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教我们：踏踏实实做事，担起国家的重担，成为祖国的栋梁 —

近日，施一公院士在北京大学做演讲，在演讲中，施一公院士向在座的北大学子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施一公院士的演讲内容。

施一公院士的介绍

施一公院士，结构生物学家，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湖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2017年获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之"生命科学奖"。2018年12月，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2019年12月18日，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2020年8月，获得2020年度陈嘉庚科学奖之生命科学奖。主要从事细胞凋亡及膜蛋白两个领域的研究。

少时求学

施一公在演讲的开始先跟大家讲了关于出生的小趣事：“在哪出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以前不太明白，直到2003年还是2002年回国时，看到国内有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河南人惹谁了》。虽然书名让我义愤填膺，但也没想得很多、很深，只是觉得说河南人“不知道羞辱”，很不痛快。

有一次，我去中山大学演讲，讲完以后，校领导请我吃饭，挺有意思。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同事就问我，说：“一公，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南郑州的。他低低头挠了半天脑袋，说：“你老家是哪儿的？”我想了想说，我父亲那一支是云南大理的，云南人吧。他说：“哦，这还差不多。”

听完那番话，我才恍然大悟，河南人看来在外面惹了很多人。但是我还是挺以河南郑州出生为荣的。

施一公的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在父母婚后，响应祖国号召，到了河南焦作煤矿工作，于是施一公便出生在了河南。

听父母讲，那会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火的时候，郑州的武斗刚刚开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给我取了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一心为公。

由于施一公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他两岁的时候，便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驻马店镇的一个小村庄里。农村的生活是很清苦的，但也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比较清苦，施一公却有所感悟：小时候的那段经历让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因为别人穷就看不起人家，否则这个人就缺乏教养，会被更多人看不起。

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便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很聪明、很爽朗。在他的记忆中，他干什么都行，但就是不太得志。在农村，他学会了裁缝和盖房子。后来在机械厂做合金刀具，他也很快就成为了业务骨干。

施一公在演讲里回忆道：1977年恢复高考后，父亲帮助哥哥、姐姐和表哥、表姐复习功课，父亲给他们讲解XYZ，讲解方程式的解法——虽然我听不懂，但在当时我觉得这真酷。

因为从小的耳濡目染，因此这也让施一公对数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以及在后面的学习中，展现了自己理科方面的天赋。

高中时，施一公便转入河南省实验中学。当时，他想着申请入团，但是老师说他发展不够全面，还需要向其他方面努力。恰好那时，他们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他就报名了班上没人愿意报5000米和10000米长跑。

但是那次比赛，施一公并没有取得好名次，反而跑了倒数第一。于是，他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天天练习长跑，到了第二年，他又参加了比赛，还拿到了冠军。施一公说：“因为长跑这项运动，无意中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炼了我的意志。”

以至于后来，去了清华，他还想继续跑长跑。可是，学校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所以他就改练竞走了。他说：“那时，我还曾夺得清华万米竞走的冠军，并创造了全校竞走的纪录。”

像万米竞走这种体育项目是特别能锻炼人的意志，因为要绕操场走25圈，而且每走一圈就打一次铃来提醒你。这也让施一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获益匪浅。

清华求学

1984年，还在高二的施一公参加了全国高中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并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的物理系。那时候他觉得学物理的人是最聪明的。

就在他和北京大学签订保送意向书之后，清华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用一句话便改变了他的人生轨向。那位老师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他回忆道：“尽管当时我对生命科学知之甚少，但是我最终选择了清华，选择了生物学。”

在1985年，施一公作为清华生物系复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开始了在清华求学的生活。然而，求学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发现自己其实不喜欢生物。他说：“由于对生物系的课程趣味索然，同时还觉得生物系课程没有太多挑战性。所以，我就学习了数学系的一些课程。”

但学霸终究还是学霸，虽然他不喜欢生物系的课程，但依然把生物系的课程学得很好，成绩一直都是专业第一名。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毕业的时候，他也是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清华大学生物学和数学双学位。

在大学求学期间，发生了一件让他对中国当下的社会感到怨气的事情——就是父亲的突然去世。

1987年，施一公的父亲不幸遭遇车祸。在发生车祸之后，肇事司机把他父亲送到医院，但医院却要求肇事司机先交500元押金才能对他的父亲进行抢救。等司机在4小时后凑齐了钱，他的父亲就已经去世了，而是未经任何抢救的条件下去世的。

这件事对施一公的打击十分大，使他对那时候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多的看法和变化，他觉得非常不公平。当时他的心里积攒了很多怨气，以致后来毕业出国时，对祖国没有太多留恋，也没有很强的回国的意愿。当时，只有母亲和家庭是他觉得国内唯一有留恋的地方。

父亲去世之后，虽然施一公还在上大学，但是他已经慢慢靠自己养活自己，负担起抚养母亲的责任。又因为自己资金、精力都有限，所以只能做些倒买倒卖的小生意，那时候差不多只要是能到能卖的东西我都倒卖过，靠自己的努力，不仅养活了自己，还积攒下了一万多元钱。

在演讲里，施一公说到此事的时候与在座的学子说：“不过，我不希望大家效仿我，在求学时就去做小生意。我当时一方面是为生活所迫，另一方面就是我虽然做小生意，可是课程一点都没落下，照样考第一。如果你们当中谁能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反对你们去赚外快。”

赴美求学

在1989年，施一公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并申请自费赴美留学。

但是，赴美求学的路充满了各种“坎坷”。

施一公回忆道：“当时，我去参加聚会时，大家会问彼此从哪里来，有些中国人就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好像做中国人是一件丢脸的事。我就难以容忍，我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我们有五千年光辉而灿烂的文明，值得我们自豪。我们不就是现在暂时穷一点吗？为什么看不起自己。”

而且当时中国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那时美国的媒体对中国进行连编累牍地负面报道，而且还有一些民族败类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作证等形式肆无忌惮地反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都让他心中那颗名为“爱国”的种子逐渐生根发芽。

到了1991年夏天，施一公准备回国看望母亲。可就在临行前，他的汽车被偷了，随后他也被抢劫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更让他觉得，在国外求学的中国人，受到的待遇竟是如此地不公。

他说：“因为被偷被抢，心情很不好，所以就决定去欧洲散散心。当我到华盛顿签证时，发现每一个使馆，来自中国、非洲、古巴、朝鲜等发展中国家的人都被单独列为一类。签证时，不仅收取的签证费用最高，而且还像查户口似地盘问你。这让我感觉很不好。”

当他拿到前往英国、瑞士和法国的签证后，第一站先去了英国。

他回忆道：“但是，当我在伦敦机场入境时，我就受到了特别关照。当时大家排着队，前面的人都是拿着护照晃一晃，移民官看看就过去了。轮到我时，我也拿着护照晃了一下，原以为这样就可以通过了。但是我错了。他们看到我的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把我留下来，对我进行盘问，还把我的包打开，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检查。

排在我后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移民官就让他们绕着我过去。当时我就觉得自己遭受了奇耻大辱。我心里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你？难道就因为我是中国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随后在瑞士日内瓦入境时，施一公同样受到了和伦敦一样的“特别礼遇”。当时，他深受刺激。他说：“我们不就是穷了点吗？因为中国穷就看不起中国人，这与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人人平等的理念格格不入。”

经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施一公的思想就一点点地开始变化。一颗爱国之心熊熊燃烧着，想要为改变当下中国的现状而努力。于是在1992年后，他就有了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祖国去的打算了。

为了能够回到祖国，给祖国带去新的变化，于是他在赴美求学期间十分地努力。

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杰里米·伯格（Jeremy Berg）教授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一开始，他觉得自己的英语有点跟不上，就规定自己每天背25个单词，时间长了，也就慢慢过了语言关。

然而他的研究生生涯中，并不是一开始受到老师的赏识，而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的导师注意到他，被导师所赏识。施一公回忆说：“我的导师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很忙，所以也就很难能顾及我们，我当时自信心还不够强，也不是很活跃，不怎么受瞩目。加之我先是跟随课题组内的另外一个老师做实验，跟导师的直接接触就更少了，以致读研究生三年了都没有跟导师好好谈过话。”

他说：“我受到伯格教授的注意，是我到了研究生三年级末的事。有一天，伯格教授突然向我们宣布他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重大破绽。随后，伯格教授就在实验室的一块黑板上推演起来，我一看他的推算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就鼓足勇气给他指了出来。

我的话音刚落，整个实验室里就鸦雀无声，静得可怕，伯格教授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心想坏了，可能惹教授不高兴了。

结果，第二天他问我是哪里毕业的，在哪里学的热力学，我说在清华大学学的，他听完就夸奖我学得扎实，还说你们清华的教育做得真好。加之当时我的实验有了一些成果出来，所以从那以后教授就对我刮目相看。在我毕业时，伯格教授还说我是他最出色的学生，他为我感到骄傲。”

坚定的爱国心

上面施一公说到自己有在学成之后回国的打算，他在演讲里跟北大的学子说道：“外面有些人说施一公回来如何如何。我告诉大家，其实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很高时去影响他们。

有时候，我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和专业教育一样重要。我希望将来在清华给本科生开一门爱国主义教育课，我相信一定会爆满。我不需要给他们空洞地谈爱国主义和辩证法，我有很丰富的实例，我觉得我会运用这些实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引起他们的共鸣。”

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需要人才，也需要像施一公这样海外求学后学有所成的人才去改变中国的现状，首要改变中国人对于中国的自信方面和爱国教育方面，不能空谈爱国主义，而是需要通过更多的实例去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其实，今天亦要如此，我们的爱国之心，不是说说而已，更多的要从行动中表现出来。家长也可以培养孩子的爱国热情，引起他们的共鸣，一起建设强大且美丽的中国。

未完待续.......

图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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