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对“合法性”有自己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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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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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篇

塔利班对“合法性”

有自己的认定标准

塔利班最高领导人之一巴拉达尔（Abdul Ghani Baradar）

【提要】

塔利班同二十年前相比，没有很大的不同，估计二十年后也不应该会改变。塔利班并不稀罕世俗政权的合法性，而是坚韧和耐心地谋求自己在全球伊斯兰运动中的地位和合法性。如果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去安抚和寻求合作，就要考虑能否通过他们设定的合法性门槛。

文：乡庐子夜

塔利班重掌阿富汗已成定局，人们现在更多关注的是它今后的走向，以及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评估和利用价值。一些国家出于自己实用主义的思维习惯，认为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塔利班在掌握政权后，也会从实用主义的角度适当进行政策调整，尽可能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和行为标准保持一致，以便达到维护政权的目的。他们期待成功夺取政权后，为了获得国际社会对自己合法性的承认和支援，会在外部压力下出现一个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塔利班。

这些期待是普遍性的。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呼吁塔利班改变过去的行为模式，与恐怖主义划清界线。这些都是例行的或者是无奈的表态，理应不必当真。但是仍然有真诚期待的。就在西方紧急组织大规模的阿富汗撤离行动时，英国国防参谋长卡特（Nick Carter）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我们得有耐心，要给他们空间成立政府，给他们空间展现公信力，或许这个塔利班，已经不同于人们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个塔利班”，“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个塔利班讲理多了”。卡特还用“乡下的孩子”（country boys）来形容塔利班，说塔利班并非一群同质性的人，而是来自阿富汗各个乡下地方的部落成员，依照普什图族（Pashtun）部落传统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过日子的老百姓。

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出于世俗和现实的考虑。但是，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期待，而且更多是赋予了主观的想象。作为一个神权性质的组织和群体，塔利班在选择生存模式时，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合法性问题，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合法性来源于伊斯兰教法。无论是面对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无法用所谓的合法性打动塔利班。塔利班有自己对合法性的认定标准。

就在阿富汗还极其混乱之际，主要领导人还未及返回喀布尔时，塔利班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不同媒体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性”地突出了不同的内容重点。有的媒体集中报道塔利班的代表宣称要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希望与各方保持良好关系，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繁荣，并承诺对阿富汗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和安全部队成员实施大赦，不会对任何人进行报复，允许女性工作和学习，等等。但是，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却报道了一个应该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塔利班宣称：“不会有什么民主制度，因为它在我们的国家没有任何基础。我们不会讨论阿富汗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这就是伊斯兰教法”。而且，塔利班根本不想让外界对他们有所误会，在最新一次记者会上更重申拒绝民主制度，而且不贪图世俗的权力。塔利班不会用“伊斯兰特色的民主”或“阿富汗国情的民主”去跟国际社会胡搅蛮缠，而是直奔主题，宣告一切政治和法律都被规限在伊斯兰教法框架之下。他们在这方面的立场是真正旗帜鲜明和不忘初心，而且不存在类似打左灯往右转的虚假宣传。这种罕见的坦率是相当可爱的。

他们是“乡下的孩子”吗？我们从电视上看那几个塔利班的发言人，除了没有西装革履外，都非常得体，英语流利，谈吐自如，有问必答，充满自信，没有任何紧张和局促，而那种被掩盖的风度翩翩，很可能会在今后逐一亮相出来。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原则的坚持和固守，将超出世俗社会的想象。而这种原则，关乎他们对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认定。展示在国际新闻媒体前的塔利班，现在和以后，绝不可能是“乡下的孩子”。

塔利班同二十年前相比，没有很大的不同，估计二十年后也不会有很大改变。塔利班有自己合法性的认定，这个绝对不受世俗利益包括世俗政权所诱惑改变。本来世人早就应该对这点有所了解，但可惜都有选择性的遗忘，所以就经常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整整二十年前，美国遭受的恐怖主义攻击并不是由塔利班发动的，而是同塔利班有着不同路线和历史的盖达组织（Al-Qaeda），这两个组织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但本身也存在理念分歧和利益冲突。问题是，塔利班在9-11之后庇护了盖达首领本·拉登，美国向塔利班发出最后通谍要求交出本·拉登。当时的塔利班其实已经掌握和控制了阿富汗，这种政权得来不易，面对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塔利班完全可以进行必要的利益平衡，不在本·拉登这一棵树上吊死，或者不再给本·拉登庇护，或者让他转移离开阿富汗，其中可以实行的选项非常多。但塔利班并不从自己的原则上退让，宁愿承受美军的打击，重新走上打游击的道路。塔利班以巨大的牺牲显示了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合法性，反而没有被美国消灭，并且日益壮大和发展势力，终于二十年后重新走上执政舞台。

在塔利班拥有如此主动权的情况下，他们在转型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处于“卖方市场”。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人们一直期待伊斯兰运动能出现适当的转型和改革。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唯一的短暂的希望，就是由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作为核心人物的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北方联盟最初由抵抗苏联入侵的不同民兵武装力量组成，它将很多曾经互相敌对的阿富汗的军事派别联合了起来，共同抵抗塔利班。马苏德出生于阿富汗名门望族，其父是前阿富汗国王查希尔统治时期的一名退休准将。马苏德本人在大学工学院学习，并很早开始反政府活动，具有相当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指挥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思想相对开放，愿意进行伊斯兰运动适当程度的改革和转型，而且重视建立统一战线。在西方几个大国和俄罗斯、中国来看，马苏德是国际社会同伊斯兰进行对话和交往的最合适人选。而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几个大国的认同下，北方联盟曾经出现走向转型的迹象。但是，在9-11事件前两天，马苏德遭塔利班暗杀身亡，所有的希望和期待瞬间消失。

北方联盟和马苏德之后，伊斯兰运动的转型已经很困难，可以说，整个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向现代社会的靠拢已经失去希望，而且眼睁睁地看着，9-11事件展现出的伊斯兰进攻姿态不仅没有任何收歛的迹象，而且越益扩大并向深层方面发展。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没有促进伊斯兰的任何转型。在美国前总统川普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之后，西方研究人员经过详细分析和观察，得出的结论就是，同二十多年前相比，今天的塔利班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人们没有特别的理由去相信塔利班已经有所转型，或者变得更加人道了。

作为伊斯兰运动中的原教旨主义的代表，塔利班之所以能存在至今并且屡有斩获，正是它具有被伊斯兰世界认可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塔利班必须坚持并愿意以任何牺牲作为代价的，这种牺牲包括失去对世俗国度政权的掌握，例如9-11之后失去阿富汗的政权。这种出于信仰和终极价值的固守，对世俗社会来说也许会很困惑和难以理解，但对他们来说却是大义凛然的。作为伊斯兰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塔利班有着自己强硬和排它的特点。“塔利班”（Taliban）这个词在普什图语及波斯语中的意思就是“神学士”。在所有宗教中，“神学”都是其中最保守和固执的一部分，因为神学是直接地反映宗教教义和原则精神的。宗教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它的纯真性是建立在保守的基础上，而不可能是什么“与时俱进”。塔利班的主要负责人都有严格的神学的经院式教育，而它的大部分成员也是当年阿富汗难民营中设立的伊斯兰学校的学生，因此以“神学士”为核心内核的塔利班甚至比盖达组织都讲究教义的纯真性。塔利班甚至从来不屑于与伊斯兰其他教派讨论或辩论教义问题，也不允许穆斯林记者就他们的法令或教义提出询问，或讨论古兰经的诠释。在塔利班统治中，他们根据对伊斯兰教律法的严格解释进行，例如公开的处决和鞭刑，禁止妇女工作或学习，强迫女性在公共场合穿上遮盖全身的罩袍，禁止西方书籍和电影和相关的生活方式（例如跳舞等），他们有专门的“宗教警察”负责执行禁令，违例者可被鞭打或私刑。

当塔利班以自己最原旨和最保守的教义为自己取得“合法性”后，他们就敢于与任何现代社会和文明模式进行对抗，篾视一切文化成就，并且不计后果。很多人难以理解塔利班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不顾国际社会的一再警告，炸毁珍贵的历史传统文物，包括巴米扬河谷中部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巨大佛像。这种佛像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构成对塔利班的威胁或不尊，他们之所以下手，就是根据伊斯兰教义中不能“崇拜偶像”的规定。其实，世界各大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有严格的禁止崇拜偶像的规定，那是对教徒本身灵修和心性的要求，而不可能出现炸毁其它宗教文物的事情。

因为有这种来自宗教而又由自己定义并且不容他者质疑的“合法性”，塔利班把自己的一切行为视为是“真主”赋予的使命，所以敢于跟国际社会挑战，篾视一切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而且根本不在乎外界的“说三道四”，即使失去世俗政权也在所不惜。这样，使国际社会难以与其正常地打交道。塔利班在有些情况下会同国际社会进行谈判或合作，例如他们曾同意在美国和中国参加下同阿富汗政府进行谈判，但是与此同时却继续进行宗教动员和扩大武装力量，从来也不减弱自己的进攻姿态。2018年在联合国召开援助阿富汗会议期间，塔利班发动了多次炸弹袭击，导致几百名阿富汗士兵伤亡。这就是一种变相的主权宣示。国际社会和驻阿富汗美军多次提出的停火谈判也遭到塔利班的拒绝。

假如说崛起的塔利班有什么转型的可能，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从恐怖主义转进成另一场具有革命性质的伊斯兰运动，就像伊朗发生过的那样，这才是真正能影响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的转型。塔利班在反抗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中都取得了胜利，在重新夺取了阿富汗政权之后，他们不会把这个胜利作为一个阶段的终结。他们与其说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一定的政策和新政，还不如说他们更关心自己在全球伊斯兰运动中的地位和合法性。攻占阿富汗总统府之后，国际社会不能认为塔利班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从此之后就可以按照现代社会的国际交往准则与他们进行交往或交易，各方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要把塔利班纳入到地缘政治中或大国竞争中进行搏奕，用世俗的礼品进行交换或建立针对他国的联盟。问题是，事情将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弄不好很可能就是在悬崖边玩危险的游戏。

美国应该是有切身的经验和痛苦的。冷战以后，美国同阿富汗的关系，包括同塔利班的关系，并没有重大的利益关系，在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阿富汗在地缘政治的敏感度也相对弱化，而且美国在中东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得以改善，西方世界同伊斯兰世界公开的和地缘政治上的重大利益冲突基本都在可控制范围内。凭心而论，至9-11爆发之前，外部社会从价值上和利益上已经难以形成对伊斯兰世界的侵害和威胁了。而伊斯兰社会因为原教旨主义引起的矛盾，大部分还局限在伊斯兰运动内部，国际社会也无从介入和影响。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盖达组织在塔利班的掩护下向美国发动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并且导致了此后一系列的反恐战争。

人们都说，二十年前的9-11事件改变了世界，但是，真正改变了什么？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不过就是生活不方便了，外出旅行如坐飞机处处要进行安全检查，等等。其实这都是形而下的。9-11真正改变世界的，是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受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公开质疑和直接挑战，这种挑战是侵入式的。冷战以后，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冲突已基本不再影响世界格局的重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长驱直入包括中东在内的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出现了迅猛的发展。尤其像麦当劳、可口可乐、爵士音乐和性感时装等蜂拥进入新开拓的市场，这对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派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已经预见到伊斯兰世界正在酝酿的挑战。亨廷顿当时指出了人类几大文明包括儒家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拉美文明等都有变成冲突根源的可能。其中，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关于“伊斯兰世界到处是流血的边界”的论断，后来实际上是不幸而言中。

从亨廷顿的眼光来看，伊斯兰世界与其它世界尤其是基督教文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的基础）的关系是充满矛盾甚至是风暴的。现代西方国家一般都已实行政教分裂，也不同世俗生活挂勾，但伊斯兰教始终政教合一，甚至以教规和律法主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历史上，伊斯兰文明始终比基督教文明更处于进攻姿态，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因此，当西方的世俗生活方式通过市场进入被伊斯兰认为属于自己的地盘时，就埋伏下了冲突的火种。面对西方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恐怖主义成了伊斯兰极端势力选择的唯一方法，而且效果非常强烈。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世界也对世俗化和社会堕落行为的反弹，因此美国等当时低估了像伊斯兰那种宗教的反弹力度和进攻性质。这样，从一开始美国等是处于非常被动地位的。在理论上或数字上，可以说美国的反恐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反世俗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伊斯兰同现代世俗社会的摊牌一直在进行，而且很不幸的是，现代文明的社会实际上处在被动挨打甚至败退之中。

这里一个主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塔利班不仅没有被彻底摧毁，而且逐渐壮大，一直跟美国军队周旋，静等着敌人的撤退，二十年后终于如愿以尝地回到喀布尔重掌政权。今年的9-11绝对是个非常诡谲的纪念日，美国是以反恐胜利的名义撤出阿富汗，但是当年主要打击的目标塔利班却毫无阻挡地进入首都。塔利班这种名副其实的胜利，刺激了全球伊斯兰运动的热潮，尤其是激励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教派、组织。据法新社报道，喀布尔沦陷二十四时内，社交媒体和网络上涌进或转发了大量来自伊斯兰“圣战”人士的宣传言论。观察人士认为，塔利班的胜利可能会在全球圣战分子中掀起一股欢呼声，因为他们从中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外国势力在阿富汗的最新失败，使人相信他们可以驱逐一个甚至像美国这样大国的外国势力，而塔利班通过战略、谈判和耐心并最终取得胜利，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复制的模式，激励其它从东南亚到北部非洲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而且很可能在9-11恐袭二十周年前后达到一个高潮。

本来，在伊斯兰运动中存在不同派别，近二十年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和批判，曾经造成极端势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化，甚至有可能使极端势力边缘化或失去共识的“合法性”。但是，塔利班的这次胜利，不但使全球二十年来的反恐努力付诸东流，而且造成了原本反恐阵营某种程度的分裂。喀布尔沦陷造成的恐慌性撤退和空前的混乱，形成了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的争执，共同对付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共识出现了链条的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链条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亨廷顿教授关于“伊斯兰世界到处是流血的边界”的说法，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诠释个案。

9-11之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其实是不对称的非常规战争，塔利班等恐怖主义组织实际上一直是相当游刃有余。这就是为什么塔利班重回阿富汗的原因。现在的问题是，塔利班并不对如何向世界交代感兴趣，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在伊斯兰世界地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二十年之后的今天，不仅塔利班得胜回朝，而且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已经崛起。这个现实使塔利班更加把自己的合法性问题放在首要考虑的地位。近年来，伊斯兰人口在原先属于基督教文化的地区迅猛增加，这种速度令人吃惊。五十年前，美国几乎没有伊斯兰教徒，但现在有已经超过六百万；英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只有十三座清真寺，现在已有六百多座；法国拥有六百万伊斯兰人口，一千三百座清真寺，有六百个伊斯兰社会组织。法国的穆斯林有专设的电视台和昼夜不停的穆斯林广播。社会学家们预计再过十五年，法国穆斯林人口将达到八百万。如今在欧盟国家，非伊斯兰的青年只占人口比例百分之十六至二十，而穆斯林青年比例是四十五至五十。

从宗教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其传播过程都是循序渐进的，最典型的世界上两大宗教佛教和基督教从产生到传播开来，历经几千年，而且一直不是全球性的。唯一例外就是伊斯兰教，它产生最晚却传播最快。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基督教等依靠传教而使人皈依，而伊斯兰教以家庭传承为主，他们的人口繁殖增长相当惊人。另外，在其它宗教日益世俗化的同时，伊斯兰以保持宗教纯真性出名，也就吸引了大量对现实世俗社会失望的人士。尤其令人关注的是，9-11事件后，伊斯兰在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令人不可思议，皈依信仰伊斯兰的西方人突然增多。虽然这种伊斯兰教的信仰并不都是与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有关，但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事实上还无法同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进行彻底区隔和划界之前，这种势头仍然是对像塔利班这样的组织是具有强大的激励和催化作用的。当他们在国际政治上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时，整个伊斯兰反世俗的倾向会越来越明显，甚至在教义上和道德上逐步迎合像塔利班这样极端组织。

观察塔利班的走向，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这个就会直接影响到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上，除非塔利班彻底地现代化并接受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但是这样塔利班就失去了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合法性。他们自己不会而且也不可能让别人设计这个陷阱。我们应该注意到，当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就宣布即将成立的新政府将以“埃米尔”为原则，即“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The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的国号，此前在塔利班所占领之地都悬挂和飘扬埃米尔国的旗帜。中文有时把“埃米尔”译成酋长国，但“埃米尔”远比我们所理解的酋长国更具有强烈和独一的宗教规限。目前有些伊斯兰国家已经逐渐采取了共和国称号，反而塔利班新建政权仍然坚持“埃米尔”，这表明他们仍然与世俗主义政权保持界限明确的距离，他们致力回归的是神权统治国家，即政教合一的“埃米尔”式的统治，由少数宗教领袖对国家进行统治和监护。

更进一步分析，“埃米尔”的统治实际是以“沙利亚法”（al-Shari‘ah law）为治国的核心，而且也是整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肯退让的核心价值。“沙利亚法”在阿拉伯语中就是把“宗教规定的一切”作为所有人“应该遵循的正道和常道”，其中的命令和训诫一般都来自古兰经。“沙利亚法”实际上把每一个穆斯林必须遵行的宗教义务和道德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化了，所以具有强力和不可违抗的性质。塔利班一直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全面废除原阿富汗政府制订的世俗法律，推行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沙利亚法，以宗教法庭处理案件，法官由毛拉担任，以此监控人们的行为，包括限制女性的权利，烧毁公立学校、图书馆和计算机实验室，允许砍手、鞭挞、活埋等私刑。塔利班在旧政府不战而溃逃之后，已经不存在任何政治协商的必要，一个极端的以“沙利亚法”为核心的神权政权就是国际社会必须面临的现实。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际社会在评估塔利班对地缘政治方面影响时，不能与他们在国内执政的性质隔离开来。从根本上来说，塔利班不在乎通过世俗政权展示自己的合法性，而是在伊斯兰运动这个大的框架内，以自己教义的纯真性和进取性达到合法性的认可。而这个伊斯兰运动是超越世俗国界的。正因为是超越世俗国界的，塔利班一直进行的“圣战”具有某种意义的“国际主义”呈现。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性的伊斯兰运动都可以见到塔利班在其中操作的身影，除了9-11恐袭中扮演的角色外，全球近年来发生的伊斯兰恐怖袭击活动，许多都有塔利班的介入，因此塔利班不可能真正放弃对外输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且，经过这次从美国撤军中成功夺取阿富汗政权，塔利班在全球伊斯兰运动中话语权空前得到加强，相比盖达组织和南亚、中东其它类似组织，塔利班重新掌权后要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出，可能更具有成功的概率。由于长年进行游击战争，同世俗世界进行对抗，塔利班在可预见的未来在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能力很快会被质疑，但他们会把伊斯兰世界关注的重点引向意识形态的输出，转移社会注意力，这是扩大自己合法性最合乎逻辑的判断。在全球性的伊斯兰运动中，塔利班主义的崛起将是一种可预见的事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重新组合已经不可避免。

塔利班主义很可能取代原先其它极端势力组织，重新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影响。尤其在疫情过后的“后冠时代”，塔利班对世俗世界的挑战将会日益主动和迫切。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欧洲和中俄两国，假如想通过对其经济援助或合作改善关系，从而增加地缘安全系数，很可能是一厢情愿。塔利班也许需要这些，但不会成为他们的终极目标。以复兴伊斯兰光荣为使命的塔利班，只要准备妥当，一旦有机会还是会走上盖达式主动发动圣战之路的。9-11之前，美国本身与伊斯兰的矛盾不是很深，起码没有到达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是盖达仍然摧毁了纽约两座世贸大楼，那是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象征。西方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是通过全球化进入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无论是可口可乐，还是麦当劳、比基尼泳衣，或者各种类型的奢侈品、化妆品，以及电影、舞蹈、音乐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都把它视为一种文化的侵略，是对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挑衅。这就是9-11恐袭的背后深层原因。

现代文明的全部模式，尤其进入全球化之后，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始终是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视为洪水猛兽的。本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直至极权主义的划分，但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认定中，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他们那儿是综合成一个整体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区别，现代文明的世俗生活方式就是他们要共同对付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当国际社会要以传统的地缘政治处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时，在塔利班那儿就要经受他们“合法性”的审核和反应了。美国、俄罗斯、欧洲和中国，在塔利班重掌政权后，都在谨慎观察和评估在阿富汗新政有可能出现的变量，以及如何填补地缘政治的空白。尤其中国多年来一直把中亚视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路径版图，而大家都很明白，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一带一路”，途径的不但是物质产品，而且也有无形或有形的文化产品。这些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其中许多都会被塔利班认定为世俗文化的传播和输送。再加上中国本身在处理穆斯林问题上不可能与塔利班有完全一致的标准，所以这里就有形成新的意识形态较量甚至对抗的可能。阿富汗社会的底层基本是民族和宗教的结构，而且相当复杂，其中三个主要民族普什图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吉克族都是跨境民族，而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的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塔利班的胜利有可能形成一定地区的中心影响。因此，塔利班所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眼里也许是“一带一路”的最佳路线，但在塔利班的眼里，可能更是伊斯兰塔利班主义的“生命线”。中国在中亚的地缘政治中，所有的决策和选项都是出于实用理性和现实主义的目的，中国以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经济诱惑和经济压力交替使用，此前在中亚可以形成一定的地缘安全的优势，但在塔利班崛起之后，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讨价还价，而是面对塔利班持守的“合法性”，如何能跨过他们的门槛了。塔利班绝不是省油的灯，不是那么容易讨价还价或交易的。当年美国以远比中国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尚且无法把阿富汗成功拉回到现代文明世界，这里存在的文明沟壑和对立实在是不容忽视的。

9-11事件后，人们发现一个很奇特的情况，那些加入自杀攻击的“圣战士”，许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有着优渥家庭背景，不存在缺衣少食的情况，假如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应该是令人羡慕的有产阶级。但是，他们却自豪地选择了以身殉道的人生目标。他们很轻易地被洗脑，他们也以自己的说教和行为洗别人的脑。这就是真正信仰的力量，也是真正意识形态的力量。在塔利班与整个世界的对抗中，是信仰和世俗的对立，是终极和现实的对立，是此生和永生的对立，是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对立，是人间和天堂的对立，是神的国度和人的国度的对立，所以，在诸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道等价值方面，他们根本不屑于与现代社会进行辩论。伊斯兰在信仰上那种殉道的执着，一直引起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和分析，甚至连米歇尔．福轲（Michel Foucault）也十分着迷，两次访问伊朗亲自观察。因此，以现代文明为主的国际社会，如果不了解伊斯兰这种信仰的力量，而是继续用传统的地缘政治来同未来的塔利班打交道，很可能会陷入一定的盲区。当今世界的许多信仰其实是伪信仰，意识形态也是伪意识形态，在精神和社会的动员方面远不如伊斯兰，这就有可能造成对塔利班盲目的期待和误判。塔利班不稀罕也不会向世俗的国际社会寻求自己的“合法性”，他们重视的是自己在伊斯兰运动中地位的合法性，而且可以为此而采取任何极端的手段。外人如果没有感同身受地去体会伊斯兰的信仰，尤其是极端伊斯兰教的内核，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以后塔利班可能会做出的事情。

《纽约时间》阿富汗之变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