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琳娜看起来远比荧幕上要娇小，妆容精致，表情温和，石榴皮色的长裙是来自德国设计师凯瑟琳的作品，扣子被细心地藏进了褶皱里，优雅又节制。“你是特例，我们不是你”
龚琳娜选择中国音乐学院作为今年第一场演讲的地方，这是她的母校，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最高学府。作为演讲者回到这里，她花了17年。一个多月前，这场演讲的筹备已经开始，最大的音乐厅国音堂里，放上了龚琳娜的巨幅海报。
当天来助阵的不乏名角儿，著名男高音程志，龚琳娜的老师邹文琴，还有吴碧霞，龚琳娜的师姐，当下民歌学院派里公认唱得最好的；军旅歌手、师妹雷佳没能到场，托人带来了花篮。龚琳娜则把自己定位为创新派。这三人几乎代表着整个中国民歌界当下的不同流派。音乐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沈诚致辞时说：“龚琳娜是站在国际的角度上来发展中国音乐，她的艺术地位是不可代替的。”这让她感慨不已——就在几年前，关于她和《忐忑》，她的新艺术音乐，学界始终维持着迷一般的静默。直到《忐忑》火了两三年，才有音乐学院的学生悄悄在微博里私信她：“龚老师，我要研究《忐忑》，写论文，希望能提供帮助。”在以“90后”为主要受众的弹幕网站bilibili，龚琳娜一次在高校的讲座视频，点击量达到了10万多，有人留言：“为女神献出我的膝盖。”她慢慢才意识到，学生感兴趣，他们在听，研究音乐的人也喜欢这种创新，但来自学界的接纳，是注定要缓慢而滞后的。“不管怎样，最终是接纳了。”龚琳娜不否认她对学界的在意，她需要通过这一部分去感染更多学音乐的学生。演讲开始后，龚琳娜抛出一个问题。坐满了一千人的礼堂里，稀稀拉拉地伸出了7支胳膊。两个问题恰恰是龚琳娜最熟悉不过的日常。她对自己的声音充满自信，去不同地域采风的频率极高。但这些方式对学院的学妹学弟们来说却极为陌生。看到音乐学院的那些学妹们，她总会说：“我好希望你们也会唱出自己。”有学妹回应：“你剑走偏锋，成功了。但你是特例，我们不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假唱？我是真的啊！”
如果说到身份，她此刻确实不是任何体制内乐团的一员。和她状况相似的是毕业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的老锣，他认为自己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毕业后直到现在，从没有过一份正经工作。龚琳娜和丈夫老锣把在北京的工作室设在森林公园附近，是一处住宅小区的一层。初夏时节，院子里的蔷薇花开得很野，屋内是翻腾的红色普洱，带着破旧豁口的旧橱柜，看起来像苗族蜡染布其实是瓷器的装饰物，构成了来访者和老锣极具中国特色的谈话空间。他穿着带襟扣的褂子，饶有兴致地坐在茶几前，摆弄起杯杯碗碗。和应对茶具的熟练度不同，这天下午，德国人老锣又遭遇了“中国特色”带来的困扰：乐谱的出版商希望他能在作者一栏加上龚琳娜的名字——因为相比幕后制作人老锣，“唱这些神曲的龚老师显然更有名气”。他朝着助理摊开手表示无奈，顺道翻了一个白眼，用熟练的中文说：“这些曲子都是我写的啊，我的作品，和龚琳娜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耿直也表现在与聂云雷的初次会面。那是一次合作演出的当口，这对怪咖夫妇在得知吹笙的聂云雷不太会看五线谱时，干脆撇开谱子说道：“即兴最好了，唱的时候你即兴吹。”演奏的效果居然不错，后来，聂云雷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加入龚锣工作室，成为乐队的笙演奏家。如果他遵循周围人的一贯路径，本该是京剧院里那个在幕布后边演奏的人，精美的宣传画册上有他的名字，但观众根本看不到正脸。“龚锣工作室不一样，面对的不是常规，有新鲜感，每天都有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聂云雷回忆。另一件让他意料不到的事是在《忐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各种演出的邀约，龚琳娜有且只有一个条件：“带上我们自己的乐队。”这支名叫“龚锣”的乐队架构特别，阵容奇怪，除了歌手龚琳娜和制作人老锣，有笛子、萧、扬琴、大提琴、手风琴的演奏者，还包括西洋打击乐。每次到外地演出，五六位演奏者得自个儿提溜着话筒、乐器、调音台，满满当当，手被勒出痕迹，把所有设备带到机场打包托运。有档收视率高的综艺节目也发出邀请，考虑到节目效果，希望龚琳娜一个人过来，假唱。被拒绝后，对方提出一个方案：可以带上乐队，但龚琳娜是真唱，乐队是假演奏。
她一下火了——情绪充沛是龚琳娜的特点：“为什么一定要假唱啊？我是真的啊！”
节目组的逻辑也让德国人老锣有些惊讶。他觉得自己和龚琳娜坚持的东西就像一个呼啸的拳头猛击过去，却砸在一团柔软的棉花上，没有回应，深陷其中，整个过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笑话。“哟，龚琳娜，疯叉叉咧，特别咋吧”
老锣眼中的龚琳娜快乐得很，善于用简单的信念抵挡复杂的东西。他们常有一些奇妙的想法，让生活过得愉悦一些。比如前一段时间，两个人共同给正处于闹腾年龄的两个儿子拍了一支MV，叫《无聊歌》，里边儿的主角最爱窝在家里打游戏，眼睛都打肿了，也不愿出去玩耍——“又是一首神曲了！”龚琳娜窝在沙发里哈哈自嘲。
这是嫁给老锣之前的她无法想象的事，因为她过去所走的，是一条最正统不过的路。
龚琳娜出生在贵州。不到一岁时，她抚着一架玩具钢琴拍下一张照片，5岁时开始学习唱歌登台表演，13岁时去了法国的一个艺术节，面对一堆金发碧眼的陌生人很放松地唱起了贵州民歌。那是民歌最火的年代。一种穿着蓬蓬裙、歌颂祖国、民族的范式已经被确定。多年后她开始回顾从前，她才意识到自己从小接受的音乐教育就被限在一个无形的框框里，词有词碑，曲有曲牌，字数平仄都有规则，旋律是很重要的，要像天上的云，飘来绕去，绕出韵味。幸好唱歌之外，她不是一个给自己设限的人。那时她在贵州艺校读书，想跳出框框，看更广阔的世界。恰好电视正播着文化部的春晚里，看到了和她年龄相仿的吴碧霞演唱《细雨淋湿小村庄》，字幕上打着“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一行字，她一下跳起来，以粉丝的名义给吴碧霞写了封信，询问怎么考入这所学校。每次回忆到这个细节，她总觉得心里有盏小彩灯一亮一亮：“每个与你发生过深刻关联的人，都是为了帮助你实现精神的成长，找到自由的方向。”音乐学院里，龚琳娜不是最被看好的一个，声乐老师的评价是：“山歌嗓，野的。”她唱歌嗓门大，聊起天来，动作幅度也大，这与贵州老乡们对她的印象相符：“哟，龚琳娜，疯叉叉咧，特别咋吧。”但这并不妨碍她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第二年就获得第九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银奖。此后的经历更加平顺，进入中央民族乐团，后来当上歌队副队长，每个月多了200块钱工资，每天奔波在不同的城市，参加形形色色的晚会，穿着细长高跟鞋和铺开半个舞台的蓬蓬裙，对口型、假唱、炫耀嗓音的技巧。彻底的觉醒是在连云港。音乐响起的时候，她有点儿发懵，一度忘了歌词，索性嘴里唱着“一二三四”，沿着舞台走进到人群里。底下的听众瞧不出来，笑意盈盈地跟着节奏打着拍子。看着这么多双眼睛冒着真诚的光，她一下难受得不行，只想要逃走。四分钟的歌，长得好像唱不完，回到宾馆的一刻，她趴在床上大哭起来。就从这一刻起，她告诉自己，够了。更难以忍受的是，工作每天都在重复，稳定到可以预知到50年后的自己。她不喜欢。老锣便是这个时候找上门来的。他们分别后的一个月，老锣寄回来一张唱片。龚琳娜一听，愣住了，这是她第一次认真听自己唱传统民歌之外的声音。唱片里有她的人声，朋友常静的古筝，熊俊杰的扬琴。老锣把他们在北京的一次现场即兴录音进行剪辑，又在德国请了键盘手马丁和架子鼓安德烈斯继续录音，一起制成了5个完整的、长达40分钟的音乐作品。他们干脆组了个名为“五行”的乐队。那是个民乐并不讨好的年代。提起民乐，最先想到的是二胡和《二泉映月》这一首。但她跟老锣都不愿民乐对听众来说只是固定在这里。故事的结尾没有什么意外的锋回——他们在一起、结婚、生子，去了德国又回到中国，一直做这件让民歌有更多可能的事儿。被娱乐裹挟的“莫西干头”
龚琳娜、老锣的好友柯军、龚隐雷夫妇，是一对昆曲名家，他们和聂云雷的共识是：龚琳娜身上有难得的真实，一种特别理想主义的东西。其实这在演艺行业还挺少见的。理想的确可以让人过得有目标，但更多时候，龚锣夫妇也会因为理想的东西陷入亘古不变的矛盾，他们也有过崩溃。2013年的《全能星战》，竞技的峥嵘面目就渐渐显露，《但愿人长久》唱罢，票数最低，老锣很生气，龚琳娜大哭，但气过哭过之后，还是重来。他们甚至仔细看了每一条网络评论，龚琳娜最后发布了微博，对听众提出的层次递进太突兀、句末尾音过重等等问题做了回应，表示会在下一次演唱时改进。有音乐评论人说，她和老锣的样子，像极了音乐实验室的两位“怪博士”。那是龚琳娜人生的另一个困惑时期：“变成一个教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框进一个框里，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点，这个歌的爆发点是什么？各种数字，收视率怎样？所有人都在数粉丝。”谈不上对错，但这是另一种生存法则，她遵守不了。龚琳娜演唱惊人，老锣创造力旺盛，碰到民歌的环节，他们改编的《小河淌水》也拿了第一。很多人听得掉下泪来，甚至说是从这首歌里重新认识了龚琳娜。
但柯军感受到分数和输赢带给这对夫妇的真实压力。他有一次来北京找老锣，诧异地发现对方留了个莫西干头，头顶一长溜儿竖起来的头发，其余的都剃光，胡子也染了其他颜色。看着让人尴尬和心酸。“影视和娱乐需要这样，他们会不知不觉被那个东西牵着走，因为要迎合，必须要夺取更多的观众。”柯军说，“那是一种怪怪的状态，很耀眼，但不是他们。”这档娱乐节目结束后，两个老男人再次见面，就在龚琳娜家的院子里，老锣做了意大利面，和柯军喝酒，聊到兴头上，老锣形容参与娱乐的一种感受：“走得好好儿的，好像被撞了一下腰，特别别扭。”也是从这时开始，龚琳娜和老锣开始慢慢意识到，做音乐，有哪些事情是可做的，哪些是不必要做的，边界又在哪里。
但这种变化和隔绝于世有时也意味着孤独。2015年，导演侯孝贤找到龚琳娜和老锣，请他们为电影《刺客聂隐娘》写一首宣传歌。龚琳娜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电影：“《刺客聂隐娘》讲的是孤独，一个人，无人知，无人懂，只能独行。”这些认知最后成了这首《一个人没有同类》：“这一世传奇，寻觅初心，我一身绝学，难了尘缘，命运难莫测，杀戮的锋芒，隐剑在江湖。”老锣写完这些词，龚琳娜一下觉得，这首歌就是她和老锣的写照：做没有人做过的音乐，孤独，一个人没有同类，但其实内心很软弱，就算听不到别人鼓励，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侯孝贤喜欢这首歌，他评价说，曾经的“神曲”定义只是世人贴给龚琳娜的外在标签。他很喜欢她的嗓音。“带领灵魂走到哪儿”
这些年，龚琳娜嗓音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她把秦腔、昆曲、民歌都捏合到一块，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这些声音来自四处采风的经历，也成了她对抗孤独的一种方式。除了找柯军学习昆曲，2015年5月，她又跑到秦腔表演艺术家李小峰的家里，一旁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楼上楼下全是唱秦腔的，每天听不同的声音，看他们怎么生活。她也去看团里的排练，跟着李小峰看录像，一个字一个字地学怎么唱。
龚琳娜一直不敢触碰秦腔，“这是戏曲鼻祖了。秦腔有一种黑头唱法是非常独特的，就是包公，京剧叫花脸，独特在嗓子是哑的。”她边唱边解释。她还去拜访一位白老师，对方上了年纪，70多岁了，嗓子就是哑的，但是特别有力量。她跟着他找到了刮着嗓子唱秦腔的方法。除了中国元素，她还喜欢探戈大师皮亚佐拉：“听他的音乐会手舞足蹈，然后灵魂就飘了。”唱歌的偶像则是墨西哥女歌手Chavela Vargas，她经常会听，尤其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在我们的几次聊天里，她常常提及她非常喜欢李娜——尽管对方现在已经出家，但仍然是对她影响很大的中国歌手。和龚琳娜对戏曲的爱好类似，李娜最初唱的是豫剧老旦，这让她唱起流行歌也很有中国韵味。我们聊到了电影，最让人惊讶的是，龚琳娜的最爱是黑泽明，《乱》、《红胡子》、《罗生门》，她看了好几遍。“我觉得大师和艺术家的区别就是这。艺术家可以把艺术做得很极致，逃不过表现自己，但是大师会带领你的灵魂走向哪儿。”龚琳娜试图带着一部分人往前走，两年前她开始一项名为“声音行动”的公益活动，义务教有兴趣唱歌的人各种各样的发声技巧，每周一的晚上雷打不动地留给这块。这是2016年的4月18日，二十多个普通人挤满了龚锣工作室附近的一个社区排练厅。当有节奏的、长达5分钟不间断的“哈、哈、哈”的练气声响起时，个子小小的龚琳娜走到新加入者的身旁，伸手拍了拍对方腹部，示意脊背挺得笔直的小姑娘再把气往下沉一点。在台下远远望去，龚琳娜已经与二十年前唱着民歌的姑娘区别太大——没有细长的高跟鞋，也没有盖住舞台的蓬蓬裙，她穿不起眼的蓝色牛仔裤和黑色皮衣，头发利落地扎在脑后，没有化妆，看起来比一个40岁的普通女人没有年轻多少——就在去年，她刚过完40岁生日。但这个女人一开口，小舞台上忽然生出光芒：她唱江苏、东北、河北三个地方的《茉莉花》，三种表情和姿态，在吴侬软语、东北大秧歌以及河北梆子之间自由切换，台下的听众们发出矜持又节制的赞叹声。唱完李谷一的那首《知音》时——房间里先是静默了几秒，最终，“哗”地一下，涌来一阵掌声。
（鲁鲁一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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