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灰尘终于落到我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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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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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篇

遥远的灰尘终于落到我们头上

——兼论环保左派的乌托邦和真实担当

加拿大山火肆虐。

【提要】

空气变暖，气候恶化，许多年来我们每天都在新闻中耳熟能详，但总感到它很遥远，甚至认为是环保左派在耸人听闻。现在，它就在我们眼前。一直以为那遥远的火和灰，终于落在了我们头上。我这样的人是当不了左派的，因为没有那种担当和牺牲精神。但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是，这个世界不能没有这些左派。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假如没有了环保左派，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文：乡庐子夜

几乎有将近两年时间，因为疫情没曾出过远门。当这次终于感到情势稍显安全，便驾车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北部儿子工作的地方跑了一趟来回。那条著名的横贯加拿大的一号公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景观之一，基本就是山绿水清之旅。这条公路留下了许多故事和记忆。

其中每次要经过一个名叫利顿（Lytton）的小镇，只有二三百人口，但对许多人来说都很熟悉，只要见到公路上那块巨大的“利顿”指示牌时，都会有一种亲切感，把车子放慢了速度。这个利顿小镇很搞笑，在公路旁入镇口竖了一块巨大的牌子，标明这是“加拿大最热的地点”。以前几次路过，都作好进入烤炉的思想准备，但从来就没有感到一丝热意，反而有时是凉风习习。实在不明白这热点招牌的真实意图，心想，可能因镇小，新闻不多，每年热了几天，便成了唯一可以渲染的卖点。小镇地处偏远，少见多怪，应是一种常态罢。

附近有一个名为Skihist的省级公园，不大，但进去后有一大片树林，枝叶茂盛遮天盖日，满地都是落下的松果。几无人影的空地上，竟有几十张野餐桌，让人顿感这里也有盛会的时候。夏日里难得的荫凉，有阵风吹来，依山傍河，峡谷深幽，涛声阵阵，在那儿休息吃午餐，实在能体会到大自然的恩宠。有时一边吃一边看对岸慢慢驶过的火车，点算挂厢节数，每列起码都有一百多节。这是加拿大之“大”，也算很可爱的一景。

被山火毁灭之前的利顿小镇。

以前从利顿出发的漂流活动。

但是，这一次再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甚至可以说，全部都抹去了。

六月底，这个小镇名副其实地成为“加拿大最热的地点”，创下加拿大史上最高温度纪录——四十九度六。极端高温引发森林野火，短短十五分钟内利顿就被山火吞没，瞬间成为一片焦土，全部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我们听说这个小镇已经空无一人，但还是想进去看一下。问题是，沿着公路行经，却无法找到这个小镇，因为公路上那块巨大的交通指示牌已经被拆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小镇至少在目前被抹去了。

有一种诡异，起码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伤感。但是，我们仍然发现了那块残留的Skihist公园的牌子，只是公园已经关闭，连入口都封死了。我们在附近停了车，无法接近河边。以往葱绿的大地，变得一片焦黑，空气中弥漫着烟熏的残味，树木都是黑黑地挺立在那儿，用手一剥就直往下掉炭，手上沾满黑黑的焦灰。一片生机勃勃的天地就这样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世界。那里还堆放着大量被烧毁的汽车，犹如战争或大劫难的遗址。

烧成焦黑的松树。

被烧燬的汽车。

空气变暖，气候恶化，许多年以来我们每天都在新闻中耳熟能详，但总感到它离我们还很远。甚至，我们认为那是环保左派在“耸人听闻”。现在，它就在我们眼前。还能闻到的烟熏味，手上沾满的黑灰，我们无法再在那个枝叶茂盛遮天盖日满地都是松果的公园里野餐，这事就是同我们有关系了。那些一直以为遥远的火和灰，终于落在了我们头上。

今年夏季，BC省记录了一千六百场火灾，约三万多人因此流离失所，直到我们身在利顿附近的时候，整个加拿大还有二百场大火在延烧。本来，像加拿大这样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每年都会发生山火，但是，从未达到像今年这样的规模。由于太平洋暖流，温哥华是冬暖夏凉，住宅基本是不装空调设备的。笔者来温哥华将近三十年，夏天基本是不出汗的，但在今年夏天的酷暑中，坐着不动也汗流浃背，高温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如果说，此前的极端天气只是一些人的危言耸听或科幻电影中的“末日”叙事，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身临其中。

当我们驾车行驶在一号公路上时，整个加拿大正处在联邦竞选中，临时被突然引爆的选举话题，除了阿富汗问题外，就是从山火等极端天气引出的环境保护问题。很讽刺的是，当许多利顿居民正在千万百计寻找新的住所，或者正在为今年冬天在何处过冬而焦虑时，他们甚至都记不起哪天是大选投票日，有的干脆就向媒体表示不会去投票。而正在进行竞选的宣传活动中，却有不少是环保议题。安格斯里德研究机构（Angus Reid Institute）当时做的一个民调显示，有百分之十八的加拿大民众认为气候变迁是他们投票的首要考量议题。百分之十八是一个不小的比例，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引发政治和政策的涟漪，却是另一个问题。在目前政治中，力主推动环保的历来都是左派人士和政党。在加拿大目前联邦的三大政党中，保守党是旗号鲜明的右派政党，左派则是自由党和新民主党，而绿党是唯一以环保为宗旨的政党，但是，绿党在这次大选中得票却极微小，这个比例很难同“百分之十八”相匹配。这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一个由资本统治的世界和年代，“环保”一直是左派的标签。这又是一个群情为现世繁荣而激奋的年代，左派似乎是不识趣的，甚至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所以好像离我们是遥远的，而且是最多的人要与之划清界线的。我们有时会把左派视为“另类”群体。环保左派似乎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很少有人会认为他们能成大事。所以，十九世纪以来的左派，能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不少成了国家的执政党或起码能左右政局的反对党，唯独环保左派一直都是边缘化的。加拿大的联邦绿党，是唯一以环保为旗帜的政党，每次大选不是考虑如何成为执政党，而是担心不要全军覆没，如果比上届多了一个或两个席位，那就是一种胜利。就是这么点出息，但却也是让人感到可爱的。

像我这样的人是当不了左派的，因为没有那种担当和牺牲精神。但是，同样也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就是这个世界不能没有这些左派。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假如没有了环保左派，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很简单的一个回答是，假如没有了环保左派，这个世界会就不会再有左派和右派之分了。环保左派是传统政治左派发展的一个极致，至少是左派政治在全球化年代的一个最新模式的代表。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二零零八年金融风暴之后，人们看到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景观，这就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政治上的抗议和示威也同步全球化。除了各国此起彼伏的本土抗议和示威外，更有每年若干主题的全球统一行动。这是传统左派在反全球化中一种新的集结，反对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污染，反对贫富不均，反对资本的剥削，反对一切不公平不公义，从国内走向国际。十九世纪以来经典的理想主义所论述的“国际主义”，恰恰是在反全球化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践行，这又是一种讽刺。这些左派从表面上看是发泄对当前全球化的不满情绪，实际上把矛头对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及其控制的世界经济组织，无论是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还是二十国领袖会，以及其它与经济问题有关的国际会议，它们开到哪里，左派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就跟到哪里，如影随形。从达沃斯到曼谷，从布拉格到尼斯，从魁北克到热那亚，除了中国，他们什么地方都敢去。现代科技进步催生了经济全球化，也使左派的全球行动更易集结和行动。游行队伍里出现环保、维权、同性恋等团体，每次G7或G20举行，都是他们狂欢的“盛大节日”。蒙面与警察对峙，水龙头，石块，催泪弹，相同的画面每年定期出现在电视荧幕上。波澜壮阔，出其不意，战火纷飞，烽烟弥漫，没有坦克枪炮，无非是些水龙头，巨大水柱下载歌载舞，甚至来个探戈，所有会议的东道城市，无一不是狼藉不堪，哭笑不得。不过世人已习以为常，天不会塌下来。伟人一直期待的“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喻意在这里成为了真实的生活。这种活动很少出人命，但有一次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八国峰会，一位示威者在会场外被枪杀身亡，结果引起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一番感慨：“如果没有什么原因触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是不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这里来游行示威的。无论对错，肯定存在某种焦虑、某种困难。我们对此不应视而不见。”这话说得有些良心。

很多人对这些左派的认知，都是把他们作为“职业示威者”的另类人士，但对目睹事件经过并且深谙其中背景的希拉克来说，就不是那么一种简单理解了。从希拉克在当市长、总理和总统的系列施政理念来看，他被认为是一个右派人物，而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左右对立不但是严重的，而且是超乎人们想象的复杂。希拉克本人早期就是共产党人士，后来右转但仍然有着浓郁的左倾理念，他不但有过法国第五共和第一次“左右共治”时担任总理的经验，而且采取了一些被人称为“良政”的左倾措施，法国后来被有的人指为是福利国家，其中就因为他当总理任内对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善。一些左翼人士原先对右派的希拉克不屑一顾甚至充满仇恨，但终究发现希拉克不但同左派有着广泛的理念上的对话空间，而且他事实上对左派运动有着持久和足够的理解。因此，当他对热那亚那位示威者被枪杀身亡事件发出感慨时，那显然是长期以来对左派运动一种感同身受的认知。

在当今年代，以生命殉职左派运动的人不是很多，而只能是极罕见的意外事故。但是，同所有本质意义上的政治派别一样，左派肯定是要有一定担当的，而且要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左派的理念，往往有着从远古以来乌托邦理念的的延伸，这种乌托邦理念同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不平等和贫富不均的现象揉杂在一起，就形成一种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的力量。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运用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模式，主要就是通过既定的政治程序进行，如大多数现代国家的议会辩论和政党政治。左派即使不能进入主流政治架构，起码也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

近现代的政治运动中，左派和右派的分野是很清晰的，但在很长时期内两边在话语主导上是很少有均衡的，左派几乎很少占据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左派领地的崛起，但是，或者是实践左派理念过程中的失败，或者所谓“左派”本身在掌权后发生了变质，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很难说左派在世界性的范围内有过真正的主导性的胜利。传统左派的旗帜很简单却也很鲜明，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分配模式，坚持平均分配财富并以此改善和帮助穷人，他们会紧盯国家和掌握生产资料者，与他们进行例行的抗争。以追求公平和平等为理念，基本贯穿了从十九世纪以来各种进步社会运动的核心诉求。当我们现在再来看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全球化过程中各种反对运动时，我们仍然应该回归到这种政治分歧（左派和右派等）原初的含义，即左派在本质上就是追求社会的公平和平等。

问题是，在以左派为主形成的政治运动，包括声势浩大的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中，从一开始就掺合了不同程度的乌托邦理想，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与现实政治的脱节，并直接影响到对公众和社会的动员力度。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是乌托邦吗？当笔者置身在本来如同世外桃源般的加拿大利顿附近的焦黑树林中，所感受到的一切告诉我，所谓环保已经不是离我们遥不可及的乌托邦遐想了。灾难就在我们面前，在还来得及的时候，选择就摆在我们面前。事实上，我们都亲身领略了环境的恶化正在以超乎人们预料之外的速度增长，而且所有人都无一能幸免。当加拿大北部的遥远山林发生野火时，我们在温哥华从电视上看得触目惊心，但此后有一天早晨起床，天空已被飘来的烟灰遮蔽了；当我们目瞪口呆地传播和评论纽约暴雨成灾时，过了几天同样的事情很快就在郑州发生了。洪水，内涝，因气候变暖而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等等，多少年来就在我们熟视无睹中发生着。这就是左派纷纷进入环保领域的原因，他们比我们这些站在外面观察的人先行了一步。

昔日有野餐桌的公园已成梦之记忆。

左派把环保作为自己的理念，是前全球化时代就有的，可以说是一种深远的政治传统。但是，最早的这类左派是单一以环保作为诉求的，并不介入其它左派政治，这一般被人称为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初期并不直接指向造成环境破坏的背后的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英国工业发展较早，七八百年前就开始用煤作燃料，也因此引出最早的环保主义思想。一三六零年英国国会曾发布文告禁止伦敦工匠和制造商在国会开会期间用煤作燃料，事实上还真的有人因为触犯此法而被判处死刑。到一六六一年英国还专门出版了诸如《驱逐烟气》《黄色烟雾》《伦敦琐事》等书宣传烟雾之害，这是最早的环保思想。英国工业革命后同步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慢慢在社会主义和左派政治中加入了环保思想，形成了以保护环境、推进生态环境健康的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而且同社会公平意识挂钩，完成了环保作为左派意识形态的转型。当环保一旦作为政治议题时，在左右对立的世界中，它只能选择“左”作为自己的识别标志。因为，在左派的政治运动中有相当多的理论资源可以让环保具有合法性和动员支持，主要是把政治和社会公平的理念引入到自然环境中。早期的环保运动几乎同左派的其它社会运动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保持相同的节奏，这种运动无一例外地反对私人资本和经济无限制的发展，以社会正义的名义要求政府和公有化介入经济。这个时候也就出现了诸如生态社会主义、绿色无政府主义和绿色政治等概念。汤玛斯·潘恩（Thomas Paine）提出的“世界的集体人类所有权”说法，使他成为左派拥护者最重要的理论根据，这个说法实际上同马克思和威廉·莫里斯等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的方向都有相当的一致性。

这里有一个例外。二战后在已经掌握政权的马克思主义国家里，因为一切要为“革命”服务，反而会视环保作为一个敏感问题，并在长时期内与之区隔。一直到七十年代之后，环境污染问题作为全球工人运动中维护本身权益的问题提出，不同层别的左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才在环境保护上逐渐取得共识。这种背景下，环保的左派分子和社会主义以及不同层别的左派都认为，环境的污染和退化从深层来看就可被视为一个阶级或公平问题，因为环境破坏的严重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较贫穷的社区和国家。这种扩大了的左派环保的阵线，通过经济增长极限的模型预测了灾难性的资源枯竭，直指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是造成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

目前世界性的左派环保主义，实际上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并在新世纪迅捷发展起来的反对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时候正好是冷战尾声和结束，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左派运动呈现了两个特点，一是从世界性的意识形态战场上脱身，使环保问题相对单纯化和清晰化，灭少了政治敏感性，反而日益扩大了自己的阵营。各种世界领袖高峰会议期的例行抗议和示威，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而且经久不衰。二是由于原先意识形态的式微，左派的环保政治变得更加鲜明和独具特色，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效应，在各国政治和世界舞台上都具有不可小视的宣示和动员力量。这种趋势在欧洲最为明显，在所谓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旗帜下，集聚的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等左翼团体和人士，他们潜移默化融进了传统左派政治理念，并与人权观念作了无缝的连结，以民主、公平、人权等价值，满足人们对实现更大的经济平等和工人权利的渴望。而环境保护正是在一个更大的价值框架下体现了相应的程序正义和价值正义，社会主义理念就是以此再次证明自己的在场效应。

以环保的绿色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红色出现的这种新的政治思潮，本质上是对十九世纪以来各种理想主义思潮的一种新的整合，去除了其中的乌托邦成份，环保左派是从更广泛的角度去诠释和认定公平和正义的诉求。从传统左派政治争取工资、福利、劳动时间的平等而导向环境、自然和空间的公平和正义，这是一个有根本性质的转折，而且非常有可能突破或超越原先传统政治分歧之间的阶级识别。在一种新的政治思潮推动下，以环境保护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倡导，可以避免原先“阶级斗争”式的冲突，而在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内去平衡人类和各种自然系统的关系，让各种阶层和各种成分关系取得合适的可持续性发展地位。

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更深刻和更持久的公平和正义，它远比经济平等、政治平等、男女平等、社会平等更具本质意义，因为它也代表“代际平等”，制止对下一代的掠夺性经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应该说其实有不同的含义。从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来说，通过交通、物流和信息的大规模和远距离的沟通，使整个世界融为一体，包括经济共同体以及地域的政治共同体，应该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但是，在“全球化”这个名义下，环境的破坏也以加速度向全球扩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把不公平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向全世界扩散或转移。当世贸组织（WTO）津津乐道以数字宣示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进步”时，世卫组织（WHO）的相关报告就会让人有某种“世界某日”的感觉了。世卫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有九成人口每天都呼吸着受污染的空气，每年因为吸入高水平污染物而死亡的人数达七百万，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香港的人口，远超过新冠疫情至今死亡人数。根据世卫组织的标准，空气污染的标准是每立方米所含的PM10悬浮粒子不多于二十微克。但人口达一千四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空气中PM10的超标情况，有一个共通之处，即都是发展中的国家，而且情况日益趋向严重，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超过七成贫穷城市的空气质素，接连多年持续下降；而发达国家，即以技术和产品向全球输出的主要国家，五成七的美洲城市及六成一的欧洲城市，空气中的PM10及PM2.5悬浮粒子，在近年间有逐步减少趋势，以美国及加拿大为主的美洲，更是全球唯一有八成人口可呼吸合乎世衞规定数字空气的地区。

这当然是一种不公平，而且是一种生命的不公平。因此，在全球环保运动中涌现的左派政治，当然会敏感地把这种通过环境的“贫富悬殊”不遗余力地揪出来。人们实在无法指责他们的政治理念。因为连发达国家最右的或最保守的政党和人士，都无法忽视全球环境污染实际上就是新时期的“贫富悬殊”。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空气质量的改善，是因为经济发展模式大多已转型至以服务业为主以及高科技经济，工厂和制造业比例相对灭少，但是工业生产的环节或工厂等设施不会消失，这只是把污染因子通过“全球化”作了一种转移或转嫁，污染同商品和技术一样都是可以输出及进口。与此同时，全球化形成的一种国际交往模式，飞机、轮船和汽车空前地频繁流动，排出的气体本身又构成了气候暖化的重要因由。当然，这些后果大多由贫穷国家来承担，因为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设置了某种不公平的恶性循环。通过技术和产业的全球化，转移的不仅是空气的间接污染，更直接的是当资本的垄断或经济泡沬都“全球化”，那么其中所隐藏的各种危机和隐患也一并转移和“出口”了，这种不公平和不正义不但会加速或加剧扩展，而且更透入到人类社会的深层结构中，终至形成新的分裂和分化。这对左派来说，就有得事情可做了。

当左派通过环境问题揭示世界的不公平和虚伪时，许多人从一开始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毕竟气候暖化的问题需要长时期和大量的实证数据才能认定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无法回应关于气候变暖的“阴谋论”，因为这个问题通常都是由“科学家”出面散布的。“阴谋论”认为气候变暖是人为设计的骗局，或是某些特定意识形态对现代经济模式的诋毁，否认全球暖化是因为人类经济和生活活动（如旅行等）行为所产生，或者明知有损环境而默认相当行为并拒绝采取任何抑制措施。在这种“阴谋论”的过程中不乏以科学数据作为论证的，例如以统计数字证明当前的计算机气候模型，似乎夸大了二氧化碳造成的变暖效应。但是，由于气候暖化问题日益明显，人们发现支撑这种阴谋论的背景其实是政治右翼份子以及特定的利益群体例如财团和大公司。因为规范二氧化碳及甲烷的排放，会造成特定工业及利益团体的损失，这些群体正是右翼政治的经济基础，他们活跃在产业界、政治界和学术界，通过游说或媒体，对科学界公认存在的全球暖化散布怀疑或不确定感，在美国就有被称为“否认机器”（Denial machine）的系统现象。有人曾统计过，超过百分之九十质疑全球暖化现象的论述，都是由右翼智囊团所出，而相关团体或个人因为这些全球暖化否定活动，加起来每年约有九亿美金的收入。

这个现象实际撕开了左派和右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真正对峙态势。当许多人对阴谋论渐行渐远之后，至少在环保方面的左派思想和行为模式，已经开始主导了西方国家政治选举中的相关议题。左派在抵抗这种来自右派的强大狙击，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他们只能锲而不舍地通过大规模的抗争从对手那里争夺选票，才使自己理念进入主流政治中。环保问题从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中进入国家政治轨道中，是一种局势的改变，也把战场在国家政治层面正式地拉开。根据加拿大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八成以上的自由党和新民主党选民认为气候变化是事实，但在保守党方面，只有百分之三十多的选民相信同一件事。而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认同气候变暖的比例分别是百分之八十和五十，而且这种认知鸿沟持续扩大。现在，由于近一两年来极端气候一再出现并且频率增多，环境问题上的阴谋论似乎正在且战且退，左派的战场将直接回归到传统的在政治上与右翼进行对抗和决斗的模式。

此前，即使我们不认为气候变暖是一个神话，也会在内心里感到这种真实只是一种遥远的存在。现在，当我们亲历了酷热和暴雨后，已经不会有什么神话了。近现代以来左派在同不公平进行抗争中，他们的担当还是应该在历史中有自己一页的。除了少数已经进入政府即所谓“建制”层面的左派偶而春风得意一下外，基本群体的左派仍然是在社会的边缘地界，他们有时被人描绘成乌托邦或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理想中，还是敢于有担当甚至作出牺牲的，只是我们许多人不想去面对。去年九月，就在世界陷入新冠疫情恐慌时刻中，有一位名叫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左派学者去世，突然之间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许多人对他表示怀念，有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气氛。

这不仅是因为格雷伯年仅五十九岁，是英年早逝，而且因为他具有许多左派那种“天真”的共性。他本来就是建制中的人物，在耶鲁大学担任教职，自行走出高等学府象牙塔而进入街头，在西雅图震惊全球的示威事件中就有他的身影。格雷伯的父亲特别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并自愿参加了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那场战争曾被共认为是人类“最后一次为理想主义而战”。虽然对于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有许多争议和可批评之处，但他血液中的理想主义精神是货真价实的。而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同于原本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具有对现实建制中那种欺骗和谎言的指斥和抗争，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处。例如，他最著名的著作《狗屁工作》就像撕掉皇帝新衣一样，对当今世界的职业模式进行揭示，认为百分之四十的工作都是无意义的和没有实际用途的，缺了这些工作世界也能正常运转。这种指称有一定的极端性，但他指出的概念核心就在于揭穿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那种虚伪和欺骗。如果从更广泛的视角去理解，事实上人们可以发现，目前大量的经济行为只与市场和利润挂钩，完全脱离了人类实际生活需要，而脱序的生产／流动规模正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一个重因。而格雷伯从他街头抗争的身影中，和他著作的字里行间，实际上都是他始终坚持的一种信念，即只要努力，创造一个更公平和更不丑陋的世界是有可能的。这种完全不从建制中获取利益，并且相对孤独地为理念进行奋斗，才是我们观察左派的真正视角。左派只要一与权力和建制攀附，并成为既得利益者，就会变质而蜕化成伪左派。

活跃在环保领域的左派，不需要在遥远的未来以“历史”为自己定性，在看似远方的灰尘终于落到我们头上时，许多结论也许就近在眼前，或迫在眉睫了。许多年以来，环保左派一直被认为是乌托邦主义者。问题是，现代所有政府都是眼光短绌的，他们更多想的是四年或五年中争取选票的计算。这些年假如没有左派作为压力机制以及锲而不舍的抗议运动，世界各国政府在环保问题上就不会有压力，就不会被督办和追责，环境的污染和气候暖化就会继续失控。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能够终于把环保作为施政重点，这里面有左派的理念付诸实施，有左派的担当。在某种意义上，环保左派就是当代政治左派的一部百科全书。当远方的灰尘越来越多地落到我们头上时，我们也许可以看看他们以后还能做出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