早点死，因为半死不死，全家都要耗着。这就是现实，可是这太残忍了。”这种内心的伤痛感，至今都让陈一线在潜意识里都抵触回顾《医院里的中国》。
然而，一旦放大了真实，社会的痼疾、命运的无常、现实的残忍便会呈现在纪录片的镜头中。《最后的黄土人》中的二哥笑着说要买一个外地媳妇“，“姐夫带我去挑媳妇，那些女的都关在‘笼子’里，希望自己能卖出一个好彩礼。”曹立栋当场震惊。“买媳妇”是西北农村的生活常态，这却也揭露了一个悲哀不可抗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娶媳妇意味着生活的延续。刘志龙心里清楚，父母皆离开人世后，生活将如何残忍地对待失去庇佑所的两个儿子。
这种悲哀的无力感，让陈一线不断思索纪实伦理和纪录片的终极意义。
如今多数观众对纪录片有一种理想的假设：只要记录了“真实”，影片就是有意义的；只要对公众放映，就可以达成“改变”。然而陈一线总抱有一种悲观情绪：“一年到头，网上能看到多少关注留守儿童的呼吁，但有改变这个状况吗？最后只不过就是‘关注’而已。”
陈一线在拍摄《边城》时，春节的长沙火车站已有数名流浪汉死于饥寒。一个流浪汉求他为自己买一份饭和一床被，而他内心挣扎，茫然无措。“一位人类学导演告诉我，如果这件事情我力所能及，而带给他的的帮助不会在根本上改变他的社会属性，那么作为一个人（human），我就应该去帮助他。但是像《医院里的中国》，我无能为力，救不了。可以说，正是因为救不了，才只能拿起机器，仅仅做到记录这一切，这就是纪录片的全部意义。”
这也许就是独立纪录片的内核——一种悲观色彩的希望。让真实的现状为人所了解，并在所有争取的关注里，到至少有部分能引发切实的行动；即使无力改变，也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种“真实”的存在。陈一线原本顾及拍摄对象隐私，不愿公开《边城》，而搜狐纪录片频道的主编坚持说服他分享影片、影响到更多人——“站在更大的格局来看，影片终究有意义。”
影片放映：有限平台与深远意义
如今，陈一线的《边城》在56视频网有近22万播放量。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传播和受众，一部影片即使内涵深刻，也无法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对于纪录片和其他任何类型的影片而言，广阔的放映平台至关重要。
然而由于题材小众、受众面狭窄，纪录片难以形成大众电影的产业链条，实现工业化、商业化和高收益，因而基本不可能进入商业院线公映。同时，中国艺术院线依然不成熟。唯一能实现较大放映规模的方式，是将影片免费放至视频网站，但这同时意味着纪录片的零盈利，以及影片版权保护的缺失。
因此，独立纪录片导演通常会选择参报各类电影节，争取入围奖项以获得展映机会、宣传平台。《最后的黄土人》获得第十二届北京国际大学生影像展最佳短纪录片奖；《种植人生》获得2015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大学生原创电影纪录片单元中的最佳长纪录片，以及第九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青年单元最佳纪录片奖；《边城》获得2013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记录长片和纪录片单元最佳摄影奖。
《种植人生》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后，影展主办方将它纳入自己的“旗下电影”，在自己的线下放映室、主题放映活动中上映。比电影展规模更大的活动是中国高校巡展和交流会，顾晓刚跟随FIRST主办方走过不少南方高校，也到过北京的传媒大学、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
而作为参赛经历丰富的“揽奖”导演，陈一线却对电影节有自己的反思。“院线是商业电影和观众沟通的方式，而电影节的初衷在于帮助那些不能正常和观众沟通的小众电影，为他们搭建一个桥梁。每个电影节都应该是这个宗旨，鼓励那些有思考的影片。”
“但是在现在的中国，电影节慢慢变成了‘老少边穷’（老人、少年、边缘人、穷人）的聚集地了，这个趋势可能误导一些年轻创作者走偏，为了参赛、得奖、赚钱去拍摄这些人。”陈一线认为，作品是导演真诚度的写照。“没有诚心，片子的肤浅一目了然。”
陈一线的两部纪录片都摄于春节，剧组成员用压岁红包勉强凑起了拍摄费用。“《边城》费用只有两千多块钱，《医院里的中国》又跑山区又跑香港，花了三四万，也是大家硬凑起来的。剧情片《川剧往事》，我把爸妈给的学费垫了进去，找同学东拼西凑，又拉了赞助，勉强拼了十万元。”
《最后的黄土人》曾经在2014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第二届中国纪录片推动者大会上选为“公益影像计划”的提案，此计划目的是获取更多社会上的资金支持，然而这个愿望却没能实现。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纪录片因为没有高收益导致没有更多的人愿意投入资本。
顾晓刚同样感慨纪录片拍摄资金的紧缺。由于投资难寻，即使导演想做真正有意思的题材，整体制作质量也会大大受限。正因如此，他带着《种植人生》加入了CNEX。
CNEX是集资金筹集、制作、出版、发行、展映功能于一身的华语纪录片民间文创组织，由台湾纪录片工作者发起，由两岸三地相关协会、基金会推动。CNEX以平台自己筹集的资金为顾晓刚提供拍摄资本，并协助他申报各类电影节，参加电影展映。简而言之，CNEX既是投资方，也是版权方，还是专业放映机构。而CNEX的宣传语十分令人玩味：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
在一片“这盛世如你所愿”的高呼中，生活里暗流涌动，人们被它巨大的力量裹挟着前行。那些普通人的人生被一部影片惊起波澜，而终究回归平静。
曹立栋在几个月前接到了刘志龙的电话，那位老父亲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二哥娶到了媳妇。《种植人生》的尚华把故事翻了篇，在农场独自抚养儿子，孩童顽皮又机灵，眉目像极了老贾。《医院里的中国》里绝望等死的唐学军病情突然好转，一切仿佛一场生命的奇迹。//107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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