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美利坚寻找“中国基因”——关于民族主义的一种遐想

《纽约时间》出品

欢迎转载，请规范署名，添加公众号名片

专栏 | 子夜@北纬49゜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纽约时间》立场。

第 37 篇

我从美利坚寻找“中国基因”

——关于民族主义的一种遐想

【提要】

用“基因”作为民族主义的武器，不但很无聊，而且很危险。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战争，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由，许多都是潜埋着种族“基因”的追根。纳粹德国是一个极端个案。反对种族主义的武器只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和普遍伦理，而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以种族辨识来构建的，这恰恰与种族主义异曲同工。“基因”这个东西不好玩。许多东西从“正义”到罪恶，转换起来都是瞬间的。

文：乡庐子夜

进入十月，温哥华的天气非常凉爽，风清日朗。很久没有在院子里闲坐，于是这天早上拿了一本书闲翻。平时真正读书时间不多，只是喜欢“翻”书。书名为“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作者是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人，全书共有六卷，很厚，从来没有完整读一遍，只是写作时需查史料才翻一下。书的第一章是“孤立世外的美洲”，因为是讲远古美洲最初如何被发现的，这从来不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以前读时都会略过。这天不知怎么，想从头读一下。

就这样读一下，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激动。

先根据书的开头描写作一个简述：距今二万五千年以上不到四万年的一个夏天，在西伯利亚最东面，北极圈以南约三十英里处的海角——巍峨的迭日涅夫角上面，突然出现了一群蒙古族野蛮人，他们艰苦跋涉至少三千英里，背后有敌人追赶，在这里向白令海峡东南眺望，清楚地看到了在离他们只有二十三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穹窿形的岛屿。于是他们把所能弄到的木头和水上漂流的树木捆在一起，或者窃取了当地土人的一些独木舟，终于摆脱了身后的追击者，渡海登上了我们所称的大代奥米德岛。这些“并非意识到自己担负着天命的拓荒者们，又继续航行直至来到今天阿拉斯加的最西端”。作者说，阿拉斯加对这些蒙古族移民始祖来说是天国福地，“我们的殖民者如此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新的家园，以致于竟完全忘却了故乡，他们从来也不曾想到要建立一个‘戈壁沙漠人后裔的社会’”。——这些人就是后来北美的原住民。

这不是美利坚的历史，这是作者的想象，只是一部严肃的历史书开头的楔子，是“言归正传”之前的即兴发挥。但是，北美印第安人是从亚洲大陆通过白令海峡进入北美大陆，这是大多数史学家认定的一个史实。

这种历史描述已行之多年。我之所以有些激动，实在是这几年耳濡目染了许多因“政治正确”而衍生出来的“历史新说”，就是从历史现象中发掘一些细节，然后构编出一种有新闻效应的“重大发现”。我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历史”机遇，但是，今天机会不就在眼前吗？从逻辑上来说，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最早的居民就是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就是从亚洲过来的蒙古人，而蒙古人就是在中国的北边，那么，先不管蒙古人是中国人的后裔，还是中国人是蒙古人的后裔，仅从人类学角度上说，说美利坚具有“中国基因”总比“欧洲基因”更有说服力吧？以人类学的基因理论作为垫底，再寻找些近现代历史上中国人在美国的活动事实，例如，参与了早期加利福尼亚州金矿的开采；参加了中央太平洋铁路横跨美洲大陆铁路西段的建造工程；开发西部过程中，在农业、捕鱼、服装、鞋靴、烟草工业等方面，都曾作出了贡献。说美利坚的早期历史中，从一开始就循环着华人的DNA，有华人的“建国基因”，这种说法具有高度的政治道德感和正义感，谁敢质疑？

这是读书过程中，一个在自家小院里突然萌发的“伟大的梦想”，也许我可以发明一种叫“美利坚的中国基因”的理论，弄不好就可以成为反对种族主义的强大武器。在反对西方人的种族主义中，尝试一下如何从一种“发明”和假想中，去完成一种民族主义的叙述，既很好玩，又可以做得一本正经。这事做起来很简单，从完成史料的拼凑，再加上道德的旁白，包括华裔在海外的悲惨叙事，如何从“美利坚的中国基因”获得自信和勇敢，是一种何等完美的把假设变成真实的宣示！靠假设吃饭，并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成本更低的民族主义游戏了。

这种“中国基因”本来与加拿大无关，因为当“蒙古人”登上大陆时，现在加拿大这个地方还是冻土层，他们直接穿过而去到了中南美洲。但是，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小院子里凭空发明一种理论，“不吹白不吹”，连风险评估也不必做，因为绝对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会跟我这种穷极无聊的逻辑进行“学术商榷”的，至少不会对簿公堂的吧，这就有了有一定的安全系数。然后，环顾左邻右舍，左边是一家匈牙利人，右边是一家本地白人，过了后面小巷有几家印度人，心想，他们也许没有心思去做“加拿大的匈牙利基因”“加拿大的印度基因”的探索，否则这“美利坚的中国基因”会碰到不少竞争对手的。

由于这样的一个刺激，我开始从网上搜索，期待找到为“美利坚的中国基因”一说辅证的材料，结果，突然之间变得很失望，因为关于美洲印第安人同古代中国存在的相关性，早就有传说和假想，也有人就此做过文章。一百年前康有为到美洲访学，曾在诗文中说，“遗民似是自华来，南北美洲皆吾种旧地”，他认为美洲的印第安土著就是来自古代中国的后裔。但是，来自君主政体的他，当时眼见美利坚的社会因“迷信共和”而弊病丛生，有的大城市简直成为“黑暗政治之渊薮”，而他早已著作等身，似乎不屑去作什么美利坚“中国基因”的发明了。后来，也有不少人曾认真地寻找古代中国和美洲的关联，很多人都相信，美洲原住民的远祖在大约一万年前，从今日的西伯利亚渡过白令海峡，当时的海平面很低，有陆桥出现并连接两个大陆。这个说法已经同上面提到的莫里森等人的说法有差异了，但共识是至少从那时一直到北欧维京人于公元十一世纪抵达美洲的这段期间，没有其他探险家或开拓者来过美洲这块土地。据说，有的印第安人曾向中国学者介绍，他们的祖先不但来自中国，而且还具体指认是“殷人”后代，在美洲则发现了相应的石刻文和中国象形文字。有的研究人员称，从一些文物与针对印第安人的DNA研究表明，古代中国与美洲确实存在相关联的联系。

这些固然不是我的发明，但是，以美利坚这个世界强国作为对象，针对它指名道姓地宣布“中国基因”，在现今这样充满种族主义的氛围中，用小聪明迎合世界大潮，自己感觉应该得到满堂喝采的。然而，仔细想想，却又怕把事情弄大了，因为我发现，事实上不但北美洲，而且世界各地，只要有考古活动，一般都能找到与古代中国相关联的遗迹。俗话说，凡有海水的地方都有中国人，这满天下中国人到处生存和发展，作出贡献的岂止在美利坚？如果按我的逻辑，应该是这全世界就是“中国基因”的天下，人类学就会出现一场大的颠覆和革命，全部历史和科目都要重写，于此，实在不敢想象这是一种我们华夏子孙如何能承受的荣光。

这个时候才隐约感到，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想在“基因”问题上标新立异或著书立说，可能不是什么好玩的事。《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在简短介绍（总共不到二十页）远古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后，最后特别强调：“尽管他们有这一切不足之处——特别明显的是在政治方面，美洲印第安人却是一个伟大高尚的种族，我们这些欧洲裔或非洲裔的人是以认他们为祖先而自豪的。他们并不是野蛮人，我们曾经将他们当做野蛮人来对待，我们为此而感到羞愧”。

这本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政治正确”的警示，但作者仍然知道此类问题的敏感性和安全性，所以专门加了这一段。但对我来说，作者把欧洲裔和非洲裔放在一起，是非常有意思和微妙的，也就是说，白人和黑人共同要对印第安人曾经有过的历史承担责任。

欧洲裔和非洲裔？问题到了这里，事情突然变得更复杂了。当我正在千方百计从美利坚寻找“中国基因”时，发现我们有些同胞这些年来一直在认真从中国人身上去寻找“非洲基因”，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说服人们不要歧视黑人。这几年黑人大量进入中国，因为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同而出现不少冲突，所以试图从基因方面寻找理据去劝导。这种煞费苦心，比我那种从美利坚寻找“中国基因”的动机单纯多了，起码他们不是为了出风头。事实上，从多年来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这远比“美利坚的中国基因”来得更实在和更有现实意义。因为，科学家针对人类基因的最新研究表明，人类事实上共同拥有一个古老的迁徙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所有人包括中国人都是在六万多年前走出非洲的祖先的后裔，第一批现代人类在约四万五千年前冒险迁往当时仍被冰雪覆盖的欧洲，并途经中东和阿拉伯半岛。而所谓跨过白令海峡前往美洲大陆，是以后的故事了。

麻烦在于，按照莫里森等人的说法，美利坚的黑人和欧洲人一样是要对印第安人感到“羞愧”的，那么，中国人所具有的“黑人基因”，是否要有连带的责任呢？假如这种事扯不上边，那么我凭空谈论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的“美利坚的中国基因”，又有何意义呢？

人类学是一个很复杂的学科，在作为政治或社会问题中的民族主义的讨论中，不是我们信手找来一个说法就可以成为武器的。人类学会用DNA来研究人类的起源、迁徙和民族融合等的课题，往往是通过检测一个人的父系Y染色体去了解相关种族的祖源以及迁徙路线。对于现代人的起源，虽然学术界有很多理论，但主要还是集中在“非洲起源”说或“多地区起源”说，两种假说都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的东非直立人，然后走出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但多地区起源学说则认为是由各地的非洲直立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东亚直立人各自独立进化到现代人类的几大人种，而目前考古成果一般都支持“非洲起源说”。

问题是，民族主义式的自恋，有一种回避实证的天然本能。如果说真正进入到人类学的专业观点中，那么人们很难找到美利坚有“中国基因”的实证支持，反而俄罗斯从地域和历史上比中国人更接近蒙古人种。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俄罗斯人对于所谓“蒙古基因”是敏感和抵触的，尤其是那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一直斥责俄罗斯具有蒙古血统是一个谣传。但是，考古学家偏偏就不断拿出最新研究成果来惹俄罗斯生气，例如，来自哥本哈根的研究团队对旧石器时代晚期西伯利亚远古居民的基因进行测序研究，从中寻找和探索人类早期的分布、迁移情况，结果显示，卡利吉亚纳印第安人（ Karitiana Indians）是基因最接近古西伯利亚人的现代民族，而专家据此认为，这些资料证实了部分美洲原住民起源于西伯利亚的假说。至于人类学方面，基因统计结果显示，现代俄罗斯人中一半人有蒙古基因，总的基因比重中，俄罗斯人基因序列中有百分之九中亚基因和百分之二东亚基因，这种情况在西欧是基本不存在的，而这些基因很显然是蒙古西征时带来的。于是，我们绕来绕去，假如说从白令海峡穿过来的就是蒙古族裔的话，那么，“美利坚的俄罗斯基因”说法将比“美利坚的中国基因”更具说服力。而且，目前的阿拉斯加原先就是俄罗斯的领土，在今日俄美两国对抗的大背景下，假如也援引“美利坚的俄罗斯基因”，不但会在政治上带来很多精彩故事，而且会给国际政治格局也带震撼力。但是，奇怪的是，没有人为此而激动和做文章，或者说，没有人会玩这种无聊的把戏。

事情到了这一步，实在不知道我如何能把“美利坚的中国基因”拿出去推销，首先的一个直感是：“开什么玩笑？”我们一直把美国黑人视为受压迫者，与白人有一种政治辨识中的强烈区别，甚至有人提出要学习黑人用强烈的抗暴手段反对种族歧视。现在从主流方面“欧洲裔和非洲裔”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谁是谁的“基因”，似乎有些打乱仗了。

我们肩负着伟大的反对种族主义的使命，看来要在基因上面做文章是很有风险的。实在来说，华人在十九世纪进入美国并在这块土地上奋斗和贡献，并不是因为同印第安人有着多少万年前相同的基因，而不远万里去“基因团聚”，或者让印第安人（现在似乎又要包括黑人了）认祖归宗，反而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到北美去“讨生”的。后来的大量华裔移民至美国，显然也是这样，他们是到一个新大陆去寻求自己的梦想，同基因什么的根本无关。同其它少数族裔一样，华裔在美国受到的种族歧视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十九世纪的“排华法案”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猖獗一时的种族主义迫害，至今令华人记忆犹新，甚至有严重的创伤后遗症。现在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族裔的境况比起半世纪或一世纪以前来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种族主义仍然存在，对包括华裔在内的种族歧视一直存在，这是需要长期应对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关键，就是我们如何从悲情中走出来。中国在古代多次出现盛世，而近代以来的外患内乱，包括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挫折，国民形成了一种时而自大时而自卑的心态，经常在自大和自悲之间来回摆动，华裔的民族集体意识中的深层或潜匿的矛盾就会形成思想上分裂。我们不但会用久远历史中的荣光来安慰和抚平自己，也会在面临外族的歧视和欺负时用它来作为精神和文化的反弹。动辄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寻找来自中国的基因，其实也是思想深层的反弹意识，即来自“文化创伤”的反弹。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种“中国基因”从染色体的组合一直延伸和幅射到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实际上也是我们本身文化中的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思维模式。例如，我们会一直沉浸在四大发明中，这本无可非议，但如果把它作为“中国基因”而回避现代文明的各种转折性创新和创造时，还是折射了潜在的一种民族情绪。一般来说，我们在人类学用人种起源假设虚晃一枪之后，更大量地会用“文化基因”作文章，这还是有许多实证例子的。

大概在二零零三年，那时我同国内文化部合作，在温哥华与朋友策划了一次中国古代科举文化的展览，其中有以真人比例制作的考场实景模型，这种展览在北美应该是第一次。这事过后不久，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长姜洪老友来访，这老兄对英国历史相当熟悉，笔者关于英国王室文化的一些看法就是从他那儿得到启发的，此前几篇文章已有提及。在那次闲谈中，他谈到科举考试一般人都只有“八股文”的印象，但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朝廷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最大特点是不分等级、出身和贫富，在封闭式的考试中公平竞争，以匿名方式择优录取，连要饭的也可以参加，一旦金榜题名，则出相入将。他说，英国在十九世纪建立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文官制度，就是引入了中国的科考制度，这种文官制度在西方许多国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事讲得令人兴奋，由于自己参与了科举展览的策划，所以只要有机会便会宣传现代西方文明中有“中国基因”。但说多了就引起一些朋友的“商榷”甚至质疑，毕竟科考有很多弊病，形式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平等，中国古代官场的腐败更是举世皆知的。有朋友说，英国文官制度对中国科举制度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一开始就试图把日常行政独立于政治，公务员只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官僚系统，这同中国古代政客和幕僚利益捆绑在一起，甚至官场近亲繁殖等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差别，似乎在我的“中国基因”中被选择性地忽略了。

这年头玩什么是什么的基因，似乎成了时髦的思维模式。这里可能有个奥妙，就是DNA这种东西是非常具体和细节的科学术语，都是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在显微镜下埋头研究的专家们的事情，他们根本不会理睬我们这些连染色体有多少个组合都弄不清楚的人到处发表“基因”的高论，所以这种“基因”的游戏没有专家出来纠错，会玩得越来越兴奋，甚至一本正经满脸严肃大义凛然，连“托儿”也是全然庄重的神色，甚至眼中有泪花。而且，这些东西越玩越会玩出层出不穷的花样，今天一个“基因”明天一个“基因”，好像是这几年经常容易闹出的热血沸腾的故事。像所谓“美利坚的中国基因”这种创意，由于兹事体大，或者太过夸张，包括我本人在内真正想玩的不会太多，但拿咸菜、馒头、炒饭、服饰、节庆等作为对象，去寻找它的起源“基因”并引发不同地域的唇枪舌剑或对簿公堂，却是这些年许多人乐此不疲的新闻。假如这些“基因”争夺跨出国界，那又成了民族大义的壮举。例如，关于泡菜之争，牵动了中韩两国民族主义者的敏感神经，让外人看得莫名其妙。稍微冷静查一下，中国泡菜是一回事，韩国泡菜是另一回事，谈不上是谁偷了谁或“文化挪用”了谁。把大白菜、辣椒粉拿来作一个“基因”检查，相信无中韩之分。令人欣慰的是，此类事从来未曾出现在外交照会上或发言人口中，显然这些都是不屑一提的，否则全世界的外交官都要累死。

即使从文化来说，都是在交流和磨合中不断发生异变和互渗的，非要强行对某一种东西认祖归宗，这种穷极无聊的行为，既会弄得鸡飞狗跳，也会使自己不胜烦恼。有时为某一项“考古”发现欣喜若狂，但随后又有新发现使自己黯然失色，徒增了让人看笑话的戏码。

现代社会中在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时，在使用种族基因时是非常谨慎的，很少有人会随意把种族的基因作为政治观察的依据。因为，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事件，利用基因等种族辨识作为工具的，都是出自种族主义者，包括纳粹德国这样的种族灭绝主义者。因为一旦以“基因”作为问题提出，就使他们所有的反人类、反人性的罪恶都有了合法性的依据。

历史学家杰里·伯格曼在研究纳粹德国历史中发现，一些纳粹头目和著名的德国生物学家在著述中都曾披露，达尔文主义对纳粹种族政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希特勒对人类基因库尤感兴趣。希特勒政府制定种族灭绝政策时，十分倚重包括斯宾塞（Spencer）和海克尔（Haeckel）在内等人的达尔文学说，纳粹政权的一项核心政策就是制定并实施旨在保护“优等种族”的政策，禁止“劣等种族”的人与被判定为优等种族的人通婚，以减少对优等种族基因库的污染。“优等种族论”最后登顶成为“终极方案”，致使大约六百万犹太人和四百万其他种族的人惨遭屠杀。伯格曼的结论就是，以人种基因为主要内容的达尔文主义，就是纳粹主义和种族灭绝主义的万恶核心，所以我们必须看懂历史避免让它再次重演。

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有时往往是咫尺之遥，种族主义的极致就是纳粹的种族灭绝。基因问题不是好玩的事情。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战争，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由，许多都是潜埋着“种族”的因子，纳粹德国是一个极端个案的历史事件。即使以反对种族主义为由，也不应轻易从种族基因中寻找自己的论述优势，否则会很危险，因为许多东西从“正义”到罪恶，转换起来都是瞬间的。原本民族主义者为维护本民族的自主权利如语言、生活和社会习俗都无可非议，但一旦形成排它性，针对其它尤其是特定民族时，就会形成一种对周边或所处环境的挑战甚至颠覆。

例如，在这个世界仍然存在各种歧视和偏见的情况下，我们难免会有不少民族情绪，但如果把握不了一定的“度”，这种民族情绪就会默化成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一旦走火入魔，也就离种族主义不远了。在民族或种族问题中故意突出“基因”，实质上就是在政治活动中引入超越现实的民族辨识机制，这就是至今为止所有因民族问题引起冲突乃至战争的思想根源。这里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许多民族主义的表现，往往就是在反对其它民族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动力下进行的。诸如“美利坚的中国基因”这类口号能提出，也是以反对种族主义的名义而为自己设置合法性。这就有可能造成自己的异化。华裔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种族歧视，而种族主义最大的根源就是族裔区隔即族裔辨识的思维，这是问题的要害。反对种族主义的有力武器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和普遍意义的伦理标准，诸如“基因”一类的族裔辨识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思想基础，从反对种族主义走入种族主义实在是很常见的一种行为逻辑。

用“基因”去进行“我们”和“他们”的民族辨识，是很让人纠结的。我们许多人其实经常喜欢在人种和基因上讲太多故事，结果总是不断给自己造成尴尬，就像鲁迅说过的，“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我们文化中对人种和民族的基因辨识习惯，其实是一直存在潜意识中的，包括对黑人等族裔的口耳相传。不仅是对外族，即使在本民族内，各种因辨识而形成的明目张胆的歧视和凶残，例如半个多世纪前的“血统论”，就是从血统辨识延伸到政治的迫害。许多过来人应该是记忆犹新的。

那个早上，因为突发“美利坚的中国基因”的创意而激动了一下，但思前顾后，最终还是觉得未免荒谬。《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那本浩浩六卷的巨著，如果有时间认真从头到尾看一遍，这才是正经事，虽是一家之言，实证材料肯定是少不了的。再翻到全书目录，才发现书目背后有作者引用罗伯特·弗罗斯特《断然奉献》的诗文：

这片土地先属于我们，后来我们才属于它。

它成为我们的土地已有一百多年，

然后我们才成为它的人民，它原本属于我们，

不论是在马萨诸塞，还是弗吉尼亚；

但我们却属于英国，仍算作殖民地居民，

占据着我们尚未领有的东西，

被我们现已不再占据的东西领有着。

我们有所吝惜，因而软弱无力，

后来发现，我们是在吝惜自己，

没有奉献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我们立即在献身中得救。

我们毫无保留地断然献出自己

（献身契就是那无数的战绩），

呈现给茫茫向西开展的大地；

它却依然质朴无华，不为人所知悉，

它过去原是这样的，今后也仍将如此。

把这段话放在全书的引子，也许莫里森等人有自己的反思和顿悟，人们不应太吝惜自己的过去和所有（当然也包括基因），而是要“奉献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呈现给茫茫向西开展的大地”。莫里森等人好像应该对人种和“基因”不怎么感兴趣的，他们不会把自己随意往前一直追溯到从非洲走出来的，这不是他们害怕有什么考古结果，而应该是他们没有时间那么无聊。那块土地曾因“种族”发生过许多战争，如英美战争、英法战争等，在我等这辈看来，都是天大的事情，但在历史学家莫里森等人的思维里，大家最后还是要生活在这块共同的土地上。我想，现在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法国人等，他们之间的基因都不会比与中国人的差距更远，他们之间都打过仗，反而至今基本没有同中国打过仗（韩战时是以“联合国军”名义），所以“我们”的事情总不应会变得比英国和法国更差。如果要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在基因的问题上实在是做不得文章的。

华人移民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如今时空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华人移民都是经过自己评估并从自己利益出发作出的选择，理应对自己选择的国度有一种期盼和信心。种族主义或种族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除了美国的华裔需要面对，在亚洲、欧洲甚至非洲都有同样的问题，因此我们无法在全世界遍地寻找“中国基因”作为武器。政治层面上表露出来的种族偏见，归根究底还是要指向人性和人心的黑暗面，这本来就是一个古老和久远的话题。用民族主义是反不了种族主义的。无论如何，在全球化年代，人类文明的进步所引发的价值的普遍性和更高的检视标准，在政治层面上比较容易剥落种族主义，剩下的人性和人心问题，就需要时间和智慧，靠一阵一阵的激动，或指望一夜醒来这世界变得突然干净了是不现实的，还是应该像罗伯特·弗罗斯特《断然奉献》中所说的，不管基因如何，让我们先属于这片土地再说吧。

子夜@北纬49゜往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