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限号60个，每个号限购5个，在上海，能吃上阿大葱油饼，你必须得有强大的毅力，漫长的等待和期待在很多人看来是值得的，为了不变的味道，也为了追寻一座城市的旧时光。

早晨六点去排号，第十九个，五小时后，拿到一张阿大葱油饼
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文 / 杨璐
编辑 / 青蓝
排了近5个小时队，我买到了一张阿大葱油饼。
不要小看这一张饼，它在上海拥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很多人能从凌晨排队到下午，用老上海的话讲：阿拉吃的不是饼，是从前和记忆。

阿大将葱油饼第二次放入火炉，用明火把饼上的浮油烧掉。
它甚至引来了黄牛，5块钱一张的饼，被炒到了300元。
阿大成了“网红”，他做饼和做人一样，有着一种独特的姿态和腔调。
就算陷入无照经营和扰民的漩涡，他也展现出一种强硬：绝不关店。
在漫长的排队等候中，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和阿大的故事。
争吵

“信不信我把摊子给你砸了！”
排在窗口前的大叔怒了。他顾不上冷，一下把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食指在阿大面前上下摇晃。
“你说6点拿号，这都6点半了，怎么还不发？”大叔是凌晨3点半到的，在阿大葱油饼店门前足足等了3个小时。
这是11月24日清晨，天色还没完全亮起来，小店摊位前，已经有28个人在排队。
但阿大说，今天人少，不发号了。
对于中年大叔的挑衅，阿大头都没抬，不急不慢地做着饼，轻声回了句，“你砸下试试看。”
吵闹声引来旁边穿制服的保安，争吵被平息。中年大叔憋了一肚子气，队也不排了，用力蹬了下地，临走前恶狠狠地甩下一句“再也不吃了”。
显然，这次争吵没有影响排队者的热情，刚降温的上海，气温只有3℃，有人穿起了羽绒服，裹着毛线帽和围巾，戴着手套，全副武装。有人为了打发时间，脖子上挂着个大耳机。
6点10分来排队，我庆幸“赶上这拨”了。

早上六点，天还没有全亮，阿大葱油饼门前排队的人们。
此前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兴冲冲地赶来，以为能“错峰吃饼”。
“有什么好吃的，又贵又要排队，神经病啊！”在永嘉路和瑞金二路路口，当我向交通引导员问路时，这位上海大叔几乎是咆哮着，大手一挥。
在路人的侧目中，我尴尬地朝着他指的方向走去，远远地就看到一个小店门前排出十多米的队伍。
在队尾站了不到5分钟，店里出来一个大妈，朝队伍吼了两嗓子，别排了，卖完了。一看表，才10点半。
限号

更多的吃客，有耐心花至少三小时去换回一张饼。
阿大的葱油饼是全手工制作，半小时出一锅，一锅10个，每人限购可以买5个。也就是说，半小时只能卖两个人。人越多，等的时间越长。
排队的人太多，挡住了旁边店铺的门脸。
紧挨着的葱油饼的摊位，有油条铺、鸭血粉丝馆和上海小吃沧浪亭。自从阿大葱油饼上月底在这开业后，排队的人墙堵住了本来就只有一米宽的人行道，相邻店铺的生意都受了影响。
“葱油饼还没卖完啊？我们家今天生意好差。”几个店的店员坐在一起聊天。
“我这也是。你闲着也没事，去排队买两个葱油饼啊，听说吃完长生不老。”
还是发号了。阿大担心得罪隔壁店面，效仿起旁边的医院，采取“熔断措施”，每天6点多发号，限号60个。
发号的方式很原始，用记号笔在排队者的手背上写个数字。阿姨一边写一边念叨，“算好时间，过号就没了。”

早上六点排队拿到的“19号”。
阿姨在我的手上写下了19号。旁边的保安低头看了眼我手上的数字，“你这个，大概10点吧。”说这话时，才6点53分。
拿了号，人群逐渐散开，有人去旁边的小吃店吃早餐。也有人怕错过号，买了热豆浆捧在手上，留在原地来回跺着脚。
根据保安近一个月的观察，吃上一次阿大葱油饼，少则要等三个半小时，多则得九个小时。愿意排几个小时吃饼的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在附近医院看病的，二是外地来旅游的。
“坐飞机过来吃葱油饼，奢侈吗？”身旁排队的眼镜男专门从贵州过来，“看网上新闻很火，越买不到越想吃，跟唐僧肉一个逻辑。”
但他还是有点想不通，阿大在上海为什么这么火。
记忆

“阿大”，真名吴根存，因为在家里排行老大，大家都叫他“阿大”。
在上海，“阿大葱油饼”拥有34年的历史——1982年，在电车公司做汽车修理的吴根存下岗，看着满街的葱油饼摊，动起了学做饼的念头。
他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当年就收入不菲的父母强烈反对，宁愿养着儿子也不愿意让他去学做饼，怕给他们丢脸。
阿大和他们吵了一架，他不想靠父母，也不想啃老，执意去学。
现在卖5块钱一个的葱油饼，最早的时候是1毛钱一个，那是80年代了。后来是涨到5毛、1块、4块。
在很多老上海人眼中，一张葱油饼，是一种上海记忆：吃了有念头的，饼皮很脆，里面很香，适当的猪肥膘一点也不觉得油腻，反而感觉到猪油的香气，葱的味道足而厚实。一种老上海的味道。
和价格一起涨起来的，是阿大的年纪。葱油饼摊的产量从每天出炉600个变成了300个——按照20分钟才出炉一锅，也就是十个计算，这300个饼不停地做也要10个小时才能做完。
有些食客觉得凌晨起床排队等饼辛苦，但阿大几乎每天都要在凌晨3点就起床，他要用机器和面、切小葱、生炉子，准备两三个小时以后，才能在清晨开门迎客。有老上海看见，阿大的午餐都是临时抓过来的，麦片、面包、饼干。
队伍中的小胖饿得不行了，拿到号之后就钻进了别的小店。“我从广西出差到上海，专程跑了几趟都没吃上。”他忍不住抱怨，“为什么不多请几个人做，或者扩大经营开个分店，多赚钱！”
阿大也被问过无数次同样的问题，“店一开多，每个人手势不一样，味道就不一样。”他不想自己做了三十几年的招牌，被别人做坍掉：“我只要保持原来，这样做下去，不要走下坡路，不改变以前的味道，就可以了。等到做不动了，就不做了。”

做饼累了，阿大就抽根烟歇一下，一天要抽掉两包烟。
阿大接受过很多次媒体采访，他很享受在各大电视台看自己做饼的过程，最高兴的一次，是BBC的纪录片。 “很多人一辈子做了很多事情都没成功，我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情，成功了，不容易。
今年2月，他出现在BBC的纪录片《上海之味》中。英国著名美食家Rick Stein来上海寻觅美食，在茂名南路的阿大葱油饼老店前排队买了一张饼，边吃边感慨，“我喜欢猪油，这让我仿佛回到了儿时。”
看着阿大做饼的过程，Rick Stein说，阿大就像黑泽明在《七武士》中塑造的形象一样，“他是一个名匠，一个拥有传统技艺的师傅”。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阿大让他想到了旧时光。
黄牛

一位脖上系着红丝巾的上海阿姨排到了队伍里。她也知道上海阿大的名气传到大不列颠了，“慕名而来，来瑞金医院挂完号，也没什么事。”
冷风刮来，脚背露在外面的“红丝巾”打了个哆嗦。她挤穿过人群，站到了队伍前面。没一会儿就带来了前线“战报”，“没发到号的不要排队，5块钱一个，每人最多买5个。”
 “买这个饼最少要排三个小时，200块一个都有人要的啦。”穿着医院病服的大叔扭过头来说。
“谁要花200块买个葱油饼？”红丝巾声调提了两个八度。

排长队的地方就会有黄牛。因为靠近著名的瑞金医院，医院的黄牛们见有钱可赚，转战了战场。给阿大帮忙的大妈说，“今天电视台的记者要来，没有黄牛。”但这个月里，她亲眼见到，5块钱一个的葱油饼，在黄牛手中炒到300多。
提起黄牛从他的名气里揩油，阿大就很生气，“把我的名声搞坏了。”有人问他怎么不管管？“我管什么管？我没有权利管”。
还有更多他管不了的。
没过一会儿，阿大接了个电话，挂了电话就宣布，下面这20个（饼）不卖了。这意味着所有人都要多等一个小时。
“刚才他的关系户来了，插队拿了三个走了！” 觅得军情的“红丝巾”嚷嚷起来。
她忍不住了，朝阿大喊了起来，“你说排五六小时我也心甘情愿，这样的关系户插队，很不公平。没办法，中国社会就是讲人情。你也不容易，不接得罪别人，接了得罪我们。”
就在“红丝巾”发难的关头，阿大的电话又响了，说是11点前要送到，阿大回绝了。阿姨扭过头来，得意地跟我说，“看，奏效了。”
等到一男一女两个公务员模样的人来取饼时，排队买饼的人朝他们起哄，“好意思不啦？不排队还吃饼！”
说起关系户插队，阿大吐着烟卷，一脸无奈，“做人啊，没办法，人家照顾我，我也要照顾人家，人之常情，谁还没几个朋友呢？”
视频：排队5小时限号60个，5元阿大葱油饼被黄牛炒到300元
是非

生意火爆的时候，阿大真是“红到没朋友”。
今年夏天，他住了两次院，葱油饼摊也关了近两个月——每天至少得站12个小时，得了静脉曲张，身体时常犯病。
粉丝不断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重新营业。再开门时，每天凌晨三点就有人开着车在楼下按喇叭。邻居不堪其扰，举报他无证经营。
人红是非多，关于他无照经营的问题，因为有“历史原因”，争议一直很大。属地监管部门也为难，让他关门吧，有人说不保护传统文化；不关吧，有人说纵容非法经营。
而面对执法人员，阿大展现了他一贯强硬的性格：“我是残疾人，弱势群体，靠自己不偷不抢。”非要关店，他就打算关起门来，只做熟客生意。“再关，我就卷了铺盖睡你们办公室去！”
在舆论的压力和阿大的强硬下，政府打算给阿大找个门面重新开张，被他以租金贵为由一口回绝；他们又拿出了另一套方案，与企业合作。阿大不满意，“跟人家合伙我是不会做的，你给我找个地方，而且要便宜，我可以考虑考虑。”
那段时间，从早上七八点到晚上九十点，每天都有七八拨人找上门来跟阿大谈合作。“我在上海滩也可以算是个有名气的人物。”他清楚地知道，这些人都是冲他的名气来的，希望通过合作借此提高他们的知名度。
阿大拒绝开分店、拒绝加盟店，他有着自己的坚持。“我苦了一辈子才把这个牌子树起来，树一个牌子不容易，倒一个牌子快得很。”
直到政府带来了“饿了么”的工作人员。“饿了么”CEO张旭豪在媒体上看到了阿大的情况，联系了黄浦区市场监管局。
从小在思南路附近长大的张旭豪，也是吃着阿大葱油饼长大的。
“饿了么”帮他在附近重新找一家店面，负担租金，阿大每月只需要交3000元的水电煤费用，收入也都归自己。各类证照监管局也会帮忙解决。
阿大说，合同签了一年，“先做做看，以后走一步看一步。”

如今，阿大的新店开在永嘉路。
10月28日，历经两次被迫关停的阿大葱油饼摊，在瑞金医院附近的永嘉路上重新支起了招牌，全上海都没忘了他，粉丝们从当年南昌路上的马路菜场，到茂名南路的弄堂，一直追随到这里。
黄浦区政府也派了两个保安，专门驻守在阿大葱油饼店前维持秩序。两人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里上班，下午3点阿大收摊了，他们也就下班。
各界的关注，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一席讲话之后达到顶峰。
11月21日，在16位部委负责人和11位省份或地级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李克强提到：“前段时间，有家馄饨铺和一家葱油饼店影响很大。”他表示，虽然它们可能确实存在证照等问题，但我们基层政府部门也应更多从百姓角度考虑，“尽量寻求更多人的共赢”。
李克强加重语气说：“监管也不一定是冷漠的，要多带一点对老百姓的感情。”
腔调

排了近四个小时队，队伍一寸寸地往前挪，我终于靠近了阿大葱油饼的窗口。
60岁的阿大穿着白色工服，驼着背，身体前倾几乎达到90度——十二三岁那年，阿大挑棉花时扭了一下，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脊柱侧弯，严重驼背，成了4级残疾。
他从一条面团里揪下来手心大小的一块，压平，均匀地抹上一层用油和面粉混合而成的油酥，塞上一大把葱花和猪油，再把面粉卷起来，一个包子状的葱油饼原型就做成了。

阿大每天早上3点开工，和面、生火，6点开门营业。按理下午3点收工，但天气冷了，炉温低，常常要做到七八点才能收摊。
做起来并不难，阿大20秒钟就可以做一个。真正费时的，是油煎。先得把葱油饼的原型放在火上烘烤一会儿，挨个用手按扁，烘烤一段时间，再用铁板压紧，不断翻面煎炸。
熟透后，还要放在炉子里烘烤，为了用明火把饼上的浮油烧掉，这样，葱油饼就不会油腻。整个流程下来，快则20分钟，慢则半小时。
但因为太过耗时，大部分做葱油饼的人都省了“烘”这道工序，也省去了最原汁原味的“上海味道”。
对待老街坊和远道而来的食客，阿大不像之前对政府部门那般强硬，露着一股老上海特有的腔调。
“听说侬葱油饼做得发财了，买了3套老洋房。”有邻居开他的玩笑。
阿大也不恼，笑着回复：“老洋房算什么，飞机都买好了。”
说起房产，阿大直言，家里的确有3套小房子，但都是父母去世后留下来的，南昌路一套，18平方米；瑞金二路一套，20多个平方；娄山关路的房子最大，也只有30几个平方。三套加起来还不到100平方米。
也有些人喜欢指指点点，质问他做饼时怎么不戴帽子和口罩。阿大总会呛回去，“我现在有照有证怕什么？”
关店风波后，阿大反而更火了。以往他每逢周三休息，最近连续两个周三都休息不了，华为请他、南汇监狱找他，去教人做葱油饼，阿大说着自己都笑了，“做点公益活动。”
有邻居开玩笑：阿大，技术都被人学去了？
“啥技术？我又没啥技术，没秘密，又不是造原子弹造氢弹，还秘密？”阿大说，葱油饼技术很简单，要用心做，都好吃的；不用心做，捣浆糊，肯定不好吃的。
胜利

红丝巾也快排到了。“我脚趾头要冻下来了。”但每一个人拿到饼，她都要举起双手，振臂一呼，“又一个战友胜利了，为你点赞！”
10点半时，终于快轮到了。红丝巾阿姨挤到前面挨个问，你们买几个。每个人的答案都一样，5个。
对于我“只买一个”的回答。红丝巾简直觉得匪夷所思：“你排了四个多小时就买一个饼，傻不傻？还不如买五个当黄牛卖出去呢。”
排在我后面的贵州眼镜男和广西小胖上下打量了我一圈，堆上笑脸，请求分他们一点。眼镜男拿到的是29 号，广西小胖拿的是31号，至少都要等到12点。
我答应了他们。眼镜男打算把自己的号免费转给想买的人，“你做好事，我也做好事。”
11点06分，在等了将近5个小时后，我的葱油饼终于出锅了，期待中的早餐变成了午餐。
咬了一口，饼皮的确是很酥脆。咬开后，葱香味却没有想象中浓郁，毕竟在葱油饼摊前等了5个小时，头发丝里都弥漫着一股葱花味。
广西小胖吃了一口，连呼太油。
有个上海小伙子想买一个，“以前我在南昌路买过他的饼，今天是感恩节，想买一个饼发朋友圈，加钱都可以的。”
我问他，作为上海人你觉得好吃吗？他露出了微信表情式的经典微笑，“不算好吃也不算难吃，就那样，吃的是一种感觉。”最终，他决定花20块，从红丝巾阿姨那里买一个饼。
又等了半小时，阿姨终于拿到了饼，长吁了一口气，笑了起来，“也蛮值得骄傲的，终于吃到了阿大的葱油饼。”
拿起饼来咬了一口后，红丝巾阿姨的笑一下僵住了，“还没我家门口两块钱的好吃，再也不来了，不要排队也不来了，再来王八蛋！”
每人互动
排队5小时买一张炒到300元的阿大葱油饼，值吗？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尊重原创，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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