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篇题为《离职能直接影响中国登月的人才,只配待在国企底层》的自媒体文章刷屏。
文章称,张小平曾是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的一名科研人员,离职前是副主任设计师职务,是我国火箭发动机研制过程中“最关键的技术岗位”,但该研究所直到他离职之后才发现,“没有他整个项目都瘫痪了”。
该文作者质疑,张小平掌握我国如此核心技术,为啥给其如此之低的技术层级?据此文称,张小平的待遇是12万一年,跳槽后加入了一家民营火箭研发制造企业,“年薪直达百万”。
文中引用了如下两张图片,离职技术人员张小平的“前任单位”对他的“穷追猛打”之势跃然纸上:
27日下午,文中所称的张小平原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传盖有单位公章的文件属实 ,系单位提交地方政府劳动仲裁机构的文件之一。”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该文件为一个下级研究所所拟定,“行文表述的确不妥,诉求又不太明确,外送信息把关有漏洞,以后在处理类似文件时需要反思的事情比较多”,是张小平“本人擅自离职,经多次谈心做工作无效,为挽留此人,单位通过法律途径提起仲裁,在提供给相关机构的材料中有夸大其作用和贡献的表述”,并称实际上张小平的离职对全局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一名国企技术人员的离职,何以成为热点?
实际上,真正引发读者传播欲的,是作者巧妙提炼的一个痛点:仍覆着金饭碗之光的国企及其广受诟病的“特性”。
如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刘远举 所说,这个事情符合中国人的想象,符合戏剧化的因素,人们想象中的张小平类似于金庸小说中的扫地僧,平时不受重视,突然之间,才被发现,原来功力深厚,非常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几乎符合事实。国企官本位严重,人浮于事,不重视人才,缺乏激励机制,往往是干活的不受重视,待遇与职位高的不干活。
很明显,这些描述如此真实,完全符合人们的直观判断,甚至让不少人产生了代入感。而应当看到的是,人们的想象并不是凭空产生,这些想象以及基于想象的讨论,正是人们对现实场景的长期观测体会之后的心理投射。
在针对此话题的一篇爆款自媒体文章中,有一条高赞留言格外引人注目:“没有大国企为私企培养员工,私企哪有人可用呢?”张小平前任单位院长刘志让也直白表示,研究院近些年被民营火箭公司挖走的人确实多一些,除了薪酬因素,国企办事效率低,年轻人难以发挥自身创造力也是重要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韩琨事件”使“星期天工程师”这一群体从地下转到地上,为人才松绑,承认了科技人员业余兼职的合法性;《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触及了人才禁锢问题,打开了人才流动的闸门,承认人才流动的正当性。
当然,到了张小平这里,如今已经没人会因此呼喊“挖社会主义墙脚”了。相反,会大规模同情他的遭遇。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到由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这其中,人才是决定性要素。在当今市场化的人才争夺战中,单单依靠主观判断来为人才定价而忽视市场,或仅靠对崇高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对人才进行“道德压制”,已经难以留住人才。
国企如何走出“培训学院”和“跳板”的角色,便取决于其是否承认知识的市场价值;能否给予人才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对人才形成正向激励;能否给予人才更大的创造力发挥空间。
而针对航天人才的流失困境,体制内的航天研究院应思考的是如何通过改革提升制度化能力,将更多民间资本吸收到航天领域中来,在制度框架内改善科研人员待遇、合理给予员工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如光明网评论员所说,北京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给“小平”开出的价码,成了601所难以解决的一道题目。而这道题,又何止是出给601所的呢?
可以预见,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人才争夺战只会愈演愈烈。今年的毕业季到来之时,曾有媒体统计,95后毕业生平均在职7个月便离职,半年内离职率达33%。主动离职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发展空间不够(48%),其次是薪资福利偏低(42%)。
可以看到,如今的大学生更加追求独立自主,更为关注自身感受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他们,不但需要充分保护每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更要为每个职业提供某种相对容易理解、容易判定的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的重要体现便是薪酬。
变革的时代,个人命运和个人发展的讨论始终滚烫而焦灼,人们从张小平事件中产生共鸣,也期盼从张小平事件中找到出口。或许多年后,我们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改革史的时候,“如何留住张小平”将成为观察这个时代体制内企业对待知识与人才姿态的一个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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