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摆在国家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对待旧教育、旧学校，如何建设适合国情的新教育、新学校。

1949年底，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方针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学校的大门向工农开放，普通教育和工农业余学校同时发展，使各级学生人数都突飞猛进。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展现出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气象。

学校向工农打开大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教育发展新篇章，使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教育转变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重要时期。而坚持教育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就成为了这一时期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指导方针。

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转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这个规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的性质，使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

为了落实《共同纲领》，尽快建立新的教育体制，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致开幕词。他说，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坚强骨干。

会议提出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教育应以普及为主，着重为工农服务，使普及与提高正确结合。

会议讨论了草拟工农速成中学的实施方案；根据政务院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拟定了该校的实施计划；初步交流了新解放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经验等事项。

扫盲运动：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明确了建设新教育时要以普及为主，建国初期开办识字班，开展扫盲运动就是这次会议精神的一个体现。

我国的扫盲运动从战争时期就开始了。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浪潮中。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第二次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第三次扫盲运动吹响了号角。从1949年到1960年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1950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那时，无数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

1951年，山西省芮城县妇联在县城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东岩村几个妇女结伴去县城开会。几个妇女平时很少出门，到了县城她们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见什么都新鲜。忽然，她们看见有个人从南边提着一束麻花走过来，忙问“麻花从哪儿买的?”那人胳膊一抡，顺手一指：“那边。”

几个妇女也没看清楚，朝着那人手指的方向走过去。走着走着，她们看见一处地方用苇席围着，很多人出出进进，心想这肯定就是卖麻花的地方了，就懵懵懂懂往里走。

没想到，里面蹲着个男人。男人一声大喝：“干什么?”妇女们也愣了说：“我是来买麻花的。”其实，门外就写着“男厕”两个斗大的字，她们愣是不认识。

还有更严重的，因为不识字，发生了放走敌特的事件。

1949年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些真实故事背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占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来;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

正是因为这样，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指出：“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在广大工农群众和解放军中开展的扫盲识字运动，解放军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大大加快了识字的进度。1964年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建立

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举措。工农速成中学招收工农干部、劳动模范及工农青年入学，施以中等程度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教育，以便使他们毕业后能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旨在将他们培养成为共和国的各种高级建设人才。

为落实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在全国普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战略措施，中央教育部在要求各地创办工农速中的同时，自己先行一步，于1950年1月直接领导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工农速中——“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后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前身。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从1950年1月筹备，到4月开学，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针对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情况，按学生程度编班，按班级教学，对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学生则采取先补习，后正式进班的办法。工农学生年龄大，20多岁入学还算年轻的，有的已30多岁，成家有子女者多，生活负担重，记忆力差，文化水平真正达到小学毕业的极少。他们说，背枪扛锄都不怕，握起笔来就觉得重，额头上要流汗。常常课间不休息，熄灯后在路灯下、厕所里看书，甚至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学习。这些工农学员政治素质高，多数是共产党员，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学习刻苦。

早期毕业的工农学生出路宽，备受重视，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中有59人升入人民大学各系，21人考入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其他高校，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建设人才。

北京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在学习

据1956年毕业于“陕西省西安工农速成中学”的孙恒毅回忆，在速成中学，开始使用的是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译的苏联十年制教育中学部分的教材，1954年后，用我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中学教材。当时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凑，甚至连自习时间都排在课程表内，在三年半的时间内，原来只粗通文字的学生，学完了普通中学学生六年学习的基础知识，具备了进入高等学校深造的条件。孙恒毅毕业后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

工农速成中学是我国特殊历史时期因特殊需要创办的特殊学校，到1954年，全国已有工农速成中学87所，招生6万多人。仅在第一届1680名毕业生中，就有1622人升入了高等学校。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工农速成中学为共和国初期培养工农出身的建设人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57年山东工学院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毕业证书

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方针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学校的大门向工农开放，普通教育和工农业余学校同时发展，使各级学生人数都突飞猛进。随着基础教育普及程度的扩展，供不应求的升学矛盾必然要逐渐激化。

教育学研究者王丹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初期政府与学界就敏锐地指出，教育不应该作为一种社会的上升通道，因为教育作为社会上升通道，对应着社会中职业的贵贱差别，而职业贵贱等级的基础是劳心和劳力的分离，是对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轻视。

对此，1958年陆定一发表一篇著名文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工作中反对几千年的旧传统的一个革命。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

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全日制正规学校教育制度和八小时工作制之外，应该推广勤工俭学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农）半读的劳动制度。对此，有学者指出，只有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的职业中提供劳动者继续学习和受教育的制度保障，才能逐渐取消正规教育作为社会分层和个人进阶楼梯的功能，从而打破社会各阶层的自我循环复制，逐步缩小现存的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别。令人惋惜的是，这一尝试并没有得到坚持。

即使在今天，“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思路对破解正规教育与社会等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据央视财经报道，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2200万人，当前一些技术工种开高薪都招不到人。这除了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也与整个社会的人才观念和文化偏见有关。2019年1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我国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已经脱节，而导致脱节的原因是全社会存在的学历情结与学历导向。近年来，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只喊口号，必须全面调整教育管理和评价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光明日报》《魅力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网等)

1949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刊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一文。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

郭沫若、陆定一亲临指指导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过三天预备会，听取了各地教育工作情况报告后，于今日正式开幕。上午举行开幕式，到会者有北京、天津两市、华北五省、东北、华东、华中南、西北、内蒙古等十二个地区教育负责人二十三人，教育部全体干部，及中央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全国学联等团体代表，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副总理黄炎培，中央政府委员徐特立，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均亲临指导。

会议开幕后，首由马叙伦部长致开幕词。他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教育总方针时说：“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他又强调的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关于全国教育工作当前具体工作方针，他说：“我们要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这就是稳步前进的方针！”最后，他希望大家根据上述精神来讨论中央教育部一九五○年的上半年工作计划，并以联系解决若干全国性的重要问题。

接着由郭沫若讲话。他说：共同纲领已给我们详细规定了文化教育政策，忠实地照着去做，万无一失，留下的问题是怎样去做。因此，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是绝对必要的。他指出目前国家财政正遭遇暂时性的困难，号召文教工作者，把有限的财力，作最有效的使用：并大力动员城市工商业者，踊跃购买胜利公债。黄炎培在讲话中，根据自己过去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强调教育工作者应高度发展人民的智慧，反对不正确的教学方法。徐特立历述解放区教育是从艰苦奋斗中发展起来的，并指出我们的教育工作应是一种群众运动，教育工作者应是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教育工作者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陆定一号召教育工作者不要为教育而教育，应当为政治服务，成为一个政治家。他提出几个具体问题如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师资、教材、总结新区工作经验及领导问题，请大会讨论和解决。

来宾讲话的有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全国学联秘书长柯在铄。

下午，由钱俊瑞副部长报告中央教育部一九五○年上半年工作计划。他提出工作的重点为：继续有计划地了解和研究全国教育工作情况，并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与当前实际情况，解决若干必须和可能解决的问题。主要的工作为：分别召开全国高等、中等、初等、社会教育会议；创办人民大学，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改造北京师范大学；着手研究和解决各级学校和社会教育的课程、教材、师资等重要问题；指导出版一种教育刊物。他每项工作均加以详尽说明。会议自明日起，即开始进入小组讨论。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194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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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载披荆斩棘，70载砥砺奋进，70载波澜壮阔。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文摘报》特开辟“旧报新读·中国记忆”栏目，重新打开、重新编排、重新解读共和国发展进程中的那些重要报章，我们一起在对历史的回顾和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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