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关系：回到传统模式的美丽想象

《纽约时间》出品

欢迎转载，请规范署名，添加公众号名片

专栏 | 子夜@北纬49゜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纽约时间》立场。

第 22 篇

美俄关系：

回到传统模式的美丽想象

【提要】

美俄日内瓦峰会不是一次走向未来的行动，而是一种回头寻找旧日岁月的尝试，充满了回归传统模式的美丽想象。冷战期间美苏形成的“可控制”“可谈判”“可交易”的交往模式，基本上主导了二战之后两个国家甚至两大阵营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架构。但是，现在能复制冷战时期那种特定的交往模式吗？

文：乡庐子夜

这个世界是混沌迷乱的。新冠疫情大流行（Pandmic），美国政治的空前分裂，仅仅两年前还不曾预料到的。这个时刻，人们基本还来不及对未来有任何遐想，最大的奢望都是一句话：我们还能回去吗？

新冠疫情重塑的国际关系格局，可以说在最近举行的七大国集团（G7）峰会上进行了一次排队点名。这不是一次走向未来的行动，而是一种回头寻找旧日岁月的尝试，充满了回归传统模式的美丽想象。

七国集团和北约、欧盟都是盟友的性质，但主导这次峰会议基调的美国总统拜登，却加上了一个敌手俄罗斯的元素，搞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美俄峰会。这件事应该是可圈可点的，反映了拜登的行为方式。拜登很明显不是一个具有创新思维的人，起码现在还没有时间创新。但拜登长期担任参议员，此前当过奥巴马总统的副手，他会从前任中吸取能鼓舞人心的理念和精神，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楷模。

这里有一个细节，据介绍，每一届美国总统在上任之初都会对白宫包括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在内的房间重新进行布置，包括悬挂和摆设的艺术品。这些地方都是重要国事活动场所，来访的贵宾从对这些室内艺术作品的选择，可以明显感到现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想要宣示的施政理念。而拜登就职后，也选择了七件艺术品布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壁炉四周。在壁炉正上方悬挂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画像。壁炉左侧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和废除奴隶制的第十六任总统亚布拉罕•林肯的肖像画。比较有意思的是壁炉右侧挂汤玛斯•杰弗逊和美国金融系统设计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肖像画，而这两个人互相是政敌，把两人挂在一起，拜登的用心引起人们猜测。还有一个很诡谲的摆设是，壁炉左右两侧的桌上，分别摆放着罗伯特•肯尼迪（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兄弟）和马丁•路德•金的半身雕像。这两人都在1968年遇刺身亡。

担任椭圆形办公室艺术顾问的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椭圆形办公室的布置往往反映了总统对历史的看法，以及对未来所抱的希望”，他认为“历届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不仅作为历史想象的一个坐标，而且也是历史的建筑师。所以，人们根据多年来椭圆形办公室的布置，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总统关心的问题——不仅涉及他们感兴趣的方面，而且也与他们自己笔下的描述相关。”

乔恩•米查姆的判断很实在，拜登后来在接受CNN访问时，很坦诚地说，“过去，我经常研究亚布拉罕•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乔治•华盛顿总统的执政理念。”拜登是一个想搞大手笔的人，例如，他上台后在百日推出的方案，是以一种全面新政作为宣示的，而且许多人都自然地将之与九十年前的罗斯福新政相提并论。大萧条期间，罗斯福的新政重新激发了美国的经济，并带领美国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艰难岁月。拜登百日方案虽有争议，但毕竟让人对拜登有耳目一新之感。

问题是，大手笔同创意是两回事，有时候大手笔更类似于大赌注。拜登的特长基本上是仅限于经验和周全，他最驾轻就熟的实际上就是行政细节和官僚技术，相对前总统川普不确定的个性，拜登以“安全第一”维持了自己施政特点。从参议员到副总统再到总统，拜登显然领教了政争的残酷，他把汤玛斯•杰弗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两个政敌肖像挂在一起，也许是提醒自己从历史中启示某种辛苦和残酷的宿命。但是，如果长时期陷于和应付政争，是无法走出目前的困局并有所超越的。拜登目前事实上也尚未探寻到走向未来的突破口，他不得不回到传统的模式中去寻找自己的灵感。拜登从竞选开始，到胜选就任总统后，口号是没有变的，“我们（美国）回来了”。很清楚，这里的关键词是“回来”，不是未来。他要回到美国或世界原本有的美丽想象。

这次七大国集团G7峰会，比较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拜登成功说服各参与国形成一份针对中国的声明文件，这个事先都在规划之中，没有令人意外。但是，在G7峰会和北约峰会的同时，增加了与俄罗斯的峰会，盟友的峰会和敌手的峰会同时举行（拜登甚至说过普京是 “杀手”的话），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在美俄峰会之前，双方都不约而同放出“不抱期待”的风声，但世人不相信在疫情继续严峻之际大家会戴着口罩玩无聊的游戏，潜意识里都在期待有什么事发生。目前双方都没有向对方派驻大使；俄罗斯高级官员因乌克兰克里米亚事件，以及涉嫌干涉美国选举等各种原因受到美国的制裁；两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现在被关在俄罗斯监狱。也就是说，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都将彼此之间的双边关系形容为“处于谷底”。但是，一旦都认为到了所谓“谷底”，下一步无疑就是回弹，这是一个规律。从这个意义上，即使是象征性的，能有一次直接会面和对话的机会，就是成功的开始。事实上，这次美俄峰会也达成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除了双方决定重新向对方互派大使外，最引人注目的是继续进行战略武器的谈判，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五年。双方在联合声明说，即使在紧张时期，两国也能在共同目标上取得进展。两国将在不久的将来共同开始一个综合的双边战略稳定对话，认为对话将是深思熟虑且强而有力的。拜登以竖起大姆指形容峰会的成功，而普京则直言不讳说，这场会议取得的成果是增加信任感，他甚至给拜登戴高帽，说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现在看来，在G7峰会和北约峰会的同时举行美俄峰会，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应该是整个拜登走向未来的一整个沙盘的构成内容。除了已经公开发表的信息外，这个峰会事实上也许会有更多的潜在方向，如俄罗斯外长在峰会结束后对记者谈到俄美外交前景，说出这样一句话：“一切皆有可能”，让人们充满了无限联想。

除了应邀参加七国峰会的领袖外，普京可以说是拜登上任后走出国门见到的第一位外国元首。这件事的意义不能小看。观察人士和媒体普遍认为，在面对中国崛起和愈益强大的挑战之际，拜登无法掩饰想利用这种机会疏远俄罗斯和中国的动机，其至有“挑拨离间”之嫌。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普京不是省油的灯，他会否上当并甘愿被摆弄成俄、中、美三方博弈的棋子，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普京奉行的是强人政治，他有前苏联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模式的尾巴，但他所关注的，几乎无关价值判断或朋友伦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普京唯一在乎的是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中的既得利益。从前苏联到俄罗斯，好像都不把所谓朋友关系看得很重要，这同美国和中国有些不一样。这次他到日内瓦与拜登见面，毫无例外是“无利不起早”，他要完成的是交易而不是重叙友情。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日内瓦会谈前与记者例行见面时，一度因保安人员拦阻记者发生了推搡和混乱，拜登略显尴尬，而见过重大场面并例行与大群体记者进行年度见面对谈的普京，好像手足无措，两手下意识地在椅边下抖动，长达几分钟。这是一种微妙心态的泄露，起码他认定这是一场重大搏弈。普京在与美国进行最激烈的决斗时，实际上已经在等待从“谷底”重新缓起的时机。尽管俄美两国事先进行了密集的沟通和准备，主题文件都已备妥，但显然他们仍然对正式会谈能否达成真正的结果还是相当紧张的。

当会谈正式完成后，两个人才像恢复了正常神情，都是一派轻松的样子。拜登在总结这次欧洲之行意义时说：“在过去的这一周里，我相信，美国已经向世界表明，我们回来了，我们与盟友站在一起。我们召集民主国家伙伴作出协调一致的承诺，以应对我们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我们已经为我们打算如何处理俄罗斯和美俄关系建立了一个明确的基础。”

在美国人眼里，普京的心思绝对比拜登更难以揣摩。但是，这次在日内瓦，作为强人的普京，完全不掩盖自己必须要固守的堡垒，几乎不存在所谓“模糊战略”。当记者问他俄罗斯在外交方面的“红线”是什么时，他很坦诚地回答，“红线”就是一条，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种战略底线的清晰和干脆，不但是在普京，而且是整个从苏联到俄罗斯时期对外交往的典型行为模式。

普京非常清楚，核心利益多了，就没有核心了；底线或红线多了，有时会就不值钱了，不但增加了谈判的成本，讨价还价的不可捉摸性，而且弄不好就会给人一段一段把香肠切没了。普京没有提出一大堆核心利益，而是把红线定在乌克兰这件事上，反而把矛盾重点突出并简单明了，更具威慑性和不可交易性。这种类似赌注式的摊牌，几乎是立见成效的。几乎与美俄峰会举行的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该国将成为北约一员，白宫马上回应，（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事）“什么都没有改变”，拜登也跟进否认乌克兰加入北约，称“这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标准，它们仍需要清理腐败问题，必须满足其它标准，所以这还有待于观察”。普京争取到与美国共同来处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在朝两国就乌克兰问题形成共同管理和控制的模式方面往前走了一步，其实这就是真正的“红线效应”。

就美俄高峰会谈而言，对拜登来说乌克兰本不应是议程上的一项内容。拜登要“回来”，回到美国和俄罗斯打交道曾经有过的熟悉模式，这才是高峰会谈的真正议程。事实上，拜登心中非常清楚，无论将俄罗斯定位成是敌国，还是敌手，或者是竞争对手，俄罗斯作为美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对象，是一个久远和熟识的对象。两国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斗争、谈判、交易甚至是互相威慑的历史，已经凝聚成一种交往和磨合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双方互相熟悉的，也是一种传统的行为模式。美俄两国仍然处于相当敌对的状态，从叙利亚、黑海、波罗的海和北极，都有利益在冲突和争夺，并且充满危机甚至是火药桶。但是，相对于对中国评估中充满的不确定性和挑战的意外性，美国对付俄罗斯的思维和路径基本是在传统的轨迹中，或者说，基本就在自己的沙盘演练中。

这就是美俄两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模式。人们如果仔细地梳理一下从二战以来的历史，美国与苏／俄的交往过程中，尽管充满危机，但始终存在一条看不见的“可控制”“可谈判”“可交易”的渠道，也就是说，一方面双方是永远不会信任的，另一方面，双方又都是设立各种必要机制及时地进行危机处理。例如，美苏在冷战期间曾建立了所谓“热线”机制，即“华盛顿－莫斯科红色专线”，供两国首脑在危机时立即和直接的通话，以便对事态进行最及时的沟通和掌控。这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双方领导人意识到的一项必要措施，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两国和整个世界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刻骨铭心。这条热线在1967年和1973年中东战争，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都曾立即启动进行热线联络。中美建交后，也建立了类似的“热线”机制，但很有意思的是，同美苏热线不同，在危机爆发时不曾使用过（例如南海飞机事件），而是在危机结束后通过热线进行友情叙事。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美苏（俄）这种“可控制”“可谈判”“可交易”的交往模式，基本上主导了二战之后两个国家甚至两大阵营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架构，尤其在处理诸如核武器一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能够耗时日久而不放弃，锲而不舍地最后达致相应的协议。这个模式包括各种可以使用的渠道，从秘密谈判到公开的外交谈判或交涉，从低层级的例行会晤，到高层级的国际会议，而最具典型的就是两国首脑的高峰会谈。这种首脑高峰会可以最早回溯到二战期间，1943年在伊朗德黑兰首次举行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会晤（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参与），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终止。这个过程中，除了二战期间讨论共同对抗轴心国的对策商讨外，大部分是处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冷战时期，主要的议题就是军备控制。

这种“可控制”“可谈判”“可交易”的交往模式，实质上就是适应冷战局势的反应和处置机制。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冷战模式的机制。

美俄这次选择日内瓦作为峰会地点，其实反映了两国领导人心目中期待的某种象征意义。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让人回忆起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峰会。但是，观察人士很容易地区分了这两次峰会无法相提并论的原因。最主要的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峰会具有相当的时代转换创意，是在全球意识形态对峙进行解冻时刻的共同探索，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决断是这次峰会的特点。同时，这次峰会是在冷战尾声举行的，全球即将进入后冷战时代，两国都在着眼于未来的进程，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这两个要素在这次美俄峰会都未曾出现。正如观察家所看到的，这次峰会并无创意之新，无论是在两国元首个人关系层面还是在政治解冻前景方面，都没有什么可比和让人期待之处。同时，在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混沌和迷乱之际，峰会并无任何承前启后的迹象。美国不愿意同时面对两个巨人（俄罗斯和中国）拉开战线，而从来对交朋友不感兴趣的普京，也始终持守俄罗斯自己独特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所以，这次峰会不过是应时之举，不过是为双方近年来关系恶化的趋势，设置了一个停损点。

这次美俄日内瓦峰会，折射的是普京和拜登两人那种要回到传统模式的美丽想象。“冷战”，现在是被人摒弃的历史现象，就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尤其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形成的“可控制”“可谈判”“可交易”的交往模式，在普京和拜登心目中，起码比失控和打群架好。同前总统川普以自我为中心的单干和蛮干相反，拜登以多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拉帮结伙，起码使盟友感到了受尊重，用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话说，“感到了一股健康的空气”。在冷战期间，因为赫鲁晓夫的蛮干，古巴导弹危机几乎酿成一场核子大战，东西方领导人都是心有余悸。冷战时期给世界带来的对峙和损失，美苏双方所持有的大量核武器，为两国带来相互保证毁灭的能力，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处在有可能毁灭在自己手中的惊恐之中，是以各自增长核弹头作为威慑对方的恐怖平衡，期间又发生了大小不同的战争和事件，从柏林封锁、朝鲜战争、中东战争、古巴飞弹危机、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

但是，非常奇特的是，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时期，充满敌意的美苏两国，以及背后所代表的阵营，从来不拒绝谈判和会面，两方外交家和特别使节，来回穿梭对方国或在第三地，进行各种方式的谈判和交易，终至保证了冷战没有导向热战。从技术层面看，那时“可控制”“可谈判”“可交易”的交往模式，实际上是冷战期间遗留下来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技巧经典的集成，从纯历史或纯学术来看，这期间充满了可以称之为“外交美学”的元素。而且，那个年代也是伟人展示大手笔的最恰当时间和空间，如毛泽东邀请基辛格并调整中美关系，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峰会，都堪称能扭转时代的大手笔。从六十年代直至八九十年代，全球出版了不少详细披露和分析冷战期间外交的回忆录和专著，非常精彩和具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冷战美学”。

而且，同人们长时间内对冷战性质的认定不同，冷战期间的搏弈其实已经完全溢出所谓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冷战的地缘政治巨大规模目标导致了意识形态退居二线。美国学者戴维．霍罗威茨在其所着《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在谈到冷战最初形成时，曾这样指出：“一切战争都会制造出一些为自己辩解、把自己说成不朽的神话。冷战也不例外，两大阵营内的公众意识，长期以来都早就为一些历史传奇所支配，这些历史传奇给各自一方的主要行动赋以不容争议的正义性，并把自己一方的事业说成全人类的事业”。霍罗威茨实际上就这样把笼罩在冷战之上的意识形态给抽去了。尤其在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分裂，苏联代表的阵营分崩离析之后，国际关系更是多了外交利益的计较而少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霍罗威茨在书中提到：“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多中心倾向的出现，就不再有任何理由把共产主义革命和苏联国力的扩张混为一谈了。这一事态演变的后果，就怎样评价遏制政策来说，是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意义的。”

就美俄关系来说，本来意识形态的色彩就不浓厚，近年来俄美矛盾爆出的事件，没有哪一件可以同意识形态挂上钩的。因此，假如说美俄这次日内瓦峰会能建立起一种来自冷战时期行之有效的沟通和管控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纯技术的实用主义模式。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俄关系的沟通方式能回到传统模式的美丽想象吗？或者，他们能复制冷战时期那种特定的交往模式吗？回答是，基本很难，因为时空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现在整体的国际关系格局已同冷战时期不一样了。冷战时期美苏基本代表了世界的两大阵营，美国代表的西方阵营，以及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虽然西方阵营并不是铁一块，在冷战期间像法国、加拿大等都有各行其是的事件发生，但西方阵营在“遏制”的基本原则上还是保持一致的。苏联代表的阵营经常叫做“社会主义大家庭”，苏联以家长自居，占据主导和核心权力地位。当时的情况是，实际上由苏联代表自己阵营同西方打交道，苏联同本阵营的关系，有些像黑社会老大同自己辖下地盘一样，既代表他们的利益，也把他们控制在自己的全局机制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冷战时期爆发的一系列冲突和危机事件中，从中东战争、印巴战争到其它地区的偶发危机，一方面可以从中看到苏联介入和参与的痕迹，另一方面这些事件最后无一例外都由苏联出面与美国进行外交斡旋，并最终把自己的“小兄弟”给强压下去并熄火。美国似乎也认同这种由苏联主导对本阵营进行管控的模式，而美国也在自己的阵营内进行施压和管控，例如对以色列的制约，都是纳入到同苏联的“可控制”“可谈判”“可交易”的模式中。

这种模式应该是冷战时期一大堆不好的东西中比较好的一个，它至少减少了两大阵营为克服危机和维持恐怖平衡的成本，同时，在一些重大竞争中，例如核竞赛中，能够不断地保持谈判和交易，达到控制的目的。最终，整个冷战时期没有发生核子武器引爆的毁灭性灾难，这不能不说当时美苏沟通和谈判的模式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但是，冷战结束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两大阵营的基本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俄罗斯同中国关系再好，也不可能达到以前“大家庭”式的模式。对周边国家，俄罗斯已不可能再拥有对原本阵营中“小兄弟”的掌控能力。相反，西方阵营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体制，例如北约组织。这样就使原本格局失去平衡，一旦有事，没有适当的谈判模式，冷战时期解决危机的模式就出现了颠覆，其中一些阵营中的原本要素出现了变异。例如，以对抗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塔利班游击队变成了进攻美国的恐怖主义势力，直捣美国本土。冷战结束后，马上发生了伊拉克侵占科威特战争，科索沃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等等。这时，人们才尝到味道，所谓后冷战，就是“热战”。美国对付塔里班以及后来出现的伊斯兰国，至今都没找到有效方法。这就是“后冷战”对“冷战”的惩罚。显然，作为新上任的总统，同时极具宏大理念的拜登来说，当然会怀念冷战时期与对手打交道时那种“可控制”“可谈判”“可交易”的交往模式。

另外一个问题，冷战时期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名义组成的阵营，在去除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之后，其真正的内核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帝国历史的延伸。俄罗斯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模型的国家，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再到如今的俄罗斯，在国际交往中，主要关注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利益。包括意识形态或其它美丽的叙述，有时会出现，但从来也不占主导地位。虽然列宁的十月革命和七十多年后苏联解体改变了人们的印象，但是俄罗斯的历史本质的一致性没有变，既使从简单的数字上也没有变，因为即使联盟解体，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办法展示与周边国家建立和谐关系的历史，它同其它国家打交道，骨子里就是以一种悠久的帝国视野俯瞰一切的。从二战以后，苏联可以同意识形态的盟友随时翻脸，但坚持同西方国家保持“可控制”“可谈判”“可交易”的交往，这种实用主义的模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作为一个帝国，俄罗斯具有两个强烈色彩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在追逐和扩大领土上始终是不变的激进主义，即使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和使自己陷入孤立也在所不惜，最新的例子是把克里米亚重新纳入自己的版图。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却把它不能进入北约作为自己的红线，这种思维就是典型的帝国思维。普京曾谈到，“俄罗斯的领土一寸也不多余”。他的意思，当然也包括十八至十九世纪从远东划入的五百八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普京的话转换成这个帝国的真正话语是，“俄罗斯的领土多一寸也不会嫌多”。第二个特点，是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有明显的对权威和专制崇奉的传统，国家至上观念始终是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依赖支柱。对人民进行严厉的思想和文化控制，在俄罗斯是久远的，近代以来所谓“政治犯”的现象，从沙皇时代就可以形成百科全书式的叙述。俄罗斯又是极其敏感和警惕的国家，从外到内充满了猜忌和怀疑，也就形成了这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要同时设置国内政治的板块，而且坚定地认为不能作任何让步。因此，与俄罗斯打交道，需要有一种冷酷和无情的思想准备，需要经受长时期折磨式和反复谈判的心理压力。

尤其在普京要带领俄罗斯实现民族复兴时，这里有太多的潜在目标，但几乎都可以从历史的符号中发现俄罗斯真正追求的目标。在国际关系中处理俄罗斯问题，这种历史的轨距是不能忽略的。俄罗斯绝不是一个可以交朋友的国家，这一点拜登应该从历史中学到一课。

在美俄两国长久的关系史中，“可控性”一直是双方致力的默契。他们都害怕像赫鲁晓夫和川普那样以极端的个性凌驾策略的不可捉摸性，这两个人都是既好大喜功，又以翻脸、砸锅、砸群为长，是当代国际关系之大忌。相对于“复杂的”中国而言，俄罗斯对拜登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问题清单在纸面上就是那么几项。以拜登自己的评估就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不存所谓“破冰”的问题，当务之急是防止已经存在的问题溢出和恶化。日内瓦美俄峰会的目的就是寻找停损点，达到双方有共同控制局面的状态，当然是回到冷战期间那种传统模式的美丽想象。所谓民主和自由只是表面上的，这里缺乏价值主导的动力，更多的是实用主义和国家利益。

问题是，冷战期间那种传统模式固然美丽，但是，现在不但已经无法回到冷战时代，甚至也不可能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那种混沌不清的“后冷战时代”。在新冠疫情改变了全球面貌的大背景下，世界实际进入了一个“后后冷战时代”。这个时代，既不能以所谓价值或意识形态的号召去组成阵营鼓舞人心，也不能以长远的和永续性的竞争去打动人心，各国的较量更主要以实力和利益为主导。包括美俄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可控制”“可谈判”“可交易”的交往模式能否从美丽想象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实力和利益的资本。

坦诚地讲，面对中国因素在国际关系中份量的加重，拜登在战略上要围堵中国，选择先搞定俄罗斯作为清理战场的第一步，显然是经过精心筹划和设计的，也是一种传统沙盘演练的精致作品。而且，根据拜登以往在细节操作方面的精准和周全，这种清理战场的步骤肯定是系列性的，不可能“到此为止”。包括朝鲜等传统对手，假如哪一天出现在同拜登“会面”的舞台上，人们不应该感到是什么冷门。拜登不善于创新，但前辈留下的遗产，以及他从政长期的耳濡目染，起码在四年之内足够让他好好玩几把的了。

子夜@北纬49゜往期文章：

2：“掌掴国度“的美学观察（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