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宝贝”为什么不能优先打一针？|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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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篇

人民的“宝贝”

为什么不能优先打一针？

【提要】

冰球是加拿大的国球，球员是“人民的宝贝”，或是“国家的英雄”，但是，他们却没有资格获得疫苗接种的优先权。疫苗问题在加拿大变得比在美国还要敏感。北纬四十九度一南一北对疫苗两种不同的态度，可以让我们观察所谓“信任”和“公平”的问题。

文：乡庐子夜

由于变异病毒的出现，新冠疫情处在一个最黑暗的时刻，但是人们仍然在期待黎明到来。其中，经历了两个多星期“全军覆没”式的隔离后，温哥华加人冰球队终于被允许复出，宣布在本周五（四月十六日）重新投入赛事。然而，不但此事引起争议，而且这些天因为一个小小的Puck，再次突现了北纬四十九度一南一北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观感。

Puck就是冰球运动员击打的那个小小的胶木球，每年因它而牵动无数人的喜怒哀愁。尤其在加拿大，除多伦多外，几无NBA、MLB、NFL这样引人注目的赛事，而国家冰球联盟NHL的冰球，就成了唯一能引起加拿大自豪和激动的赛事。加拿大冰天雪地乐趣不多，而像温哥华这样的城市，又因太平洋暖流，每年冬天湿雨连绵，无处可去，观看冰球赛事就成了生活一部分。去年季赛事因新冠疫情突然中断，新季赛事又延至今年一月才开打，人们愁眉不展的脸上终于有了一种舒展或期待，生活突然充满了一种生气。但是，疫情仍在继续和漫延，人们心里总是有一丝忧愁。果然，在其它几支球队陆续传出个别球员检测呈阳性后，温哥华加人队终于难逃一劫，几天内全队二十五人检测呈阳性，包括三名工人员在内。一支球队正式名册总共才二十三名，可以说是整个NHL第一支全军覆没的队伍。加人队是大温哥华区乃至整个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人民的宝贝，这个打击显然是很痛的。

冰球是加拿大的国球，球员是“人民的宝贝”，而NHL成功球员有可能是国际赛事中代表加拿大出征的，又是“国家的英雄”，他们没有资格获得疫苗接种的优先权吗？NHL北美冰联三十一支队伍中，加拿大总共才七支队伍，总人数不超过二百人，全接种了也不过是加拿大人口的二十万之一。问题是，本赛季是今年一月才开始打的，而在去年十二月份时，加拿大已经开始实行疫苗接种计划，这些“人民的宝贝”和“国家的英雄”不能先打一针吗？

答案：是的，他们无法先打这一针。当去年十二月宣布疫苗研制成功并即将投人接种时，NHL管理高层理所当然地首先想到要为球员接种疫苗，并且提出联盟用“私人”方式购买疫苗，但马上引起了一场风波。在一次电视访谈中，主持人向疫苗厂商辉瑞，提到NHL表示正在考虑为所有参与2021赛季的球员私下购买新冠疫苗，而加拿大辉瑞公司总裁Cole Pinnow“旗帜鲜明”地表示，辉瑞公司坚持确保将疫苗给最需要的人接种，而政府部门最适合做这样的计划和安排，辉瑞不会将疫苗卖给NHL之类的私人机构。作为辉瑞疫苗的老板，他很大体地说，辉瑞公司已经承诺并根据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建立了全球供应计划，政府会找出分配产品的最佳方法。我们很高兴看到它们先选择了最脆弱的人群，像我这样的普通加拿大人将耐心等待，直到疫苗准备就绪并可供我们使用为止。

结果，NHL被媒体骂惨，说他们想“夹塞”优先接种疫苗，而Global News专栏主持人更痛骂NHL“贪婪”，说政府怎么会将这种珍贵的疫苗优先投向运动员，而不是长期护理机构的居民和有疾病的弱势人群？可怜的NHL官员遭了一身腥之后，马上改口说联盟要等到满足其他最需要的人之后再购买疫苗。

诡异的是，在加拿大第一批接种计划中，没有“人民的宝贝”冰球运动员，但却有关在监狱的囚犯，他们被列入优先接种的名单里，第一批囚犯接种人数是全部冰球运动员的三倍之多。这也许会引起舆论大哗，但照章办事就是加拿大的一种文化，没办法通融的。

加拿大政府设定的疫苗接种计划，从联邦和各省做法稍有不同，但是基本原则就是一个，即联邦层面制定的“国家伦理框架”（national ethical frameworks），而从各省来说，例如笔者所在的BC省，就是依据国家伦理框架和本省疾病控制中心的COVID-19伦理决策框架，以此原则平均分配给居住在本省的民众，即“坚守一个合乎伦理的做法去分配疫苗接种的阶段”。在这种原则下面，疫苗接种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免费向民众提供，二是根据不同人群所处状况按阶段实施接种。正因为是免费，所以财大气粗的NHL提出要用私人购买疫苗的方法便引起了众怒，因为他们担心此例一开，任何有钱的人都可以仿效进行私人购买，使“免费向民众提供”的政策遭到破坏。事实上，后来加拿大联邦卫生部长哈杜（Patty Hajdu）在被问到此事时表示，联邦政府其实是不能阻止私营公司直接从制造商购入任何批准的新冠疫苗，而且也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阻止私人公司以按合同形式，购买已批准的疫苗或正研究待批的疫苗。从法律上看，无论是NHL，还是辉瑞等疫苗制造厂家，都存在各种变通的空间。但是，后来NHL吓得不敢再提此事，证明了在加拿大舆论和伦理的力量是绝对空前强大的，在人命关天的时刻，这种一针一针的计较应该就是常态。

疫苗问题在加拿大变得比在美国还要敏感，这里有一个背景的差异，就是北纬四十九度一南一北对疫苗是两种不同的态度。我们发现，同世界其它许多国家领袖一样，美国总统拜登率先打疫苗并上了电视镜头，而加拿大总理特鲁杜却至今尚未打疫苗，成为当前主要大国中极少数没报道打过疫苗的国家领袖之一。因为在美国，是否接种疫苗在民意形成很大分歧，相当一部分人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存有疑虑，再加上政治角力的影响，民众在接种疫苗的态度上是分裂的。因此，总统率先公开打疫苗，是有一定导向作用的，在其它国家包括俄罗斯、英国等，国家领袖作此种示范是相当正面和正常的。但对于加拿大来说，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它面临的是疫苗短缺的困难，同时，加拿大人对疫苗的看法虽然也存在分歧或部分抵制者（包括阴谋论者），但总体上主流意见还是有一定共识的。所以，加拿大不需要由自己的领导人示范接种疫苗，反而是要体现疫苗分配的公平性。这是观察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看点。

去年十二月当最初的疫苗到达时，我们看一下都有哪些人进行了最早的接种。首先优先获得接种的人，包括了长期护理院／养老院的护士及老人、年龄超过80岁的长者、以及工作在疫情一线的医护工作者，然后是警察、消防员、食品店雇员等提供基本服务的人员，还有无家可归者、监狱服刑犯人等。在整个社会共识中，这些人或者是容易暴露在新冠病毒感染的条件下，或者是弱势群体容易感染和抵抗力较差的。

在这些人接种之后，加拿大各省开始正常地执行分阶段疫苗接种计划，例如就BC省来说，共分四个阶段，各阶段的疫苗接种资格是根据2021年的年龄进行划分的，并且有具体规定完成的时间：第一及第二阶段是为高危人士接种，包括偏远的原住民社区，而第三及第四阶段为普及疫苗注射时期，疫苗的分配方法主要是每年轻五年为下一个接种群体。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阶段，从四月直至五月完成，基本包括了从七十九岁到六十岁的群体，以及临床诊断认为极为脆弱的人士。第四阶段则是从五十九岁至十八岁的群体，从五月直至六月完成，其中，三十岁至二十岁这个年龄层（NHL球员的主要年龄层），将等到六月才能完成接种。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报道，加拿大两位前总理克雷蒂安和克拉克三月底在首都渥太华接受了新冠病毒疫苗的注射。克雷蒂安今年八十七岁，克拉克今年八十一岁。从渥太华市长在推特上发出的照片，这两位前国家领导人是等轮到自己年龄组时才去排队接受疫苗注射。而当时七十四岁的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前总理坎贝尔，说自己还在等轮到自己年龄组时去接种疫苗。

而根据这个分阶段时间表，现任总理特鲁杜是五十岁，他将在五月份才能接种第一剂疫苗，而那时，监狱里的囚犯可能已经完成第二剂疫苗接种了。媒体在报导这种按标准规定作业的情况时，会特别指出这是很典型的加拿大人做法。这种场景从我们华人的视角和观感可能会感到很新鲜，但确实是基本反映了本文上面提到的伦理框架。病毒不但是不分国界的，而且也不分好人坏人，不分良民或罪犯，也不分所谓的贡献大小，或似是而非的“工作需要”，而是在抵抗病毒传染面前大家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质疑。尤其是进入四月以来，从英国和巴西传来的变异病毒，袭击的大量是年轻群体，以及未被列入的学校教师群体。有人认为，大多数长者居住在家，只要保持隔离，风险不会太大，而年轻人和教师基本都要在外上课或工作，比长者更容易暴露在病毒感染前面，因此，以年龄从老至年轻划分接种阶段似有不妥。而医学专家认为，在分阶段方案中本来就已经考虑到易感染群体，就是最初阶段接种的部分。年老者优先接种，是因为抵抗力或免疫力衰弱，这本身就是符合科学评估的。事实上，据笔者观察，在按相同年龄接种时，有的地方在同一层次中也已经优先为教师等人接种。

按照年龄层次划分接种优先阶段，是加拿大在疫苗来源不足或存在变量情况下的一种无奈之举，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来看基本上还是深得民心的。所谓一刀切的做法，实质上是杜绝了一切有可能用变通或特殊情况为借口而开启“后门”的漏洞。美国和加拿大从去年以来的疫情应对政策，实际上在很多领域是采取一种战时管制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调动和组织相关的资源，但加拿大做得比美国更加决绝，而且有很多极具象征意义的事情展现在公众面前。例如，十二月初，当新冠疫苗即将到达加拿大之前，总理宣布将由加拿大军队的一位将军负责分发疫苗，这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同美国一样，加拿大军队是不干政的，一般不会直接参与国内其它非军事事务，因此，此举立即让人感到政府对疫苗分发的重视，并且呈现战时状态，某种意义上会让公众带来安全感和信任感。负责此次疫苗分发的是加拿大少将、前北约驻伊拉克指挥官丹尼•福汀（Dany Fortin）。他曾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与伊斯兰国叛乱作战中担任指挥职务，领导了加拿大第一师司令部总部，并担任美国陆军第一军的副总司令。当他在电视上露面，人们才知道他此前已经在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的疫情物流和运营工作中担任副总裁，并在新设立的国家行动中心指挥疫苗的后勤工作和行动。这些举措都是在疫情时期能起到稳定人心并建立民众信心的效果。从目前来看，加拿大政府采用类似战时管制的做法，在存在反对党质疑和追责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国民在许多看法上的高度一致，这显然是“一刀切”得以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

保持疫情期间相关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公平，是非常时期维持社会稳定并过渡到新常态的重要保证。从整个过程来看，特别需要提到的就是上文提到的联邦制定的国家伦理框架（national ethical frameworks），以及各省依据这个伦理框架形成的省一级伦理决策。从目前可以看到的这个伦理框架文件，它的最大目的就是用前所未有的措施来帮助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由大流行引起的严重疾病、死亡和社会破坏。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承认在相当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是艰难的，例如，关于分配稀缺资源的决定，疫苗和医疗对策的优先次序准则，减少个人自由以及关闭（或重新开放）公共场所、学校和企业的决定。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文件强调一定要认识到这些选择的基本道德性质，可以帮助决策者确定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和利益，权衡相关不同的考虑因素，确定选择方案并做出经过深思熟虑和合理的决策。这个文件明确界定所谓的道德和伦理框架，实际上就是关键两点，即“信任”（Trust）和正义公平（Justice），这是支撑该框架的两个关键指导价值。文件指出“遵循的道德原则和程序考虑因素，有助于维护和促进信任与正义。鉴于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公平地拥护所有价值观和原则，对于决策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说明他们如何确定优先级并在每种情况下进行权衡取舍”。

这里所说的“优先级”，在目前疫情条件下确实是难以作权衡取舍的，这就给当局提供了一个检验智慧的挑战。

这种挑战和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首先就包括上面提到的首先为囚犯接种疫苗案例。例如反对党保守党发言人和魁北克保守党议员就公开联名发表声明说，在注射新冠病毒疫苗时把监狱囚犯放到比一些老人院中的老人、一些医务工作者、急救人员和监狱看守还要优先的地位，是让人气愤的事情，他们指责特鲁杜政府不知道哪些群体才真正应该被放在新冠疫苗优先注射的名单上。而执政党的公共安全部长布莱尔（Bill Blair）则对这些批评做出反驳，说监狱中的一些囚犯是老年人，他们已经存在健康状况，因此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这与居住在长期护理机构中的长者情况非常相似。他直言“我们对在押人员负有责任”，并称如果染疫的囚犯病情加重，他们将不会在监狱中接受治疗，而是会“占用当地医院的加护病床”。这位部长的观点得到了某些专家的支持，例如渥太华大学研究犯罪和囚犯问题的专家皮茨（Justin Piché）就指出，如果环境狭小、人口相对密集的监狱集中性爆发病毒肺炎疫情，则监狱看守和工作人员回家后会把疫情进一步扩散到社会，所以优先给监狱犯人和监狱工作人员注射新冠病毒疫苗是符合加拿大公众利益的决定。

如果说，由于囚犯在人们眼里有特殊的观感，那么每天会为市民带来情感兴奋的冰球运动员，他们不同的遭遇可能更会引起讨论和争辩。面对加拿大的统一时间表，以及这种整体的公平文化之下，NHL的官员实际是难以开口的，而且极讽刺的是，自己属下的三十一支球队，在北纬四十九度的区隔下，反而有了另一种的“不公平”。当温哥华加人队全军覆没引起舆论关注时，从美国传来消息，NHL纽约游骑队（Rangers）专门给球员、教练和工作人员放假一天，让他们接种新冠疫苗，有的球员接种后通过媒体宣传说“我们很幸运能够接种疫苗”，这就引起北纬四十九度以北那七支队伍球员的羡慕或者困惑。出生在美国但现在加拿大温尼辟喷射机队（Jets）当守门员的赫勒布克（Connor Hellebuyck）说：“你可以见到美国接种疫苗的情况很好，如果加拿大情况也是这样便好了，我实在不理解其中原因。”而从瑞典到卡尔加利火焰队（Flames）打球的前锋巴克兰德（Mikael Backlund）则无奈又幽默地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情况，我们只能默默轮候。”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每天的疫苗接种量超过三百万剂，相对其他三大职业体育联盟来说，NHL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它的三十一支球队中有七支是在加拿大。自三月以来，NHL的新冠疫情隔离名单的一百三十五名人次中，加拿大球队的球员占了一百一十五人次，NHL高层已表明这这某程度上反映了加美球员疫苗接种不平均情况。但是，坦率地说，只要疫苗在加拿大继续存在货源紧缺的情况，那么NHL中美加球员不平均的现象将会一直存在，因为“不公平”远比“不平均”更会导致社会的敏感神经。加拿大社会的分歧和撕裂远不如美国那么严重，社会各阶层都会小心翼翼地构筑和维护危机时期的信任机制。

在类似战时状态的新冠疫情状态下，为保社会稳定，信任机制是最重要的，而公平分配相关资源则是建立信任机制的首要前提。所以上面提到的加拿大制定的道德和伦理框架，就把“信任”和“公平”作为关键原则和指导价值。在本次新冠疫情中，许多专家对不同国家抗疫进展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剔除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就共性的问题进行总结，认为在危机状态下政府只有更加透明和公平，才能建立与民众的信任关系，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疫情期间许多政策和措施，例如隔离和封城，直接关系或影响到民众个人的具体生活和实际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透明和诚实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必须告诉民众为什麽要实施非常严格的接触者追踪程序和居家隔离，并得拿出证据证明这些措施确实能成功防范疫情。当民众更相信政府的战时措施，更愿意遵守防疫规则，便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去防范疫情。

显然，加拿大的领导人从疫情一开始，在以“信任”和“公平”作为伦理和道德框架的指导上，首先就把一切重要决策都摊在阳光下。总理特鲁杜每天上午顶着严寒和冷风，不是在官邸而是在他自己陈旧红砖住宅门前举行新闻发布会，直接面对全国民众，传递有关疫情的最新进展和政府临时推出的紧急措施──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情况，每天也有新的举措。这种直接面对民众的举止，是一种战时国家领袖展示镇静和稳定人心的象征，证明他同民众一样，保持着必要的社交距离，而他与日俱长的头发和胡须，也证明他严格遵守封城措施（没去理发等）。在政府推出新冠疫苗按年龄接种计划后，他在媒体询问下，公开宣示将到自己那个年龄段才去接种疫苗。特鲁杜此前几年曾有多次涉及利益冲突的丑闻爆发，所谓利益冲突就是不公平，他也因此遭遇个人诚信和信任的危机，所以他应该对“信任”和“公平”这两个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假如在类似疫情的危机状况下，重犯类似错误将会是一种灭顶之灾。

以北纬四十九度为界，相比美国，加拿大在建立“信任”和“公平”的机制方面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相似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这同美国是最大的不同点。加拿大对社会上弱势的群体，无论是安守本分的穷人，还是有前科或正在服刑的罪犯，都是一视同仁的公平，至于妇女，小孩，难民，有精神疾病的人，或残疾人等等，更是社会福利重点怀和救助的对象，这也是不同于美国的特色。当然，这些政策也不断地引起争论，曾经被人嘲笑为加拿大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更主要的是，高福利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减缓经济刺激力，高税收导致人才外流，社会日益趋向老龄化，等等。加拿大不同的政党，除了两大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外，新民主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党，左右争执之下政策时常会作调整，但整体上维持社会的公平性，尤其是具加拿大特色的公平，始终是一个共识，没有一个政党敢挑战这种共识，否则就有失去选票的危险。本次疫情中，反对党仍然对执政的自由党进行质疑和批评，但对政府在疫苗供应方面的公平计划至今没有作出强势挑战，这是一个重要背景。

但是，事实上任何一种公平都是相对的，尤其象是疫苗分配接种之类，在强势的规定之下肯定会对另一方形成不公平。例如，根据加拿大政府接种疫苗的优先计划中，所谓“优先前线工作者”包括：急救人员（警察、消防员、救护接送人员），幼儿园至十二年级教育工作者，托儿护理职员，杂货店员工，邮政人员，制造厂工人，批发／仓库僱员，在群居环境中生活的职员（例如滑雪场地的住宿地点），惩教设施职员等。这个划分，除了医务等紧急事务外，其它都是与人们生活必要相关的，如杂货店等。那么问题就来了，像观看体育赛事此类日常活动，是不是也是一种涉及众多人生活的一部分？除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是不是属于必要的生活？当千万民众响应政府号召居家隔离时，他们能在家里通过电视观看NHL的球赛，是不是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调适和补充？这个成本并不高，NHL在加拿大的球员总共一百多人，不到囚犯的五分之一，让他们事先接种疫苗，在民众看来显然不会认为是一种不公平。

事实上，有专家研究后已经指出，加拿大目前执行的疫苗优先计划，还是有一定粗糙之处，并非完美的公平，他们认为可以用更细致入微的方法为国民接种疫苗，其中就包括将年龄和健康风险资格标准转变为更加公平的方式。阿尔伯塔大学教授麦卡利斯特（Finlay McAlister）在主持一项研究中，调查了六万一千个国民的数据，以确定有多少人基于健康状况被认为面临新冠肺炎风险，发现百分之七十五的国民至少有一种情况会增加罹患新冠病毒重症的风险。所以他的结论是，当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符合资格时，这就不存在所谓的真正优先考虑。他说，虽然年龄和风险因素是首波疫苗推出时考量的适当措施，但它不再满足加拿大人的需求，尤其是在供应有限的情况下。他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第三波疫情向我们表明，最脆弱的人群是生活在低收入社区的人、在亚马逊工厂和超市工作的员工，而这群人以前并没有优先接种疫苗的资格。”

这位教授没有提到NHL在加拿大的球员，事实上他们也是第三波疫情中“最脆弱的人群”，温哥华加人冰球队全军覆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直到上周六（四月十日）才宣布完成隔离可以于第二天恢复训练，并且从本周五开始正式比赛。没想到第二天即发现又增加了一名感染者，训练不得不延后一天。在加人队停赛期间，共有七场赛事被迫延期，这些赛事都得重新安排时间表。本来今季赛事因疫情原因已延期开打，并缩短了赛程，每队从原先的八十二场缩成五十六场。由于加人队停赛并重新安排赛事，涉及到其它对手的赛程，结果整个NHL的联赛日程也被迫往后拖延。至于加人队，在未来三十天内要完成十九场赛事，这种密集的赛对球员的体力消耗极大，不但会影响实力和战绩，也是另一种不公平，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给球员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威胁，即使他们本时生龙活虎，在新冠病毒面前仍然是真正的弱者。

就在按计划准备开赛的前两天，即本周三（十四日），加人队著名球星米勒（J.T.Miller）终于按捺不住，向媒体公开谈论自己的担忧和困惑，此举是非常不寻常，立即成为一个引起各方关注。在沉默一天之后，NHL被迫公开宣布，加人队重返赛事的日程再一次推迟。在此一风波中，健康和安全成为讨论主题，但是，人们并没有更多地涉及NHL球员接种疫苗公平与不公平的话题。几乎在同一时刻，媒体每天在例举疫苗接种“公平程序”存在的漏洞，例如，面临巨大风险的教师、机场和海关人员、日托服务工作者、巴士司机及肉类包装工人等等。据报导有一些份正在调整策略，例如魁北克开始为从事教育，托儿及公共安全的工作者打疫苗。但整体上原先的程序并没有出现大动的迹象，这正是专家们所担心的，他们认为，从传染病学角度来看，从事高风险工作的人较可能是低收入人士、非白人及新移民。他们较不可能获得带薪休假去做检测或接种，或在生病时留在家中休息，而且较可能住在挤迫或绸密的环境中。所以，这些是最需要优先接种疫苗的。

北纬四十九度一南一北不可能公平。这就是公平和不公平的相对性，在一个形形式式的社会里，没有绝对公平。顺便说一下，根据笔者长期的观察，在北美四大体育赛事中，NHL在公平竞赛方面恰恰在是一个典范。其中，NHL球员薪酬“工资帽”是一个创举，就是联盟对每个队伍的球员薪酬，每年都有一个上限的额度规定，是一刀切的，也就是说，不管多么财大气粗，用在球员上的薪酬，各个队伍都是一律的。“工资帽”实际上是一根无形的杠杆，禁止了各支队伍的贫富不均，保证了各队在实力上始终流于相同的水平。因此，虽然每年战绩积分榜（standings）有高有低，但实际上无论得分如何悬殊，排名榜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每年得胜的场次不会差别太多，而且，主要的实力都很平均。经常是第一名最难对付的，往往就是最后一名的队伍。因此，观看NHL的赛事，从来就自始至终充满悬念，这就是赛事的精彩之处。NHL还有许多方面例如记分制度，都是充满了公平，甚至说是一种典范。这个问题笔者有机会将另作一篇文章介绍。所以，面对疫苗的公平问题，NHL官员始终没有或者不敢公开抱怨，这种“公平”之下的无奈，NHL想必应该会领受并点滴在心的。

变异病毒打乱了人类抗疫的节奏，现在是疫苗和疫情在进行时间的赛跑。无论如何，毕竟已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曙光应在前面。这次空前的疫情灾难给人们带来了极大教训，人们在思考居安思危的文化，也在思考危机处理中的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关系，以及相应的公平机制。但愿这小小的Puck，能让我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静下心来考虑一下真正的公平问题。

【作者简介】：乡庐子夜，加拿大华裔资深媒体人。早年下乡在黑龙江兵团农场任新闻干事。1979年入中国社科院新闻系读研究生，后在媒体工作。1992年赴加拿大访学，并筹备和创办学术刊物。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文化中国学刊总编辑（加拿大），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理事，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和研究员。出版有《走出法律迷宫》等著作。长篇武侠小说《茶醉》获台湾温世仁武侠小说大奖赛评审奖。发表有不同主题的学术论文、散文、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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