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本是享受，但对26岁的山东姑娘卢娜（化名）而言，吃饭，却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疯狂进食，疯狂运动，占据了她7年来的大部分生活。为此，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学业中止，膝盖受损，以及无休无止的对体重增长的恐惧。
她被称为暴食症患者。
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杨宝璐
突如其来的暴食

五六个大号批萨，五六大桶冰淇淋，三四个士力架，或者30多个沙琪玛，六七个面包，六七根火腿肠，这是卢娜暴食一顿的量。最严重的时候，她一天要吃三到四顿，体重一天就能涨将近10斤。
在此之前，身高161cm的她体重只有90多斤，生活上保持着犹如清教徒一样严格的健康饮食习惯。早上 一个水煮蛋加一个苹果 ，中午一小份凉菜加半份绿色蔬菜再加一两米饭，晚饭通常没有主食，一个苹果一包低脂无糖酸奶足矣。偶尔吃一点肉，她说，自己比较喜欢蔬菜，不太喜欢吃肉。

“魔鬼”来得毫无预兆。
2008年12月，刚上大一的卢娜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时，突然被一阵空虚感攫住了大脑。
那是她不太擅长的一门课，她很担心会挂科。复习了一会儿，她觉得学不进去，索性去便利店买了一大堆零食，开始吃起来。
吃完了零食，饱腹带来的满足感冲淡了紧张，这时卢娜才发觉，自己实在吃得太多了，撑着了。
那一次吃撑着的经历，随着考试顺利通过被她抛到了脑后。殊不知，“魔鬼”悄然降临身边，渐渐吞噬了她的生活。
大一大二时期的卢娜并没有察觉自己的状态有何不妥，只是觉得偶尔自己吃起东西来有点疯狂。有时候食欲袭来，老婆饼、沙琪玛、豆沙饼，有什么吃什么，尤其是各种高热量的甜食。一口一口往嘴里填，一直吃到胃不舒服，连路都走不动，才会停下来。
“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吃。就像是毒瘾发作一样。”她形容道。
起初，这种情景并不经常出现，偶尔放开狂吃一顿之后，接下来几天她都会节食，什么都不吃——当然，也什么都吃不下。她还积极运动，直到体重恢复到正常范围之内。“体重下去了，我就会开心了，这时候如果没有考试压力我就不会再去暴食。”卢娜说。
认真、好强、追求完美，这几乎是卢娜所有朋友与父母给她打上的标签。她的父母告诉每日人物，女儿从小成绩就很好，基本不用父母管，偶尔一次考不好，母亲想批评她，但看到她自己自责得那么痛苦，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这种追求完美的性格，贯穿了她整个学生生涯。2008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山东考到了北京大学。
8年之后，与她仅仅一起上过一门课的学长Eric依然印象深刻。“她是个力求完美，学习认真的姑娘。”Eric说，“她会注意到很多细节的问题。”
“魔鬼”初露狰狞，发生在卢娜大三时。那一年，她去了新西兰做交换。
当最初出国的兴奋过去之后，生活上的压力再一次将她的紧张感逼了出来。由于签证问题，当她来到学校时已错过了开学典礼，错过了认识新朋友的最佳时机。住在山上，她每周去一次超市，购买一周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公交车来回一次要20块人民币，她舍不得，就自己背上山去。“我们家是很普通的那种家庭，我觉得爸妈赚钱让我出国很不容易，舍不得花钱。”卢娜说。
孤独与压力啃噬着她的自信，只有在吃东西的时候，她才能获得一点安慰。卢娜发现，自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吃东西的频率了。
以往一顿吃多了，她会在接下来几天饿着，后来，一顿吃到一口都塞不下，然后等消化之后，她会继续吃，一直吃到躺在床上动不了，或者要去医院才能停下来。同时，折磨她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难受，还有心理上的负罪感，她常常一边吃，一边哭。
她开始买泻药，一盒24粒的芦荟胶囊，她一次全部吃掉。但理智告诉他，这其实是没有用的——吃下去的东西早已被吸收，泻药只是个心理安慰作用。
卢娜终于确认，自己病了。
用吃东西逃避痛苦

卢娜的母亲提及女儿的病，至今都觉得自责。其实，早在卢娜大二回家过寒假的时候，她就发现孩子好像有点不一样了，但她没有放在心上。 让她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是2013年。卢娜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工作，她来探望时发现，女儿的房间里到处都是面包。每次买面包，卢娜都要花掉几十、上百块，她不停地吃面包，几乎停不下来。

北医六院的症断证明。
2013年年底，她陪着女儿来到北医六院就诊，医生确定，卢娜患上了暴食症。
暴食症，又被称为神经性贪食症，在医学上属于进食障碍的一种。患者极度怕胖，对自我的评价常受身材及体重变化的影响。他们经常在深夜、独处、无聊、沮丧、愤怒的情境下引发暴食行为，无法自制地吃到腹胀难受才可罢休。暴食后虽暂时得到满足，但随之而来的罪恶感、自责及失控的焦虑感，又会使其利用不当的方式来试图清除已经吃掉的食物。
卢娜条条都中。
她觉得，可能在理智上，父母清晰地明白这的确是一种疾病，但在情感上，他们并不能理解和接受。卢娜母亲告诉记者，一开始，她觉得就是女儿对身材要求太高，只要要求不那么高就好了。
“因为她小时候那次强迫症治好了，所以暴食症刚确诊的时候，我是比较乐观的，觉得不是那么严重，还是能治好的。”卢娜母亲说。
在卢娜看来，病症的原因与加重程度，都与家人的态度有着脱不开的联系。有时候她很怨恨他们，她觉得，如果不是因为父母不相信她，不把她的话当回事，她就不会耽误治疗，也不会一拖拖7年。
卢娜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暴食症，根源在于原生家庭。幼时，医院工作的母亲工作忙碌，有时父亲照看不了她，就会把她带到医院，母亲则会呵斥：你把孩子带到这儿来干什么？从小，她就对被抛弃有深深的恐慌，觉得自己只有做到完美，才能获得父母的宠爱。
与母亲相对的，则是父亲的紧张与悲观。有件事让她记忆犹新，高中放暑假的时候，她偶尔会看看电视，每当她看电视被父亲看见，父亲总会说，完了完了，你连个二本都考不上了。
而一直以来，卢娜的成绩都是年级前几名。
卢娜的父母一直觉得，跟她的沟通比较困难，他们越想接近她，最终却总以争吵结尾。但在卢娜看来，父母管得太多了，这让她倍感压抑。
就在卢娜坐在心理医生面前，向医生倾诉自己的痛苦的时候，母亲也一直陪在身侧，甚至抢着回答问题。
医生呵斥了卢娜的母亲，请她出去：“你不要说话了，没看到你女儿已经很痛苦了吗？”医生话音刚落，卢娜就哭了。
经诊断，卢娜轻度抑郁，可能患有暴食症。医生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我时常觉得自己很痛苦，很压抑，很孤独，而又无法完全把那种痛苦排解出去，所以就用吃东西来暂时逃避那种痛苦。”卢娜说。然而，这只是饮鸩止渴，其实这种心理痛苦还存在，只是暴食的痛苦更强烈，先前那种心理上的痛苦就感觉不到。
到后来，卢娜已经不知道，摧毁她的，到底是暴食，还是那种孤独压抑的无助感。
艰难的康复之路

为了控制体重，卢娜几乎用上了所有的方法。

她试过抠吐——这也是不少暴食症患者惯用的方法，但她吐不出来，只能干呕。她还尝试求在医院工作的母亲给她洗胃，但是母亲拒绝了，她觉得这样对孩子身体不好。
最后，她选择了一个看上去相对健康的方式——运动。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要持续锻炼十七八个小时。从一觉醒来就开始锻炼，一直练到再也爬不起来，或者在健身房睡着为止。有时候太累实在锻炼不动，她就会喝很多咖啡来提神，然后继续锻炼。
暴食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失眠。每次暴食都要持续四五个小时，之后为了减轻负罪感，她就去跑步，从半夜一直跑到凌晨。
在老家的时候，母亲偶尔会陪着她去跑步，但她一个人在外地的时候，母亲也没有办法照顾到，只能任由她自己去与心魔对抗。
卢娜的母亲告诉记者，20多年来，他们最受煎熬的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在卢娜上小学时，患上了强迫症，那时候母亲觉得“天都塌了”，但经过治疗，女儿的情况慢慢好转，他们这才放下心来。没想到时隔10多年，那个成绩优异，让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闺女再一次困于心墙之内。
2015年9月，因为过度锻炼，卢娜的膝盖严重受损，再也无法承受大量的运动。
其实，她曾一度觉得自己好了。 2014年6月，卢娜拿到了美国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这让她的情绪变得高昂起来，忘记了自己的病痛。然而到了美国仅仅一个学期，卢娜又陷入了焦灼状态当中。不久，她就发现自己又开始狂吃东西了。
学校里的心理咨询师建议她接受心理治疗，然而国外高昂的治疗费用绝非一个普通家庭的留学生可以负担得起。卢娜说，心理医生与她住所离得很远，而且公交车很少，她不好意思蹭别人的车，也不敢打车过去，因为刷的每一分钱的消费记录，都会准确地汇报在卢娜父母的手机上，父母就会在与她通话的时候唠叨“怎么又打车了啊？”
卢娜的母亲也在反思，是不是因为花钱的事情跟女儿唠叨，给孩子造成了心理负担。她很矛盾，一方面，隔着时差与汇率，晚上两三点发到卢娜父亲手机上的消费短信，让他们觉得有些压力，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卢娜在国外生活很不容易。
卢娜不想让父母为自己担心。早在本科去新西兰交流的时候，卢娜就很少跟父母提起自己在国外生活遇到的困难。
“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矛盾，她很多事情都不跟我说，我又很想知道她心里到底想什么，就会看她的微信聊天记录，她不乐意，我就趁她睡觉偷偷看。”卢娜的母亲告诉记者，她承认自己有时管女儿管得太多了，但她只是希望走进女儿的内心世界。
“我十几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后来我自己有了女儿，聪明、漂亮、学习成绩又好，你不知道我们多宝贝这个孩子，但可能我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去当一个好母亲。”卢娜母亲说着，声音颤抖了。
到国外去

2015年2月，卢娜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接受治疗。
2015年8月，经过半年的休养，卢娜再次提出，想要到美国继续学业，并向父母保证，自己的状态已经恢复了。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她不得不再一次中止学业，回国休养。
这一次，父母也彻底绝望了。
母亲告诉记者，卢娜两次出国求学未果，花了30多万，对于家庭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让卢娜最为伤心的是父亲的态度。她告诉每日人物，父亲曾对她说，要不我们一起跳楼吧。
卢娜的母亲告诉记者，她的父亲是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有时候可能显得比较悲观，但那显然是气话。
这一次回国，卢娜觉得，父母不再迁就她，有时候她向母亲抱怨，不要把食物放在自己面前，母亲也不理会她。“他们对我彻底失望了，不再相信我了。”卢娜说。
今年春节，卢娜几乎是用逃离的方式，来到上海散心。她还想出国进行康复训练，碰巧，一个朋友告诉泰国有个地方康复训练比较专业，但是她那时候钱不够。
“我知道他们爱我，但就是管得太多了，不给我自己的空间。”卢娜说。
卢娜在实际生活中，很少向朋友吐露自己暴食症的病情，倒是不少网友知道来龙去脉。在美国的时候，曾有一个德国朋友跟她有过近3年的邮件往来，分享一些暴食症的知识，鼓励她不要放弃。
2016年初，姚远（化名）与卢娜在网上相识。   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卢娜把自己的病症告诉了姚远。
她还告诉他，自己想去国外换换心情，做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但家里不能给她足够的钱。    姚远决定借给她一些钱。 “我从小生活挺幸福的，从来不缺爱，所以听完她的故事很同情，想帮帮她。”姚远说。卢娜手写了一张借条，写明了自己的身份证号，拍照给了姚远。

卢娜在泰国做康复训练期间拍摄其他成员。
3月底，卢娜来到泰国做康复训练。每天，她都会跟姚远联系，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有时候，姚远忙起来无暇及时回复。“好在卢娜是个很知道分寸的姑娘，不会因为收不到回复而纠结。”姚远说。
而实际上，这更多的是卢娜的自我克制。在泰国认识新朋友，如果卢娜连发几条信息没有收到回复，她就会怀疑：他们是不是不想理我？
长期以来，缺乏安全感，时时刻刻折磨着她，也影响着她与别人的正常交流。她待人热情温和，但骨子里时刻提防着自己被抛弃，表现出很强的抗拒性。一旦觉得对方有丝毫的不耐烦，便马上缩回自己的堡垒里。
休养也不是一帆风顺，卢娜每天都要上不止一次体重秤。裸重。变轻是可以的，变重则是不可以接受的。姚远告诉记者，有一天，卢娜告诉他，早上称体重是114斤，到晚上称了是117斤，于是心情一下子就糟糕了，执拗地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体重秤。
卢娜说，在休养的这一段时间里，她很放松，没有再次暴食。但她不想回国，害怕再次跌落到压抑的环境里。
父母也每天跟她保持着联系，但是话不多。“我也在学着慢慢放手。”母亲说。
在卢娜很小的时候，她告诉父母要考清华北大，她做到了，这是让母亲最为脸上有光的时刻。后来，她告诉母亲要出国念书，读博士，当教授。但这一次，梦想却夭折了。
“我们不会再给她任何压力与要求，以后不能说大富大贵，只要她能好起来，过得开心就好。”母亲托每日人物告诉卢娜，可能因为一些限制，有些东西是父母没有办法给她的，请她不要怪他们。“我们永远爱她。”
这是父母从来没有当着卢娜的面说出的话。
“目前我没有精力思考怎么去跟父母和解的问题。不管他们做过什么，是否伤害过我，他们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最重要的人。”这个26岁的姑娘说。


文章为每日人物（ID：meirirenwu）原创，尊重原创，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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