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奥启示录：天命之下无不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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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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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８篇

东奥启示录：

天命之下无不劫

【提要】

日本是在近年经济陷入衰退和危机的境况中，去寻找昔日梦想和经验而企图重铸辉煌的。1964年东京奥运对日本人来说不但是一个骄傲，而且是一个国运的转折点。他们希望相同的奇迹重新出现。但是，唯一的问题是，世界上的任何成功和繁荣，从来是无法复制的。这是一个规律，一种冥冥之中的“天命”。

文：乡庐子夜

东京奥运即将进入倒数50天。现在已经是2021年，而“2020东京奥运会”仍然处在前景莫测之中。坚持不放弃本届奥运的日本政府，在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声中，不但每天要尴尬地应付各种质疑，而且发现也许整个夏天都将会很难熬。即使勉强按时举行，在一流豪华的体育设施中，放眼望去是寂静无声的空椅子，那个场面任何人都是于心不忍的。在越来越强大的要求取消奥运会的声浪中，连日本奥委会理事山口香也直指，目前已经是错过了停办东京奥运会的时机，本届奥运会“没有意义”，并把日本目前所处的现状描述成：“办东奥是下地狱，不办也是下地狱”。

《朝日新闻》在本月就民众对东京奥运的支持度进行的民调显示，百分之四十三的受访者希望取消奥运会，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奥运会应该再度推迟，两项相加，相当于反对奥运会今年举办的受访者达到百分之八十三，日本民众对奥运会的支持率达到了历史最低。另有民间智库公布的试算，停办东京奥运将造成高达九十多亿美元经济损失，但若因坚持办到底造成疫情再度扩散的话，带来的经济损失更将无法估量。

没有人会幸灾乐祸。疫情当前，谁都有一种“覆巢之下无完卵”的不安全心态。“地狱”的问题，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公平的命运或相同的忧愁，尤其是有可能成为一种共同的启示。

日本是个现代化的成熟国家，大和民族的坚毅和忍耐，更是举世皆认。无论是创新创意、组织能力、危机应对、直至精致的职业精神，都令世界羡慕。即使像福岛核电这样的事故，他们不但依靠自己的力量挺了过来，而且在第二年就投入2020东京奥运会申办进程。这个岛国的生存能力和抗压能力，远远超出外部的想象。作为一个文化独特的亚洲国家，又有着迥异于寻常的历史命运，如果不是新冠疫情，日本绝对会实现他们的奥运口号“激情聚会”（United by Emotion）。

2012年，还在应对核电事故善后的日本，马不停蹄投人2020申奥，一改四年前申办2016奥运失败时那种咄咄逼人的口号“日本有能力·新奥运”，而是提出一个温馨而略带悬念的口号“探索明天”（Discover Tomorrow）。事实上，有着1964年主办东京奥运经验的日本，人们对其成功与否不存在悬念，他们在继北京承诺“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惊奇”之后，想“探索”日本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不同的惊奇。2013年东京申奥成功，成为两个在二次大战后两次主办奥运会的城市中的一个（另一个是伦敦，1948年和2012年）。

这次奥运会对日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东京在1964年主办奥运会的成功，铸就了日本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繁荣，那是许多日本人至今怀念和记忆的“光荣与梦想”。

东京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夺得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但因为战争爆发而流产。当日本在二战中失败，昔日帝国的辉煌被彻底击溃，日本民族一直在屈辱中寻找重新崛起的机会，而主办奥运就是他们认为的一个机会。在经济逐步复原中，日本于1955年尝试申办1960年奥运会，结果被意大利罗马击败。为了显示大和民族的坚韧和实力，日本继续奋战，1958年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建成了东京塔，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最高塔，也成为日本战后信心恢复的重要标志。受战败屈辱的日本有一种攀爬世界高峰的急切心态，四年后申办1964年奥运会，成功击败比利时布鲁塞尔、奥地利维也纳、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及美国底特律，成为首个举办奥运的亚洲国家。当奥运开幕那天，由古关裕而创作的开幕式入场进行曲让无数日本人流下了眼泪，而原子弹爆炸当天出生于广岛的阪井义则点燃了主火炬，那种极具政治意涵的宣示，通过电视转播传向全世界。

东京奥运所获得的空前成功，成为了日本经济重新崛起、国家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民族记忆和历史手笔，是日本重新走向繁荣的里程碑。申办成功后，日本政府投入几十亿美元兴建运动场馆，修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一直头痛的交通设施及供水系统。那时，外国记者镜头下的日本，是民众没日没夜地进行基础建设，整个日本成为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摩天大楼和与“大裤衩”不相上下的新奇设施如雨后春笋，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和股市。在开幕前几天，全世界首条商用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启用，同时带动了东京高速道路与地铁系统的路网大幅扩张，而新干线则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日本高效率的标志。加上后来的世博会，国强民富，两者似乎都一夜暴富。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人在真正找回了自信之后，又莫名其妙滋生了“世界第一”的优越感。在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发现只有日本经济是一枝独秀，到处是开工和建设的项目。上班的人越来越多，在上下班高峰期，生出一种职业叫“推屋”，就是专门负责把人硬塞进地铁车厢。到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日产汽车、电器、电子消费品营销全球，并且在与美国的贸易中长期保持顺差。日本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财大气粗，于是“富极无聊”，不但连平民也普及高尔夫球，而且流行吃金——金箔乌冬面、金箔寿司卷等。全世界到处是抢购奢侈品与房地产的日本人身影，日本大妈无所不买。银座灯红酒绿，几步之遥的舞厅和饭馆，竟然不肯步行走去，而在街口急切地等待出租车……这种热气腾腾灯红酒绿的画面，至今仍是日本人抹不去的记忆。

日本人把奥运搞成这个样子，无异给世界作了一个有启示和想象力的标本，实际上也从此开启了全球性的奥运经济、奥运政治和奥运文化的新世纪，有样学样，直至它的变异甚至异化。日本奥运成功所带来的成果，看在世界眼里，成为此后许多国家积极申办奥运的动力和因由。奥林匹克从此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而是纠结了无数奥运之外的文章。这个问题，从来都是人们不愿意讨论或故意回避的，否则会引起民愤和众怒，甚至人人喊打，直到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一切事情被打出原形，人们才有了可能去认真思考其中潜伏的问题。

1964年的东京奥运，在繁华的后面，本来就掩盖了泡沬有可能破灭的危机。由于举办奥运对国内经济的刺激，相对当时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在整体上都相对平静和安定，发展也快。面对全球到处是日本的产品，他们的口号“日本世界第一”也就没有任何人敢于质疑，而日本国民都预感到“日本的时代”已经到来。五十年代战后废墟的景观，已经迅速变成了遍地黄金的富裕国家，市场和投资吸引力都令人耳目一新。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泡沫，而泡沬在没破灭之前都是色彩缤纷的。然后，日本又目睹或亲历高潮之后的衰减，经济从变为缓慢到停止增长直至衰退。但是，由于和美国签订的广场协定，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和股市，数以千万计的日本人一夜暴富。当八十年代末日经指数涨到历史最高点，日本自认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所有人都认为这份繁荣会持续下去的时候，很快泡沬逐一破灭，股市、房市暴跌，然后就是企业倒闭，公司裁员，失业或变相失业队伍扩大。日本知名企业被迫出售资产，如三洋的洗衣机和冰箱部门被中国企业收购，日本的人心从浮躁一下子变成恐惧，看不到希望和活力。

日本企望通过奥运重铸辉煌的心情是急迫的。这期间，有所谓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说法。日本经济基本没有增长，但同期中国增长了十几倍，韩国也增长了五倍。而在国际上，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在千禧年前后全球呈现一种繁华和昌盛的局面。冷战结束，以西方模式主导的世界格局几无悬念。这个时候，人类继续在攀爬梦想的巴比塔，是很难回头看的。高新技术日新月益，是最能激起人们挑战梦想极限的领域。互联网瞬间称霸了全球，没有距离、没有间隔的世界似乎就在眼前。突然之间，“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时代豪语，再次出现了。“改变”，是一个流行的最能激动人心的动员口号。

有日本血统的法兰西斯·福山，有自己对“天命”的美丽想象，他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全世界的政治环境也正趋向一种“民主体系”的西方系统。福山所探讨的“历史终结”并不如电影中的科幻世界那样，地球毁灭、人类灭亡，而是说历史内在的规律达到一个最和谐状态，运行而不会再有任何变化。福山刚提出“历史的终结”后，马上就看到柏林墙倒塌，接着仅仅两年后苏联解体。在福山那里，人们一直期待看到最后的“终结”，即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成为全人类的唯一社会形态。但是，从世纪初开始的繁荣，没有“终结”有历史以来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福山一方面看到基尼指数在不断增长，又看到令人兴奋的“阿拉伯之春”由希望沦为失落；“伊斯兰国”（ISIS）在动荡乱局中崛起。而阿拉伯世界动荡触发难民涌入欧洲，以团结为傲的欧盟为此而撕裂，极右和民粹势力乘势抬头。面对从政治到文化的全面撕裂，问题诡谲地提出来了：“历史的终结”，要终结什么样的历史？《纽约时报》报导金融危机对福山“预言”造成严重打击时，有这样的预言：“全球对现有政治的信任度迅速瓦解，法兰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主张，二十年后成为一张废纸。”

“二十年”？现在正是这个时候——日本东奥的举办年和新冠疫情爆发的一年。日本极力追赶历史，当然不想自己是“被终结”的历史。显然，日本申办奥运有着他们强烈而明确的动因。坦率地讲，日本是在近年来经济陷入衰退和危机境况中，去寻找昔日梦想和经验而企图重铸辉煌的。1964年东京奥运对日本人来说不但是一个骄傲，而且是一个国运的转折点。现在，他们希望相同的奇迹重新出现。但是，唯一的问题是，世界上的任何成功和繁荣，从来是无法复制的，梦想更是如此。这是一个规律，或说，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天命”，新冠疫情期间所逼使人们思考的问题，这一点尤为重要。

“天命之下无不劫”，东京奥运就是处在这样的时代框架中。新冠病毒不是流感，新冠疫情决不是单纯的疾病防控问题，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医疗事件，而是一个历史事件。去年当新冠疫情刚爆发时，笔者曾在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后冠时代”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同有些人经常使用的“后疫情时代”概念不一样，“后疫情时代”主要是指称本次疫情的时间观念，但“后冠时代”指向的是因为冠状病毒疫情给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可能发生巨大变异的历史性转折的现象。而且从时间线索上也不是仅指向本次疫情，而是从2003年非典事件开始。非典的病毒就是冠状病毒，从那时到现在，综合这期间发生的许多事件，称“后冠时代”还是有一定实质意义的，即从2020年发生的疫情，绝对会因为“冠状病毒”而成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这个时代，各种原先被忽视的矛盾充分得以暴露，而疫情中又发生了不少新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各种领域内的反思和检讨，都有可能影响未来世界的走向。我们面对的世界已经变化，从国家发展到国际关系的整体格局，都不可避免面临重新审视和反思的必要。而从人文观察方面，这个时代有可能存在着历史转折的潜在意义，这个潜在意义不能低估。作为一种疫情终究会过去，但是，一种新的时代的人文思考正在或已经在形成之中，人类文明有可能再一次出现全体反思甚至新的启蒙现象。这里就包括对奥林匹克文化的反思。

“后冠时代”最大的特点是颠覆了原先所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这个“天命”，就给日本的东京奥运赶上了。1964年东京奥运之前，日本整个经济正在处于起飞和上升阶段。而2020东京奥运却是在福岛大地震和核电事故尚未善后情况下匆忙上阵的。东京申奥成功后，一直是流年不利，事件不断。其中，被爆出在申奥过程中的贿赂疑云，奥运会徽涉嫌抄袭事件，主场馆经费问题引发的中央、地方政府、东京奥运筹委会三方的口水战，选手村用地和相关拆迁的争议等，至于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更是屡屡爆出问题。终于，2020年如期来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下等待传送火炬时，等来的却是新冠疫情的寒风。在眼看无法如期举行开幕式时，日本不愿放弃这一难得机会，被迫顺延至2021年，而名称却仍是“2020东京奥运会”，这本来就已相当诡异了，但2021年却又有两波更汹涌的疫情。民间发起干脆停办奥运的呼声，甚至连首相也发出信号，说“从来也没有把奥运放在第一位”。

从申办奥运开始，直到应对新冠疫情，日本很可能没有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从来都是乐观的。一年前，当疫情刚开始时，日本人在向中国捐赠的物资上那张“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标示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同时对日本人在面对灾害时的那种理性、冷静和豁达，甚至某种程度的幽默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很快日本自己也迅速陷入新冠病毒疫情中。在以效率和细腻著称的日本，虽然不免最初的被动和失误，但人们同时发现，素来冷静、理智和循规蹈矩的日本民众，在新冠疫情到来时，突然惊慌失措起来，全世界电视上频繁播出日本人抢购卫生纸的镜头，不但让人不禁瞠目，而且对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了困惑和疑问。原子弹、地震、海啸、台风，包括疫情，日本人有的是经验，唯独这次似乎有些失态？其实，这种事早在1964年东京奥运之后就发生过，在最初繁荣泡沬破碎后，1973年的石油危机，日本一下子被打回原形。至今，日本人对拿着票证在加油站排队买油的画面记忆犹新。那是二战后日本人的不安全感再次萌生。突然有一天，他们疯狂抢购和囤积卫生纸。后来，每隔一段时间，日本人就会找出一个抢购的对象，从白糖、煤油、洋葱，一度连洗涤剂都被抢劫一空。这就是日本的另一面。莫名其妙地滋生“世界第一”优越感，又莫名其妙地崩塌了。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态的循环中，对于2020东京奥运，日本人始终是在痛苦的心理挣扎中煎熬的。

这一次日本不是孤立的，全世界都在与日本共同承受着新冠疫情带来的空前灾难。疫情当头，谁也无法独善其身。当全世界没有一个观众可能前往东京观赏奥运赛事时，人们仍然期待奥运能在日本顺利举办，了却世界与日本的一个约定。所以，直到最近在最后的一刻，国际奥委会、欧盟、中国和美国都还在支持日本如期举办奥运。但是，在我们所说的“后冠时代”，无论如何整个世界的景观都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包括日本在内，要回复到疫情之前的时代已经几乎不可能。包括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都要面临重新审视和思考。

事实上，近年来几次的申奥项目，包括2024年和2028年夏季奥运会，2026年和2030年冬奥会，那种疯狂的热情早已不再重现，这本来就是一个迹象。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初精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遭到普遍的质疑，即使没有新冠疫情，多年来积累的一系列有争议性的事件或丑闻，一直在等待着清算的时机。本文之所以称东奥是“天命之劫”，关键就在于奥林匹克运动因其内在的核心要求和基本伦理，需要对一百多年的奥运模式做一个总结和反思，而这是一个人为或规律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日本在1964年主办奥运会的成功个案，反覆被其它国家复制，在震撼场面的掩饰下对奥运精神的异化，始终没有得到清理，甚至被商业和政治利益所压制，是国际上有关人士一直等待的回答──他们其实是在等待奥运原初精神的回归。

我们看到，两千多年前古代奥运开始进行时，运动的竞技确实是以胜者为荣的。这取决于当时生存空间的争夺──因为，在血腥的城邦战争中，只有胜利才能说明一切──包括主权、领土、财富直至种种的荣耀，不但失败者是屈辱的，甚至在婴儿出生时，如果发现不强壮，而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失败者时，便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连生存和生命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也恰恰在无休止的城邦战争中，人们感到了和平的珍贵，感到了所有人在生命面前平等的需要，于是才有了奥林匹克，才有了在奥运期间休战的历史性传统。休战的历史性意义是，让一切昨天还在进行殊死之战的对手，包括胜利者和失败者，有一种神圣的平等。休战导致的平等，以对生命的尊重而从此萌发了奥林匹克在人文上的美学意义。现代奥林匹克，应该是跨越了竞技胜利作为唯一价值的界线。从奥林匹克宪章可以看出，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理念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紧密相联，奥运会成为国际社会进行和平对话和交流的平台，而不只是一种强者的展示或胜利者的节日，奥林匹克作为展示整个人类文明价值，推动国际社会和谐发展，其原初的精神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和美学意义。

但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一开始就无法免除政治和商业等的沾污，希特勒德国是一个极致的个案，但二战后的奥运会仍然长期处在政治的阴影下，冷战时期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苏联然后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几十个国家参与，两届八年，一个运动员的黄金岁月也不过八年左右，就这样成了牺牲品。而近几十年来，尤其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全面让私人资本进入并进行市场化运作后，奥林匹克运动的异化更是日益严重，人们看到的是非体育因素全面而猖狂地浸入到神圣的奥运中。商业资本对奥运会的扭曲，功利主义和技术炫耀的色彩，甚至出现违背伦理道德和体育精神的违法行为，如兴奋剂、商业贿赂、弄虚作假等，相关奥委会被爆的丑闻，都使奥林匹克运动蒙上阴影。从表面上，每一个事件都是可以单独依法处理的个案，但事实上这些现象放在一个连贯的、宏观的视野下，实际上就是对奥林匹克原初人文关怀的价值异化。

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下，人类实际上是在试验并挑战自己本身有限的身体资源，形成一种恐怖的极限挑战，而不得不借助其它手段如科技和药物手段对身体进行改造和强化。这里最大的秘密就是，把运动员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运动机器进行使用和利用，从中获取相关的利益。至于不同的国家，或者模仿日本在1964年的成功，或者从洛杉矶奥运会中寻找经验，在极力争取主办奥运中，大做奥运以外的文章，把奥运导进经济发展和炫耀实力上，实际上增加了民众的负担，甚至留下巨大债务，或者留下许多废墟，造成资源的浪费，有的甚至造成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分歧乃至分裂。这些年来，奥林匹克运动的异化一直是没有中断的讨论课题，但是，在全球化对价值观和伦理长期扭曲并主导话语的整体环境下，这个问题始终无法提到认真解决的议事层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冠疫情是一个“天命所劫”的历史时刻。

后冠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反思和检讨，其最大的启示就是逼使人们回归原初的人文意义，甚至必要地放慢某些脚步。奥运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实际上也反映了新冠疫情之前整个世界的共识和追求：过度的开发和快速的浪费，摩天大楼式的攀升高度，竞相争强互不示弱。这种岁月静好时的“更快、更高、更强”，一旦碰到像新冠疫情这种全球性的公共危机，所有温良恭谦让的面纱一夕之间会被撕下。从一开始世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隔离”“封城”“禁航”“关闭边界”等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为争抢防疫物资而大打出手，然后是疫苗的民族主义，“地球村”在一瞬之间被打回“部落社会”原形。有的评论指出，疫情中的世界实际上回到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名著《利维坦》（Leviathan）提出的所谓The War All against All的自然状态，即“每个人对抗每个人的战争”，在这个时空中，“生命将会是充满暴力、死亡、孤寂、贫穷、残忍与短暂的不断恐惧。”霍布斯认为人性非性善，倘若纵容每个人各行其是，便会导致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即所谓的“自然状态”。很坦率地说，在整个新冠疫情爆发过程中，各种人性的暴露，包括偶而让人大开眼界的“部落社会”行为，都让人感到，建立在现代科技和物质文明的当今社会，有时会很脆弱的，甚至出现远古社会和文明的“返祖”现象。举办过辉煌的1964年东京奥运的日本人，在八年前申办奥运时，绝对不会想象到2020年开始的世界会是如此异样的恐怖和凄楚。

这种“天命之劫”不仅日本人是亲身领受了，而且全世界无论富国和穷国都公平地无一幸免。疫情刚开时，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自我隔离的政治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与DiEM25TV主持人斯雷科．霍瓦特（Srecko Horvat）有一个对谈，他当时就指出：“现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不仅仅是因为冠状病毒，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的缺陷与不足，整个社会经济的功能失调的深刻缺陷。如果要生存的话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可能是一个警告、一个教训，不光是让我们在今天来应对它（新冠），防止其进一步的爆炸；而且要想想它的根源，想想这些根源将如何导致更多的、甚至是比这更严重的危机”。

乔姆斯基谈到了疫情背后的问题，包括还在台上的“川普的灾难”，美国的衰落，国际金融体系的败坏，欧洲政客的演讲，人类面临的核战争，全球气候暖化，民主的衰退等等，唯独没有谈到奥运会。问题就在这儿，“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在一个人命关天而以隔离和距离为行为模式的今天，狂欢式的奥运又如何能拿到一张“免疫”的通行证？

从日本高层的心底来说，面对二十年来的经济下滑，灾害不断，确实需要有奥运这种盛事来“冲喜”一下。就日本人的聪慧和意志来说，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复制1964年东京奥运的成功，完全是没有悬念的，并且会更加精彩。但是，事情还是要回到一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奥运给一个国家带来的红利，不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况且在奥林匹克运动越益异化的趋势中，国家和市场的过度介入，被人赋予了太多非分想象乃至附加值，会形成不正常的价值误导，既违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也违背奥林匹克原初单纯的理念和精神，即国际奥委会最初提出的想通过非商业化、非政治化，乃至非“民主化”来保障奥林匹克运动的独立性与纯洁性的单一价值取向。

“言不可妄，行不可隳。命不可忽，天不可违”，这是邵雍《四不可吟》所意，其中“天命不可违”的含意成为后人的名句。只是，许多人只是考虑它的说教意义，而不去面对它的真实意义。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形成的公共危机，不仅搅乱了东京奥运，而且全球所有正常生活都失序，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天命的规律。新冠疫情对人类最大的启示就是“天命不可违”。当日本申奥成功，早稻田大学体育科学学术院教授原田宗彦就提出，日本在申奥后期强调的“安全”和“安心”是成功的要诀，这样加上有1964年奥运成功的基础建设经验，这次日本只要借镜1992年“巴塞隆纳模式”，增加实现旅游产业的振兴，那么，就是十全十美的“东京模式”了，因为东京缺乏具有历史底蕴的旅游资源，而且长期以来也从未特别重视过旅游产业。这个空白本来对日本来说是不难填补的。期待全球游客来到东京观赏奥运赛事的日本，现在恍然明白每个人都处在一种“涸泽之鱼，相濡以沬，莫如相忘于江湖”的尴尬境地，真正感受到人算不如天算。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引入了点燃奥林匹克圣火的项目，到下一届奥运时正好是一百年。圣火象征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在7月23日开幕式到来前，人们不会知道点燃圣火台的人是谁，但起码东京奥运的启示已经有了很多，其中，最大的启示就是尊重天命，顺从历史规律，回归自然，回归人本，回归原典，以此回归而建构奥林匹克文化与精神的新的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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