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既往，最近翻译了约翰·伯格和苏珊·桑塔格的一个电视对谈，聊的是讲故事。

欢迎前往哔哩哔哩bilibili观看 我的ID是：宋小青青  或搜索标题：中英文字幕 约翰·伯格对话苏珊·桑塔格——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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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里其实只有他们两位，但由于伯格说的观点几乎全来自于本雅明，来自于本雅明那篇著名的文章《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伯格写过同名的文章《讲故事的人》致敬他，苏珊·桑塔格收录在文集《在土星的标志下》的同名文章特别写的就是本雅明，所以我们多少可以认为本雅明是那位无法到场的嘉宾，于是这里，有着三个讲故事的人。
本雅明是谁？
用桑塔格写的话说，他是“他是法国人所谓的抑郁寡欢的人···将自己及其性情投射到他所有的主要写作对象之中，他的性情决定了他的讨论对象。”
他的这篇《讲故事的人》收录在汉娜·阿伦特的编选《启迪：本雅明文选》里，这位有着“土星式的淡漠忧郁“的人在文章的第一段这样写到：
“讲故事的艺术已经消亡。我们要能遇见一个地地道道地讲好一个故事的人，机会越来越少，若有人表示愿意听故事，十有八九也会弄得四座尴尬。似乎一种原本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很明显：经验已经贬值。”
经验已经贬值，不只贬值，今天的经验还层层外包分工给了各种专家系统（这个话题也可以独立成题，值得细想）。
而本雅明认为这种：“口口相传的经验是所有讲故事者都从中汲取灵思的源泉。”，所以熟悉经验的，经历经验的，自然成了讲故事的人，于是自然引出了他的著名论断：讲故事的人有两类，一类是远方来客，可现形为泛海通商的水手；一类是蛰居一乡的家居者，现形为农田上安居耕种的农夫。
于是约翰·伯格把故事比喻成一个庇护所（shelter）这点就不难理解了。
“故事是一个庇护所，像是一个居所，一个家···它使我们免于遗忘，免于日常的漠然。”
这里的庇护有两层意思，故事里不光保护了经验——不论是家居者熟谙的本乡本土的掌故和传统，还是远方来客携带的奇闻逸事，讲故事、听故事、读故事这些与故事相关的行动还保护了行动中的人——使得人免于遗忘与被遗忘，免于日常的无视与被无视。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苏珊·桑塔格将之理解为了一种伦理上的责任与使命，一种小说必须内含的意义，如此喜爱本雅明的桑塔格对这篇文章不可能不熟知，本雅明在文章里还写道：“小说富于意义，并不是因为它时常稍带教诲···（而是因为小说）给予我们从自身命运中无法获得的温暖。”
所以桑塔格反复强调这只是讲故事的一种模式，别忘了她可是写出《反对阐释》，并在里面呼唤一种“艺术色情学”，并身体力行的倡导“新感受力”的人，她怎么可能同意文学只能有一种可能的创作方式，只能作一种类型的阐释呢。
她说：“也许讲故事的功能之一，是它引入了一种幻想的感觉。至少在一定年纪后，我们的想象力就变得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平静···”
如果大致了解过桑塔格写的日记的话，会更加理解这句话。作为6、7岁开始写作，13岁读安德烈·纪德，15岁可以讨论康德哲学的，一位极为早慧、并在阅读中体验过“狂喜”状态的人来说，想象力的平静对于她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事。
桑塔格举了最近她读的三部让她体验到智性愉悦的小说：夏洛特·勃朗特的《维莱特》、维吉尼亚·伍尔夫的《阿弗小传》、纳丁·戈迪默的《柏格的女儿》。
我既感到羞愧，又略感无力，同样作为一位爱看小说的人，我深知阅读小说的体验就是无可替代的，小说所能激发的想象力创造力的就是无法替代的，但我无法如她那般的乐观，我们拥有太多其他能激发想象力的艺术手段：电影、戏剧、沉浸式艺术···今时今日的确已经不是小说的时代了。
那位自杀的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他曾经写过一部篇幅超过1000页的大部头长篇小说《无尽的玩笑》，在他的传记电影里有这么一段台词：
电影《旅程终点》the end of the tour
"愿意读而且是认真读上1000页书的人，多半是孤独的。"
这算不算是对桑塔格所说的令人悲伤的回应呢···
多半是孤独的、不务正业的、挺失败的吧，我说的是我自己。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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