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内特的“开放城市”究竟有哪些新意思？

随意的置入（arbitrary imposition）

而这就是一种随意的置入。这些长椅被放在了西柏林最为衰败的一条街上，并且创造了价值。在我们做过的项目中，我们经常思考的一点就是如何在衰败的环境中通过创造一个随意的标记物系统，以使这些地方能够对一些人有意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西柏林，它衰败的部分令人非常难以忍受。这条街上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长椅，这样简单的设计介入为这里的人们创造了价值。

这是开放系统在分析层面上会发生的事情：随意的干扰会改变发展的路径。通过随意的干扰，你可以获得任务的相关性（task dependency）。如果你使用Linux系统，（我几乎不会对它进行编程，但如果你们会的话）随时都可以引入这种干扰。

所以，上述项目就是“通过随意放置的物品改变路径”在城市中的类似实践。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这些能够随意地提高场所价值的便宜货上面，而不是把钱花在建筑、公共设施和景观美化上。

我希望以上所讲的内容能够让你们看到一部分我在做的事情。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大概活不到“人居四”（Habitat IV）举办的时候了，不过我可能可以活到九十岁呢。以上并不是我们考虑的全部内容，但是向你们揭示了我们对于“像交界处（borders）一样打开城市边界、像发现已有机会一样使用未完成的形式、通过随意置入价值而将城市转变为开放系统”的偏好。

哈！这就是我要讲的全部内容。

Richard Sennett：现在可以提问了。如果我哪里讲错了，请你们告诉我，毕竟这只是20年的工作。

Diane Davis：其实我有一个问题。首先非常高兴听到你在人们如何在空间中进行交往的城市社会学方面的演讲。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让公众和政府（当地政府，而不是你之前提到过的国家政府）看到开放城市的价值？我们这里一屋子的设计师都非常喜欢你提到的关于机缘巧合、混合使用、自发性等现象。但是在发展中世界里，你可以想象一场政府官员或者中产阶级市民的对话，他们可能并不欣赏非正式性（informality）中存在的浪漫精神。我们可能不喜欢柯布西耶和那些高楼大厦，但是很多人想要生活在里面，很多房地产开发商想要建造这样的东西，很多政府官员想为市民寻找这种大规模建造的住宅。我和一些学生曾经在墨西哥做过一些工作，那里的市民们就想要拔地而起的独户住宅，他们不想像孟买和达拉维的人们那样去相互交往。所以，如何将我们作为设计师和规划者脑海中这些很棒的想法传递给他们呢？如何改变和提升人们对于城市的想法呢？

Richard Sennett：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人居三”（Habitat III）会议报告的其中一卷就是关于合作生产（co-production）的。这部分的内容会在我的新书*里面提到，它会在今年4月11日出版，而且非常便宜。（笑）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通过合作生产（co-production）让人们参与到把城市变得更开放的过程中的内容。

* 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 Published April 10th, 2018

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我曾经做过的项目作为例子。合作生产（co-production）和咨询（consultation）完全不同。咨询通常是一个专家过来对你说“这是你们应该做的，这看起来不是很漂亮吗？”，然后人们说“不，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我们有很多的工作方法，像我一样的有专业技能的设计师和普通市民一起创造各种可供选择的形式，以应用到特定的项目中去。对你们来说，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琐碎。我们使用大尺度的泡沫模块，人们可以不断移动和实验，这其实是非常具有参与感的。我们有一整套的工作方法，人们可以很快地浏览一切，我们使用咖啡桌上的物件、鸡尾酒瓶子等等。

（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一切的重点在于，让专家和民众越早、越多的在合作生产的开始部分就参与进来，人们就更加接受“开放”的想法，也更不想建造一个封闭社区，因为他们在设计过程的一开始就参与其中。

唯一的限制就是（这同样基于我自己和贫困社区一起工作的经验），在设计的某个节点，专家就消失了。正如我们在GSD做的一样，“专家”提供三四个方案让人们进行选择，让他们明白每个方案的优缺点。然后这些所谓的专家就不见了，留下人们自己去决定他们想要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黎巴嫩贝鲁特（Beirut）工作的时候，贝鲁特的南部被黎巴嫩真主党这群恐怖分子的活动搞得一团糟。我参与的是贝鲁特的重建工作。你给人们提供了三到四种选择，然后和他们一起工作，即使你能动用的资源非常少。接着设计师就走了，找了一个“我妈妈生病了”之类的借口，所以人们必须自己做决定。参与这个项目的两个团体互相憎恨，但是他们一起工作，并做出了决定。

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我认为开放城市的答案就在于更为民主的设计。这些设计甚至不用是好的设计，人们也不一定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重要的是“人们来决定城市中应该存在什么”的这个概念，即使是在如何分配铜线和管道这样细小的项目之中。

Diane Davis：所以你呼吁的是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在这里我们也同样在进行更多这方面的尝试。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们接下来就会想，我们在什么尺度上可以让参与式设计发生。我们不能强迫这个想法自己实现，而必须找到实践它的方法，而这是我们在规划和设计中遭遇的困境。问题在于，如何让城市尺度的设计机构也进入到参与式设计中来。

Richard Sennett：是的，问题是如何把它分解开。

Diane Davis：好的，我们的听众有一些问题了。

听众A：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我曾经在您提到的加拉加斯贫民窟的项目中工作过，它是关于非正规聚落（informal settlement）的。在参与式设计的过程中，我读到了你关于交界和边界（border and boundary）的理论，所以我非常想要增加不同团体之间的联系。正如你知道的，这些非正规聚落并不是由一个社区组成的，而是一群不同团体组成的集合。他们之间有很好的交往，但是缺乏规则和规范，这为他们的一起生活工作带来了麻烦。所以当我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有机会提出了几个方案，但是这个社区选择了使其封闭起来的方案。因为他们觉得封闭的社区能够在暴力的大环境中保护他们。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社区选择的方案对他们来说并不好，我们应该怎么办？

Richard Sennett：这就是谈话，也就是我说的对话式的（dialogical）活动参与进来的时候了。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如果你问人们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回答是安全、得到保护、把门锁起来等等，但是如果你让人们互相沟通，这个过程就会变得开放。这些交谈常常不是目标导向的，这就是非正式性介入的地方。正如我开头所说的，开放城市并不是一剂灵丹妙药，而只是我们在行动中引领人们的方向。如果你不想让人们封闭起来，就必须让人们在交往中感受到对方并不是一种威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对话式的（dialogical），这样的思考方式不具有侵略性，也不是独断的。

听众B：你提到了设计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但是我想问的是设计怎么才能分解它，或者说转变它？

Richard Sennett：这不是同一件事情吗？

听众B：不。因为我们并不是改变资本主义的原则或者它运作的方式，而是使用另外一种体系？

Richard Sennett：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只能在非常小的尺度上实现。我现在将非常严肃地回答你这个问题。创造一个被保护的领地并在一套不同的假设下运作的概念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你绝不可能达到一定的规模。

我不认为设计有这样的力量。政治问题需要政治解决。

比如说，如果我想停止纽约的士绅化进程，我非常清楚要做什么——控制商业地租——这将会起作用，但这跟商店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毫无关系。经济力量才能对抗经济力量。如果作为一个设计师，你想要通过更好的设计来逃避这个体系，这可能太微弱了，也不太现实，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去思考“应该是什么样的”非常重要，但是其力量非常有限。我的意思是，你必须用社会主义来对抗资本主义，而不是通过降低建筑的高度。这就像是你必须要进入肮脏的权力控制的成人世界，并且认识到你将在一些方面被其约束甚至羞辱。

但是，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的。我一辈子都受到它的折磨，虽然我是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

听众B：我们设计的过程包含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所以所有的设计内在的具有政治属性。

Richard Sennett：你说的完全正确。你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愿景，但是这个愿景不会像政治和经济活动一样能够赋权（empowering）。这也只是我的个人观点，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我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一直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对抗权力，然后失败，最终放弃，因为我们想要建造的事物不堪重负。Jane在写完《城市经济学》（The Economy of Cities）这本书后，她基本上对设计失去了兴趣，因为她发现设计不能改变什么。她可以抵抗罗伯特·摩斯（Robert Moses），但是不能消除他。她也对城市主义（urbanism）失去了兴趣。她写的东西非常非常棒，但是都蕴含着某种失败主义。我想这并不是你想要追寻的轨迹。

Diane Davis：我插几句话可以吗，我也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回应，这可能也是Richard你接下来要说的，关于设计和资本主义。我非常同意像建筑高度这样狭隘的物理上的设计不能废除资本主义。但这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设计都强化了资本主义。

正如Richard所说，废除资本主义是一项政治和经济议题，这意味着人们必须被动员起来，参与到对抗资本主义的各项工作中去。我认为，这就是设计开始出现的地方。这和你所说的开放城市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如何创造一个能够把人们聚集起来、动员起来的城市？虽然设计和废除资本主义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这里面是有设计的维度存在的。设计如何创造一个城市环境，以使团结、价值判断、对话沟通、规范项目得以发生，而这些活动正是对抗资本主义所必须的。我们不必完全放弃这个愿景，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设计和支持或废除资本主义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直接关系。

Richard Sennett：我自己也不能说得更好了。

听众C：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我来自北京。每次人们提到中国的时候都会放一些封闭社区、高楼大厦的图片，这其实让我不太好受。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虽然在地面上建造了封闭的都市空间，但是却总是能找到渗透进封闭结构的方法，能够和他人交往。你向我们展示了很多很棒的例子，我想问的是，你是否找到了创造开放城市的通用方法，无论文化背景如何？此外，有的时候人们不想要开放空间，或者说这不是一个社区的首选项，作为规划者我们应该怎么为价值观和想法划分优先级呢？

Richard Sennett：你对我的演讲做了一个评论，然后提了一个问题。

首先你的评论非常正确，那些地面上的封闭建筑完全可以让人们去“生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也参与到了尽可能多地保留北京胡同和上海石库门结构的项目中。人们是能在地面上的这种封闭结构中好好生活的，但是这在46层的房屋中可能更难做到。

对于是否找到通用方法的问题，我的回答可能显得很粗暴。我认为你应该把你的任何价值判断普遍化，我不认为你应该考虑文化特异性。

让人们和你争辩，让他们说“但是在这里可行不通”、“我们可不想要这个”。不要表现的很和蔼，说什么“哦，我明白你的生活方式。你想要生活在一个封闭社区里，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个黑人，我能理解，你来自美国南方。我同情你。”

不。完全不要这样做。

我认为规划的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对人们说：这不是你们应该想要的。去和人们争辩，和他们对话（dialogical），而不是用同情取代你的意愿。

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是一个nice的人，但是我说到做到。当你对人们说“你完全错了”、“你想要的东西是错误的”的时候，人们会更严肃地对待你的意见，而不要总说“哦天哪，我真为你难过”。这是和我们国家的白人工人阶级打交道时获得的经验，如果你说“哦，你们是受害者，你们确实在受苦受难”，那么他们就会给特朗普投票。

不要这样做，你要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这才是把对方当作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

我完全不接受所谓公共敏感（communal sensitivity）的概念，我认为你们应该成为煽动者。

听众D：能听到有人说一些坚定的东西实在是太好了。我想先说一下，每次我到纽约哈莱姆区找我的朋友的时候，125街高架桥的超市是让我感觉回到这个城市里的一个超棒的指示物，我每次看到它都非常高兴。（R：哦！我的男孩！）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在加拉加斯的邻里社区中有很高的密度和人群，所以你有了获得公共性的社会背景。但是在美国的工薪阶层社区中，或者说服务水平低下的社区中，也就是讽刺漫画中常出现的美国城市内城里，操纵地区政治势力的权力经纪人（powerbroker）总是缺席的。这些权力经纪人有重塑社区、提供服务、提供资源的能力，但是却对号召大城市里的自由主义者一起拯救这个城市不感兴趣。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设计策略以及政治解决情况，但是如何让人们真正成为你所描述的一切的受众呢，特别是在美国的环境下？

Richard Sennett：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会给你几个我的答案。在我做社区组织的时候，其中一条建议就是：不要去进行社区咨询（community consultation），不要去听别人告诉你他们将对这个社区做些什么。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策略，它来自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权力需要听众”的概念，如果权力失去了听众，那么合法性就会被削弱。

在我们进行芝加哥Cabrini-Green住宅项目时，我们联合抵制了官方的工作。你经常需要外部力量作为替代的权力来源。这正是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新兴城市中尝试扮演的角色。在地方层面，它们就是一种表达替代权力的声音。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议题，特别是当联合国被各种力量冲击摇摆的时候。但就我所知道的是，我们要从削弱授予权力许可的机构的合法性开始，而这就意味着与规划委员会一类的机构完全不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