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专利豁免，割不掉的社会主义尾巴？（万字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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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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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篇

疫苗专利豁免，

割不掉的社会主义尾巴？

【提要】

疫苗专利豁免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是因为它动了资本主义的奶酪。从拜登、桑德斯到AOC，起码在许多理念和宣示上是有些“认真”的。他们“理想主义”中的美国，有不少从社会主义引入的元素。社会主义能把美国的资本主义撕裂出多大的口子，取决于新冠疫情之后政治和社会变异的趋势。

文：乡庐子夜

有关美国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直以来有多种传闻或调侃。但是，我认为不妨“严肃一点”讨论，“一本正经”地做做文章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最近为了写文章，在收藏的旧书中，找了几本同美国历史有关的书重新阅读，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出版的“内部书”。这些书当时印行都有一定的选择性，但于今而言，则让我们的阅读有了更多的视角，所以还是很有意思的。除了由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Jr)）所著《美国政党史》（History of U.S. Political Parties）分编成的共和党史和民主党史，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等合著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等书外，有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摩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的《美国社会主义史》（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在再次阅读时突然发现很多东西有了重新记忆和思考的机会。

恰在这时，出现了美国宣布放弃新冠疫苗专利保护而引起的又一轮争论。有人说，从中嗅到了社会主义的味道。而这种争论，让人想起一句老话：在美国，社会主义是割不掉的尾巴。

一直到今年三月，尽管国会内的民主党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南非）一直在进行疫苗专利豁免的游说，美国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在印度和南非向日内瓦的世贸组织（WTO）联手提交的一份新冠疫苗专利豁免提案中，要求暂时放弃某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义务（包括专利、版权以及工业品外观设计等）条款，目的是为了在“预防、遏制或治疗”新冠疫情时能紧急生产和使用疫苗技术。但出于疫情现实和利益考虑，美国、英国和欧盟在日内瓦的世贸组织（WTO）谈判中一直不愿松口，实际上是消极反对这项豁免举措，并且质疑其适用性和有效性。上月中旬，一百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六十多名国际政要联名签署的致美国总统拜登公开信中，呼吁他支持暂时豁免与新冠疫苗和新冠治疗药物相关的世贸组织知识产权规定，全球媒体据此掀起了空前的报导，迫使美国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美国公共卫生领域专家也向白宫施压。在上个月接受采访时，WTO负责人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通过BBC提出警告，如果疫苗制造商不能向全世界供货，他们将不得不转让专利技术。美国在全球压力下，直到最后一刻还是模棱两可的，白宫向外界表示的口径是，“美国的总体目标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疫苗供应，并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这里，“成本效益”是一个关键词。

到了五月上旬，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五月三日，世卫组织负责人谭德塞和英国前首相布朗一起共同呼吁暂时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谭德塞表示，如果要为大多数成年人接种疫苗以实现群体免疫，需要的疫苗将大大超过现有数量，而为提高疫苗产量，暂时豁免疫苗知识产权非常重要，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慈善问题”。三天后，即五月六日，拜登政府做出重大决定，支持豁免新冠疫苗的专利，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发表的声明中，称白宫将支持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豁免新冠疫苗制造商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卫生危机，需要采取非常措施。美方将积极参与世贸组织举行的相关文件的谈判以促成上述目标”。拜登总统同日表示，支持印度、南非等国暂停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一要求。这种豁免意味着其他制药企业都能够生产仿制疫苗，而不必担心在专利法律上涉及侵权诉讼。按一般人的看法，至少从短期来看应该能提高新冠疫苗的供应量。

美国这个行动应该说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在最初的时间，国际舆论是抱着狐疑和犹豫的目光。一些持续批判美国的媒体，指出有人怀疑拜登政府在开“空头支票”，试图用这种方式摆脱国际舆论对美国囤积新冠疫苗，拒绝、拖延对外输出新冠疫苗的批评，讽刺在华盛顿作出这种宣布之后，它好像从疫苗自私的国家摇身一变站到了“道德高地”上。同时，各种“阴谋论”也例行公事地出场，这都是近年来的常见现象。但是，至少对在抗疫第一线的人员来说，这毕竟是一个正面的举措。其中，世卫组织负责人谭德塞对此事的评价是罕见的高度，指美国的决定是“历史性的”，标志着“对抗新冠疫情的一个不朽时刻”。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事还八字没一撇，便已吵翻了天。事实上，仔细阅读戴琪的声明，她讲得非常清楚，WTO为批准该豁免政策进行的内部讨论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姿势就是“积极参加谈判，以敲定有关豁免规定的文件”，实际上就是把下一阶段有可能要落实的工作推给了WTO和繁巨的程序。而据报导，WTO成员国将在未来几周就此举行进一步讨论，等待提议对新冠疫苗专利实施豁免的印度和南非正在草拟的计划。但是，全球范围内实现各国自由使用新冠疫苗的专利，不是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表态，而是只有在国际合作的情况下才可实现。这里要害的问题是，根据世贸组织协商一致原则，该计划须获得一百六十多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可通过，而现在一些国家例如德国等，以及欧盟上层，都是极力反对这项提议的，所以存在极大变量。而且从技术层面上看，即使最终通过，要让该决定最终惠及全球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和一些专家指出，疫苗专利保护和目前执行的其他相关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并不是当前抗击疫情的主要难题，也不是一些国家疫苗生产的关键障碍，事实上，目前扩大疫苗供应方面的真正困难不是专利保护，而是包括供应链在内的技术环节，如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原材料供应有限等。他们认为，专利豁免不会产生一些人所认为的那种短期效果，建立复杂的新生产设施来生产新冠疫苗仍然充满挑战。据报导，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的疫苗生产流程共有五万多个步骤，仅仅是专利豁免而没有正式技术转让的情况下，这些“技术诀窍”将从哪里获得？辉瑞药厂曾表示，他们的新冠疫苗有280种成分，来自19国的86个供应商，还需专门设备与人员。有专家称，目前关于疫苗供应的问题急需在三至六个月的短期内解决，专利豁免根本无法在短期内造成任何效应，也就是说远水救不了近火。

这个事件的最新进展是，本周五（5月 21日）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最终表示不支持完全放开疫苗专利豁免。据路透社事先获得的声明最终文本，峰会建议采取自愿行动来提高疫苗的产量，事实上就是用这种折衷方法“压制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专利豁免的推动”。一位与意大利政府共同主持此次峰会的欧盟高管宣布，今年将在非洲建立三个制造中心，以促进疫苗的长期生产，而制药商还宣布，将在今年向贫穷国家提供大量廉价的疫苗，以解决全球疫苗失衡问题。于是，事情从专利豁免退回到谭德塞所说的“慈善问题”了。

疫苗专利豁免固然是一个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但现实是燃眉之急的供应疫苗，这实在是一个“初级阶段”的问题，可能更易落实。本来，政府部门、团体机构和游说组织在倡导疫苗专利豁免中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另一个侧面，疫苗制造商和知识产权拥有者的看法也不能忽略不计。这些人固然是利益关系者，但却也是专利的主要当事人，有一定的法定权益。这些人的观点和担心必须尊重，起码必须得到聆听。人们注意到，当美国宣布放弃疫苗专利后，最快的反应就是股票市场，莫德纳、强生等疫苗药厂股价应声下跌。《纽约时报》报导美国药厂公会批评白宫这项决定，认为这会把美国创新成果拱手交给其他外国挑战者。而一般制药者指出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伤害创新和发明，有的研发和制造人员就问道，“下次还有谁会去做疫苗？”疫苗的研制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而且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所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员阿达迦（Amesh Adalja）就直指，疫苗专利豁免“形同没收财产”。

知识产权保护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财产保护中最具典型和象征意义的内核，同时也是财产保护最复杂的一环，它不但涉及人的体力劳动，也延伸到人的智力劳动。在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块，现代西方国家一般都不会轻易地动这块“奶酪”，因为有相当的敏感性。疫情爆发后，在疫苗尚未问世前，其实它的敏感性就已经引起话题。在这个问题上的纷争，已经可以看出很鲜明的“左”和“右”的势态。在拜登政府正式宣布专利豁免之前，那种巨大的压力就是来自民主党内部。原总统参选人、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公开表示，美国应该放弃疫苗专利，帮助世界其他各国接种疫苗，认为这是美国的“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他指出，美国应该做的不仅仅是让过剩的疫苗流向需要它的国家，还应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来处理疫苗专利的问题，当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时，应该允许其他国家拥有这些知识产权，这样他们就可以生产贫穷国家所迫切需要的疫苗，他最重的话是：“富裕国家可以获得疫苗，贫穷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却买不起它。这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人们已经领略过去年桑德斯在参与竞选时，曾一再被人视为“社会主义”的旗帜，而在疫苗专利豁免上，显然符合他一贯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旨趣，人们无法否认这就是拜登代表的民主党的政治和精神的特点。而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法称，放弃疫苗专利的决定，主要就是让美国得以回应左派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应该说，这是点到了问题的真正背景。

这次新冠疫情中，实际上再一次开辟了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个战场。世界性的危机总是成为政治和思想交峰的引擎。2008年金融危机还记忆犹新，现在许多事就是13年前的继续。各方势力都保持警惕，同时又在寻找机会。这样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旨趣，当然都是在共和党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注视和关切之下。因此，一批共和党议员联名写信，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对印度和南非的支持，并称美国放弃疫苗知识产权，将损害智慧创新和生产能力。非常有意思的是，整个疫情中至今尚未有疫苗生产的加拿大，却敏感地加入到这场浓厚意识形态的争战中。中间偏左执政的自由党，虽然一直保持着与拜登相同的步伐，但是却顾虑制药企业的反弹，起初有些犹豫，但在左派政党新民主党的施压下，在一天之内改变说法，由联邦小型企业、出囗推广及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Mary Ng）在国会表态说“期待与美国合作，找出解决方案，确保全球能从新冠大流行疫情中公平和迅速地复苏”。事情再次回到公平和对无力购买疫苗贫穷国家进行支援的框架，实际已经超越疫情的救急，而是构成了一种强大社会运动的先声。

这种社会运动是对美国立国原则的重大挑战。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美国宪法保护的财产权，具有典型和象征意义的内核，同时也是财产保护最复杂的一环，西方一般都不会轻易地动这块“奶酪”。两百多年前制定的美国宪法在一章八条中专门确立的“保障著作家和发明人对各自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的期限内的专有权利”，主要原因在于，这种保护能鼓励经济增长、为技术创新提供动力，并吸引更多的投资，而这些反过来又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对自己的知识产权维护问题，始终是其内外政策的重点。这点许多国家和企业都是有切身领教的。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力道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但是，在一些社会运动者的眼中，知识产权的内核就是私有财产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集中体现，不比其它纯物性财产可以各种名目进行吞噬和消化（例如征收），恰恰这一块“奶酪”是很少有人能碰触的。问题是，在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之后，专利的巨大利润始终是许多人尤其是反全球化运动中潜在的重要目标，只是始终无法找到开刀的切入口，而新冠疫苗的危机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有人说，疫苗专利豁免是美国长时期内存在的“社会主义尾巴”的回光返照。这个问题的提出固然恰到其时，但并未点到深层的要求之处。我们看到，拜登一度表现出的对疫苗专利豁免的犹豫，是因为来自党内和企业金主的压力，但是，从他内心来说，早在去年他就曾透露过要疫苗专利豁免的心声。尤其从初选到正式大选，他的竞选纲领中就有这个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除了拜登，后来退选的桑德斯，都对美国现存社会制度提出了严格批判。一般来说，为了争夺选票，尤其是中下层选民的票源，任何一个政党的竞选纲领都无法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留下空白，一般人认为，这种竞选承诺都会在选后通过不同的方案或运作悄悄地进行消化，所以很多事是不值得认真期待的。但是，疫苗专利豁免的提出，既然不具有实质操作的可行性，那么，它背后所折射的社会运动之光显然是无法掩蔽了。从去年以来，有关民主党推出的政纲中的社会主义倾向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像桑德斯这样的主张，其实是在民主党内有不少支持者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亚历山德里娅·奥凯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有时人们喜欢用AOC称呼她。她不但公开表示支持“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而且本人也是目前颇具影响的社会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灵魂人物，她的纲领相当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包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普遍就业、居者有其屋，起码，目前在北欧实行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福利模式，就是她的最低纲领。只是因为害怕得罪企业金主，他们才不能进入民主党的顶层设计的核心圈子，但拜登在内心追求“公平”“正义”方面不但与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而且绝对不是停留在竞选口号上，实质是代表了当前美国社会正在涌动着的一股潜流，这股潜流从本质上就是对当前资本主义所暴露出的问题的反应乃至批判，甚至是“拨乱反正”。尤其是面对巨大的贫富不均，财富巨头不仅对资本的操控，而且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所形成的民主、法制和人权的侵蚀，形成许多人转向从社会主义理论中去寻找思想资源。这种思潮和群体在美国从来就存在，但近年来呈迅速扩大之势。欧洲一些准社会主义元素的福利社会模式，让美国许多人感到自己国家的滞后和不合时宜，这就是新的社会运动赖以产生的真实土壤，而美国并不缺乏这种土壤。美国许多人感到，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甚至有“孕育革命”的危险。

新冠疫情只是一个爆发点，而疫苗专利豁免则是一个天赐良机的切人口。这个事实很重要。有些观察家很注意这几年美国社会主义思想暗潮汹涌的背景和原因。如果说，从拜登、桑德斯直至科尔特斯，在这一两年人们观察最多的是从选情分析上。那么，剔除选举的宣示，就会发现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拜登在登上总统位置后，现在显然已经在加速摆脱选举的包袱，而真正要向世人展现一种他的“理想主义”的美国。他在不顾得罪企业金主的情况下，明明知道在技术上难以执行，还宣布疫苗专利豁免，实质就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宣示。这种宣示，不但是一种新政，而且很可能就是他心目中的一场“革命”。

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下民主党的奥凯西奥·科尔特斯，她其实一直是研究社会主义问题专家的观察对象。去年，早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初期，俄罗斯德米特里•巴维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病毒引导美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新冠疫情爆发两个月里，其成员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这个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的组织七八年前成立时还名不见经传，其成员只是一些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和“有原则”的嬉皮士，到新冠疫情时规模已扩大三倍，而地区基层组织扩大了五倍。最值得引人注意的是成员年龄，成立之初平均年龄是68岁，而目前是33岁，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思潮人群越来越年轻化。作者认为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凯西奥·科尔特斯，她是少数几个尽管受到党内压力但仍支持桑德斯的人之一。她那些原先很边缘的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逐渐成为主流，而“激进”的口号也变成了寻常物。奥凯西奥·科尔特斯直言不讳地说，有百万富翁的体制是不道德的，她同时还暗示，民主党只是她的临时伙伴，未来必将属于社会主义者。巴维林之所以关注奥凯西奥·科尔特斯，是因为看到她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支持者增加，反映的是更具全球性的一些进程和远比最低时薪增加几美元这种愿望更为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代表着一种仇恨，是失去工作岗位的美国人的仇恨，是靠贷款上大学的年轻人的仇恨，是那些原先属于中产阶级现在却无力买房的家庭的仇恨。尽管这种仇恨情绪还远未达到导致过去那种革命的温度，但足以导致美国在摆脱疫情后立即改写政治版图的联想。

巴维林显然把事情看得有些简单了。问题是，作为资本主义美国的两大政党之一，民主党在意识形态的辨识中仍然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起码仍然要把私人企业作为自己选举的基本盘，奥凯西奥·科尔特斯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理念，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成为这个党公开的政纲。但是，至少“公平”“正义”以及致力消除贫富差距，是民主党在现阶段用以区隔共和党的政见，而从拜登、桑德斯到奥凯西奥·科尔特斯，起码在许多理念上是有些“认真”的，这些认真的东西，许多就是来源DSA的章程中的那些社会主义的元素，如章程构想的“一个基于大众对资源和生产的控制、经济规划、公平分配、女权主义、种族平等和非压迫关系的人道社会秩序”。目前有一个情况与七八年前已有所不同，现在年长的民主党人对涉及生产资料的控制和分配往往敏感或反感，而在民主党18岁至34岁的成员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已不讳言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问题是，这些年轻人对所有关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失败”叙述，并没有任何亲身的目睹或记忆，但资本主义发展到目前所有的问题和失败，却是让他们亲身经历的。从上学到就业，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交替，以及踏上社会后自己无力摆脱的种种困境，远比所有教科书或媒体材料都会刻骨铭心。因此，在面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时，他们大部分人选择的天平就会取决于本人的经历和观感。尤其在新冠疫情中，西方现在体制模式让人们有一种或者走向深渊，或者寻找救赎的左右选择，实际上不但启动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和重新选择的观察，而且也促使普通民众亲身领受了资本主导下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深层危机，全球资本体系崩溃可能性已经让民众感到恐慌，资本主义整体的病态就是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总爆发的。如果说，许多国家在抗击疫情中纷纷采取了一些“例外”状态的措施，所谓“例外”是相对资本主义常态模式的，那么，当诸如此类的事件一再发生，人们就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例外”有没有长久甚至永恒的意义？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从来都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中萌发并启动行为的。

社会主义在美国，绝不是民主党一部分人独创的，而且，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尾巴”那么简单的叙述。从历史上看，美国不但从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基地，而且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进行实验乃至实践的乐园。摩里斯·希尔奎特在《美国社会主义史》一书中指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长已成为一切社会问题研究者关心的对象，而美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却注意的不多，事实上，早在1890年，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就出版了一本《美国现代社会主义》著作，搜集了从1850年至1890年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资料，一年后，科格内蒂·代·马提斯出版了《美国社会主义》。希尔奎特对美国社会主义有这样的诠释：“现代文明的这些弊病引起了上世纪最热心的社会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的注意，他们提出了许许多多补救的方法和理论，其中最激进的理论──它看出竞争工业和僱佣劳动是一切弊病的根源，主张在生产合作方式的基础上改造我们的整个经济制度──叫做社会主义”。美国实际上从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实验运动，从欧洲发源的空想社会主义，恰恰就是在美国找到实验或实践的基地的，希尔奎认为原因在于，“社会实验者通常希望他们的移民社区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高度文明秩序的完满社会。为此，他们需要不受现代生活腐败影响的地方的大片便宜土地，而在十九世纪初期和中期这样的土地在美国是很多的。除此之外，这个年轻的成长着的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前途，它的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对这些新制度的先驱者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事实上，这些早期社会主义的实验者几乎与美国建国是同步的，他们中间不少同时具有清教徒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现代资本主义回异的新鲜理念。美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主要包括宗派公社、欧文主义公社、傅立叶公社和伊加利亚公社等，可以说，美国的公社实验比中国的公社早了将近二百年。其中宗派公社最早在纽约创立时是1776年，即美国独立那一年。据统计，在十九世纪美国总共有多达几百个公社存在，参加公社并体验“社会主义生活”的人高达几十万人，他们与外部的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起参加劳动，互相帮助，遵守互相约定的规范和道德。美国这种具社会主义因素的公社非常低调，所以直至今天仍然能看到它们的存在，往往会成为文学或影视作品的描写对象。例如，由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电影《目击者》（Witness），把我们带到宾夕法尼亚州，那种似乎远古公社的生活方式非常让人神往。笔者尚不知影片所描写的阿米什人同社会主义有何联系，但宾夕法尼亚州就是当年大量社会主义公社实验最活跃的地方，起码有些生活方式会有一定的互相影响。

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或运动，实际上就是伴随它的对立面资本主义发展或变异的。它从早期以公社为主的空想社会主义，逐渐演化成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其间又经历了不同的历史事件，如南北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俱乐部，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组织时期，劳资斗争时期，参与社会政治时期等，冷战时期及以后参与国际共运的时期，直至新时代与左翼思潮和运动合流的时期。但是，目前社会主义运动的状态，基本上还是如希尔奎特在《美国社会主义史》一书中指出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在一切实质方面不同于这个运动的早期空想时期。它不是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人们的善良愿望或智慧的基础上，而是把它建立在现代工业化趋势的基础上。它并不提出一个异想天开的完美的社会结构计划，而是提倡一个现实主义的社会循序进步的理论”。目前由桑德斯和奥凯西奥·科尔特斯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否会成为民主党的普遍共识，取决于美国社会目前的分歧和分裂将以何种方式作一结论和定调，取决于民主党能否找到把民主社会主义与美国整体的资本主义模式进行调适和平衡的机制。这个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无法看到答案。

拜登宣布美国对新冠疫苗豁免，无论是空头支票或忽悠舆论，但作为一种宣示毕竟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以及对未来潜在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允许各种实验的国度（除了麦卡锡时期纯粹政治镇压外），社会主义在美国始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有一定的幅射和延顺力量。美国立国的价值理念，包括民主、自由和人权等，就是来自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思想资源，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中，包括四十年代中国的左翼人士，往往要从美国的宪法中找寻理想的灯塔。

美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长而且丰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历史现象。当然，由于美国的国情，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存在和发展呈现了多元的景象，尤其是近百年来，容易同“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混杂在一起，但是，基本的理念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反对市场经济中各种形式的不公平，主张扩大国家经营能力，政府应该积极介入经济与社会事务，改善劳动者状况，为人民创造更多福祉缩小贫富差距。由于目前全球性的左派活动中，大量地还表现在反对全球化和环境保护方面，也使我们讨论的社会主义变得更加复杂化，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新冠疫情使世界展开新的和不确定的一页，这个时机给各种思潮和理念提供的机会是公平的。在新冠疫情之后，社会主义能把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撕裂多大的口子，取决于两个造化，一个是资本主义自我改良并浴火重生的造化，第二个是社会主义能否回答现代社会在公平和发展上寻找到平衡和调适机制的造化。无论如何，美国的资本主义是目前全世界最强大也最成熟的制度，虽然目前遇到空前的挫折，但是，一方面它本身有一定的自我修复机能，另一方面，它也能吸取或引入社会主义元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而社会主义本身又不存在拒绝的可能。所以，整体看来，美国社会主义会更加理性和更加包容。假如美国这样的国家也能让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取得实验的成功，那不是其他人的失败，而无疑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最关键的总结就是，社会既定的发展规律将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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