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 高墙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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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张家硕

一

一位同性恋者，找到了自己的同性伴侣，被家里人送进精神病院。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强制治疗，包括药物，束缚和电击。他的男朋友发现他失踪之后，通过各种手段来营救他。他出院之后从家乡逃离，委托了一位律师起诉精神病院，想讨回公道。

这个事情是从一个高中同学的朋友圈里看到的，他也是一位性少数，在大学里十分热心地参与同志公益活动。通过他，我联系到了燕子，一位同来自志公益小组负责人，他们小组重点做一件事情，解救全国被监禁，被伤害，被强制治疗的性少数群体。

我对这次采访，始终有一种割裂感。事情就发生在我的家乡，人物和景象都是熟悉的，但对于身边的性少数权益，我却知之甚少。在这个河南的小城，人们大都无法理解同性恋为何存在，很多人认为这是疾病，应该治疗。因此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默默生活，时不时会因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性取向受到伤害。

庭审前一天，在郊区的一家宾馆我见到了燕子，原告余某的代理律师和一位同行的记者。我们打电话给案件原告，得知他和自己的男朋友躲在异乡的一间出租屋内，因为怕再次被家里人抓住，他不敢回到家乡。在电话里，他告诉我们现在的生活简单而平静，虽然时常会从噩梦中惊醒。

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在你直接面对这些故事时，你会觉得性少数群体不是简单的统计学数字，而是鲜活的人与生活。他们可能是你的亲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即使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和我们也并无不同。

二

起初，我主场作战，底气十足，正义凛然。我叫上一位在市中院实习的学法律的老同学同行，用家乡话自如采访，还和法院的门卫吵了一架。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义愤如同拳头击打在棉花上，无处泄力。

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城，一切几乎仍然遵照数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常识运行。在这里，律师取证几无权利，派出所不肯提供当事人的报警记录，公开庭审却不让人凭身份证旁听，医生认为患者家属完全可以替患者作主，只要是家人送来就没有问题，精神病院不知道同性恋已经不再被认定为精神疾病。公众认同的道理，远比法理重要。

在宣布庭审延期之后，我和那位在市中院工作的同学闯进了法官办公室，决定再具体问问延期的原因。面对质疑，那位法官却意外地平和而诚恳。那位五十多岁的清瘦的长者，端起倒满开水的茶杯反复讲双方调解的道理。纠纷调解，和谐稳定，皆大欢喜。

但对于同性恋三个字的厌恶和敏感，却悄悄表现在人们的言辞和表情之中。门卫，法官，出租车司机，精神病院的护士和大夫，党政办公室里的胖女士，他们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会像听到一句脏话时蹙起眉头。他们所讨厌的，不过是自己未能知晓的事情。而如果不想让某种正确的事物使公众接纳，只需要不让他们了解即可，必要的时候，播撒一点仇恨的种子。

三

距离庭审延期几乎有一年的时间，开庭的日期终于被最终确定。预料之中地，当庭没有宣判，事后向双方寄送了判决书，判决医院败诉并且向原告赔偿和道歉。此时，因为文化管理机构将同性恋与性变态并列，舆论怒火正在被全面引爆。早在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常委会重新修改的《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三版》就将同性恋从“病态”中划除。

看似突如其来的倒退，其实并非意外。十六年来的同性恋去病化，仅仅表现在官方的默许和民间的宽容。从根本上，同性恋权益缺乏法理和制度的保障。燕子告诉我，对于同性恋的扭转治疗从未在各地停止，事实上他本人也是这种扭转治疗受害者。另外的，这种模糊状态对于同妻和性少数群体的家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伤害。保守的思想导致制度的缺位，制度保障的缺位又在助长性少数群体自身以及对他们的恐惧。因为未来缺乏保障，同性恋者在父母和社会的逼迫下选择形婚或者扭转治疗。可以说，这是一种可以避免的，因为无知和落后造成的痛苦。

其实，和性少数权益一样，中国人所享受的生活幸福，有哪项不是因为界限模糊而易遭蚕食。我们始终活在黑白边界之间，财富，自由，知识启蒙，精神文化，都必须恪守官方划定的底线。这条所谓底线时紧时松，使每个人的生活都脆弱不堪。

那天在强制治疗原告的精神病院，我经历了一次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采访体验。在高耸而簇新的病房楼里，走过一队一队穿着统一服装的病人。他们面无表情，随着医生的呵斥列队行进。突然间，一个人从队伍中逃脱，冲向一扇半掩的，通向外面光亮的门。就在他一只手扒住门缝的一瞬间，两个保安将他摁倒在地，用橡胶棍击打他的背部发出闷响，而他最后的一声喊叫也消失在走廊里。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文阅读：

延期的庭审：同性恋反抗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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