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给了深圳什么？

请欣赏：
《深圳城事》
70年代的深圳湾
70年代罗湖高层区原是一片水稻田
70年代老街路口
1979年7月20日，深圳蛇口的一声炮响，拉开了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
1979年2月23日,深圳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981年，蛇口招商局打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1990年我国内地的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解放路光华楼西华宫开业
1996年中国第一个保税区——福田保税区
如今的深圳湾
深圳罗湖区
深圳天际线
可你又怎么知道，
意气风发、锐意进取的深圳
也曾有过“青春期的迷茫”。
1992年，《光明日报》记者易运文见证并
记录下了这段珍贵的迷茫：
浦东就要赶上我了
苏州也要赶上我了
可咋整？
深圳1992：满城皆说“怎么办”
1992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采写的一篇报道：《全国在发展 深圳怎么办》（以下简称“怎么办”）。这篇报道在《光明日报》和《深圳商报》两家报纸同时刊登，不同的是，《深圳商报》在刊登此文时用的标题是《深圳能再领风骚吗？》。刊登后，其产生的影响之大之广，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我为何要写《怎么办》
1992年，深圳经济特区正是炙手可热的大发展时期。
深圳人当然更是感到骄傲和自豪。深圳人也的确值得自豪和骄傲。敢干敢闯的深圳人，创造了3天一层楼的经济发展神话，创造了将一个小渔村仿佛在一夜间就变成了一座现代化都市的造城奇迹，以至于许多深圳人都喜滋滋地将深圳又称作“一夜城”。
深圳值得骄傲的地方的确很多，她曾经创造了140多个“全国第一”，深圳是“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特区”“全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全国最先富起来的特区”⋯⋯这一连串的光环让许多深圳人的头脑都晕晕乎乎起来了。
但事实如何呢？难道深圳真的那么先进、那么现代化了吗？难道深圳真的就把全国其他城市甩得那样老远了吗？
深圳是靠改革开放起家的，种种事实表明：不思进取的“富贵病”，办事拖拉的“官场病”，自我感觉良好的“娇宠病”，是阻碍深圳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深圳还能再领风骚吗”？“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面对全国百舸争流、百花争艳、你追我赶的局面，深圳还能不能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经验场”呢？这是一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必须认真回答的课题。记者能够想到这个问题，能够抓住这样一个课题，应当说是具有一定的职业敏锐，但更是一种机遇和幸运。
我认真拟好了一份采访提纲，并根据采访提纲拟定了一份采访对象的名单。有资格入选这份名单的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深圳特区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特别熟悉和了解的人；二是有自己独立见解、平时喜欢思考和琢磨一点问题的人。这些人包括体改办、宣传部、经发局的负责人，包括一些老企业老总，一些从事深圳研究的学者、专家和媒体工作者等。
在采访中我发现，这次采访特别顺利，不论是哪一个采访对象，一谈到深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滔滔不绝，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
在采访中我还发现：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许多深圳人身上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质。不论他们是什么身份和职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非常热爱深圳，都为深圳的现状而着急，都想为建设未来更加美好的深圳而献计献策，出一份力。
采访对象的激情和忧患意识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当我翻阅一个多星期的采访记录的时候，一种写作的冲动油然而生。我对写作这篇报道的主题的认识更加清晰了。这个主题就是：在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下，“深圳还能不能继续保持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的地位”？
记者不是政治家，他无法做到运用手中的权力和掌握的资源去实际改变这个社会和现状，但他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和写出的文章，对社会起到一种警醒的作用，一种启发和提示的作用。
在我认为已经充分掌握了写作稿件的材料后，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尽快将稿件写出来，我把自己关在一家酒店的客房里，奋战了整整一个星期，就连晚上睡觉脑子里还在想着这篇稿子的事，人完全处在一种因为燃烧不能自已的兴奋状态。
《怎么办》产生的巨大反响
1992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全文刊出《怎么办》一稿。《深圳商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半个版，又转在二版刊登了近半个版。这篇报道刊出后其反响之大的确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那天一大早，八点多我刚起床，桌子上的电话就响起来了。打来电话的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在一家贸易公司当经理的陈浩，他说：“刚看到你在《深圳商报》发表的《深圳能再领风骚吗》的文章，写得太好了，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什么时候过来我这里坐坐，我们好好聊聊。”
此后，电话铃就一直响个不停。报社领导也打来电话，要我去听听市委主要领导对这篇报道的反映和意见。我立即骑车赶到了市委大院。
刚进市委大院的办公楼，里面的景象就让我吃了一惊，每个上班的干部都在捧着当天的《深圳商报》看那篇报道（因为《光明日报》在广州的南方日报印刷，每天下午才能看到报纸，有时甚至要到第二天上午才能送到深圳），市委书记的秘书小刘告诉我，他已经将我写的报道看了两遍。我找到市委书记，书记说，报道他看了，意见就不谈了吧。
我当然要尊重书记的意见，于是这篇市领导的反映报道就没有写成。但是，其他的反映，这时却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一家报摊的业主告诉记者，当天的《深圳商报》全部一抢而空，许多人来买都买不到了。
市委政策研究室的许多干部没有找到当天的《深圳商报》和《光明日报》，就拿报纸去复印，几乎人手一份。我有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正在美国出差。他从美国回来后激动地告诉我，这篇报道一些美国的报纸也作了评论和转载，他在美国就已经看到我写的报道了。
当时的深圳，还真有点“满城争说怎么办”的气氛和味道。事情还不止于此。
曾经主管过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虽然已经退休，但对深圳特区仍然十分关注。他在看了《光明日报》的报道后，对报道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提法在报纸的空白处作了一些批语，并将这张作了批语的《光明日报》寄给了当时深圳市委的负责人。于是有人传言，谷牧同志对这篇报道有不同意见。
谷牧同志到底对报道有没有不同意见呢？春节过后，当时的总编辑张常海亲自打了电话告诉我：春节时他去拜访了谷牧同志，并特别向谷牧同志征求了对《光明日报》发表《全国在发展 深圳怎么办》的报道的意见。谷牧同志爽快地告诉常海总编辑：“没有意见，报道写得很好。”
据说，当时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对这篇报道也评价不错。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对这篇报道也给予了不错的评价。我听到这些反馈的意见和消息，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这篇报道获得的奖项荣誉也很多，《光明日报》给我颁发了总编辑奖；在报社推荐此稿参加全国好新闻评奖时，因为字数超过了三千字的规定，在最后被刷下来了；1993年广东省好新闻评奖评出了三个特等奖，一个是陈锡添采写的反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个是穆青和王志纲合作采写的《风帆起珠江》，一个是我采写的《全国在发展 深圳怎么办》，颁奖是在广州的花园宾馆举行的，极为隆重。
《怎么办》的几点启示
如今，一些深圳的老朋友遇到我，有时还会提起这篇报道，内中的许多内容他们还能清晰地背出来。这常常让我感动不已。
一眨眼，我们已经由刚到报社工作时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记者”了，但一篇报道的影响竟然会如此深远，它远远超出了时间的限制。
应当说，朋友和读者对我这篇报道的真诚的评价和长久的记忆，是对我写作这篇报道的最大的鼓励和安慰。
庆幸的是，我报道中写的东西完全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篇报道，我的心中仍然会涌起当年写稿的那种激情和冲动。我很庆幸自己当年顶住了许多压力，采写了这篇报道。
一个记者在其一生的记者生涯中，很少能遇到这样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被我遇上并抓住了。我很感谢，我很感谢报社领导的支持，如果当年没有他们那样大刀阔斧的支持，用那么大的版面那样突出的位置刊登出来，而是只准登个不超过两千字的短文，那我这篇报道的影响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我很感谢那些接受我采访的朋友和同志，是他们的智慧和思考启发了我，才能让我写出至今看来也不会感到脸红和过时的文字和观点来。
启示来自于思考，思考是一个记者的最重要的素质。记者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思考和原则，不要人云亦云，如果这篇报道没有记者自己的思考而仅仅是记录，那就肯定不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也就不能带给读者任何启示。
1992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全国在发展  深圳怎么办》一文
全国在发展　深圳怎么办（节选）
邓小平南下深圳后，深圳人的自豪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当喜悦还没有完全过去，中国全方位开放的迅猛发展，已悄然向深圳人提出了挑战。
12月1日，上海市长黄菊在香港透露：上海目前有5000个地盘在施工，有近300条马路在整修，“上海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刚从浦东考察归来的人议论：浦东人说10年赶上深圳是过分谦虚了，如果按1992年的发展速度，浦东5年就可以赶上深圳。
一位好心人提醒深圳：以后介绍情况，不要再拿年产值300亿引为骄傲了，苏州市今年已完成产值1200亿；也不要再拿1984年小平视察深圳时称道过的富裕村渔民村引为自豪了，苏州一家并不拔尖的农户，盖起5层洋楼，并安装了美国进口电梯。
从广西北海归来的一位深圳企业界人士说：北海现在很像10年前的深圳，那里对外商投资实行“四不问”的政策，即：不问项目是否可行，由投资者自行论证；不问投资者有无上级批文；不问资金来源，只问资金是否到位；不问有无年度计划，只要项目能够上马。应抓住时机赶快去那里投资。
另据报载，联合国有在吉林珲春投入300亿美元的意向，计划在那里建造“北国的深圳”。3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深圳特区10年，基本建设投入还不足300亿人民币。
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曾给深圳人带来无上的荣耀。“深圳速度”的含义，不只是指深圳人在1983年创造的“3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也不仅指各项经济指标百分之几十的年均递增速度，更主要的是指深圳人创造了办事效率高、条条框框少、工作和生活节奏快的崭新风格。蛇口街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8年前犹如惊雷，曾经震醒过种种的懒散和迟钝。
这些，是否已成了过去的辉煌？
曾经，申报企业10天内不答复就视为允准；而今天，一个企业从申报到批准开工，少说半年，多则一、二年，还不一定能批准。深圳一家集团公司的部门负责人诉苦说：一个房地产项目，从报建到开工（不包括报建前的资料准备工作），至少要盖38个章，也就是说要过38道关；如果每道关需时6天，那就要半年多。某港商申办一企业，准备了两套充足的资料，上报半年多杳无音讯，一打听，是由于两位办事人员调离，资料无从查找。港商痛惜“大半年的心血精力白费了”。
如果说繁文缛节、办事效率低只是“软件”方面的问题，那么，交通堵塞、通讯受阻、断水停电等就成了“硬件”方面的问题了。
现在，特区初创时的那种热情和单纯已所剩不多了，代之而起的仍然是过去那套驾轻就熟的办法。已经下放的权力，有些已经或正在被收回；已经精简的机构，有些已经或正在重构；已经摒弃的不合理规定，有些已经或正在被重新采用。权力越来越集中，分工越来越细。
而与此同时，内地的各个省市自治区，在特区经济发展的示范效应下，却大胆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子，迅速向“特区化”靠拢。一些省市吸引外资的政策之优惠，办事效率之快，使深圳人感到：先生反过来要学学生了。
深圳人也清醒地认识到，时不我待，机不可失。世界经济格局正在重组，国际资本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找最佳投资场所。几十亿、上百亿的国际资本已在中国内地周围的金融市场聚集，正在选择中国的投资场所。深圳能否在最关键的近几年在改革开放、改善投资环境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在吸收国际资本方面开创局面，是另一个重大挑战。
深圳人也冷静地考虑到了自己还拥有的别人无法取代的优势；深圳的级差政策优势丢掉了，但级差地租优势还存在；深圳毗邻香港，实质上就是毗邻一个国际大市场；深圳的经济总量仍不算大，但消费旺、投资热长盛不衰，其活力别地还比不上；深圳培养了一批懂得国际惯例的干部，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还有一定优势；深圳人的市场价值取向观念形成比较早，内地人要确立这种观念还必须有一个较长过程；深圳的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文化市场等要素市场发育比较成熟，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先行了一步⋯⋯深圳利用好这些优势，在改变内部运转机制方面的弊端又有“壮士断臂”的决心，大刀阔斧地厉行改革开放新措施，深圳仍然大有希望。
深圳的“排头兵”地位受到挑战，这是件大好事，说明中国变化了，前进了。因为深圳的落伍，就意味着别的省市进步。如果一个城市总是“独领风骚”，十年、几十年不变，不是好事。内地的省市真正带动起来了，甚至走在了深圳前头，实在可喜可贺。
但是，深圳人不甘心落后，正沉着冷静地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如果中国能出现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深圳”。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辆列车上，深圳将仍然是带动列车前进的“火车头”。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1992.12.24 易运文 于越 有删节） 
这是我们的“旧报新读”栏目——
世间文章千千万，总有那些“不寻常”，如航标，如星宿，熠熠发光。它们或是岁月的刻痕，或是历史的见证，或是时代的坐标，或是命运的呐喊，或是人世的长歌……这些文章不仅“美”，而且“真”，还很“实”，彰显出文字的劲道与力度。朱光潜先生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何况，一些文章一开始就如此“不寻常”。
40年前，中国的大门敞开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如壮丽画卷，徐徐铺展开来。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醒来，中国在蜕变，中国在腾跃，中国在飞翔。这个进程波澜壮阔，这个过程扣人心弦，这个历程回味无穷。
《文摘报》开办“旧报新读——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专栏，设想将此间那些动人而“不寻常”的篇章重新打开，重新唤醒，重新编排，请你读，请你品，请你思，请你想，这一块块新时代的基石,助你登高望远，朝着未来的方向。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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