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抗战老兵：被尘封，不愿被遗忘
本报记者：彭雨田  王潇雨  戴中珣  冯梦雪  罗曼舒
在昙华林附近的武昌区福利院里，严定国和孙荣茂老人在下午2时许结束午睡，下午的活动一般是和其他老人一起打打麻将。两位老人尽在昙华林附近的武昌区福利院里，严定国和孙荣茂老人在下午2时许结束午睡，下午的管是在福利院里才相识，却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抗战老兵，走得很近。
住在徐东一家私人福利院的老兵黄子明老人则习惯了一个人活动。他喜欢独自出门散步，读报看新闻。也是在一次出门散步时，他偶遇了另一位同样参与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老兵，王克仁老人。
在湖北省，像他们这样被关爱抗战老兵网（以下简称老兵网）收录的国民党老兵共有160多人。放在全国，这个数字仅仅只有3000余人，也并不是如今尚在世老兵的全部。长期从事关爱抗战老兵工作的深圳龙越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估计，全国目前幸存大概两万国民党抗战老兵。
为了在那场对于现代人已经有些遥远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中国投入的兵力逾千万，其中国民党军队占了60%以上。如今尚在世的国民党老兵分散在各地，大都年过九十，由于特殊的身份，遭遇过种种不公，生活在社会底层。
而不同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老战士，民政部门存有相关档案材料，对于这些国民党老兵来说，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证件、徽章、档案，大多在“文革”中已销毁殆尽。
老兵网的志愿者们奔走于各地，确认新发现的老兵们的身份，却仍旧赶不上老人们老去的步伐……
就这样闯进了战场
1939年，14岁的黄子明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批自昆仑关大捷后回地方休整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的官兵，“闲聊中他们动员我参军抗日救国，那时我还是一个少年，没有多想，也就参了军。”
彼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着战火的侵袭，很多老兵参军的理由和黄子明类似，或是为了躲避战乱，或是为了躲避饥荒。
“那个时候我参加的是国民党的部队，没有听到过共产党的名号，只知道八路军，参军也只有参加国民党的部队了。”王克仁老人在回忆参军时的经历说道，“当时思想还没成熟，谈不上是打仗，只是慢慢地关于为什么要当兵有了一些认识。抗日呢，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
懵懂时的选择却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王克仁现任黄埔军校湖北同学会理事，1942年他在浙江被黄埔军校录取时，虽然才19岁，已经随着姐夫的部队征战多地。在1936年考取黄埔军校的老兵胡恒青印象中，当时黄埔在武汉招生时，要求不低：必须是高中毕业、身高165以上，还得通过严格的考试。黄埔的训练无疑也是极为严苛的。“睡觉不脱衣服，也不用枕头的，早上起来跑步，跑步跑热了就只在河边洗个脸，国家也是穷，没有好的待遇。”王克仁老人这样回忆在黄埔的生活。
另一支著名而悲壮的队伍——中国远征军也是由国民党在1942年组建。黄子明在17岁时加入成为其中一员。
黄子明老人在家中。和红军战士敬礼手指在太阳穴不同，国民党老兵敬礼是敬在额前的，这也成为志愿者认定老兵的标准之一。摄影：彭雨田
彼时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中国为支援英军在印度、缅甸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行动，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
1944年，日寇已侵占滇西两年，滇西边境重镇腾冲、龙陵均已被日军占领。黄子明所在的中国远征军第八军的任务就是反攻滇西，驱逐日寇，与自印度经缅甸打回来的新一军、新六军两面夹击日军，打通国际援华交通路线滇缅公路。
“现在的影视作品《滇西1944》指的就是打出去的一路，那时我就在这一路中。”此时，日军不断骚扰周遭中国百姓，黄子明亲眼目睹过日军烧光从百姓手中抢来的粮食的情形，“当时我对那些鬼子兵切齿痛恨，发誓要消灭他们。”
攻打松山战役历时80天。前期进攻部队伤亡很大，没有攻下来。当时身为传令兵的黄子明奉师部副官室之命，往返于师部和前沿，冒炮火与沿途敌军狙击，传达作战指示。
在远征军部队中的黄子明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残酷。天气炎热，士兵们渴了就只能在河边捧一把河水喝，有士兵甚至喝进过蚂蝗，一度生命垂危；粮食都被日军烧光，迫不得已部队只好宰杀马匹熬汤吃；曾经上午还见过面的人下午就牺牲了……
同为远征军的陶长青是一名运输兵，负责运送物资，一天夜里陶长青在运输路上看到有个士兵挂在树上，于是停下车打算去帮助他，走近才发现“那个兵没有脑袋了”。
1942年至1945年间，国民党投入远征军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
无缘无故的冤案
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百姓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欢欣鼓舞。20岁的黄子明跟随部队，经过广西，广州，香港等地，到达山东。
“我们当时在市区里，就听到人们都在欢呼，我们才知道日本投降了。走到哪里人们都欢迎我们，我们都很高兴，确实很高兴。”
到了山东潍坊，本来打算回家乡武汉的他因为做事认真，便被军委长官留下管理军需物资。就这样，留在了山东，在济南第二绥靖区经理室任军需职务。也在这里，遇见了后来的妻子。
婆婆是上海人，两人1948年成婚。新婚的两人因为种种原因分隔两地，聚少离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南地区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在云南，国民党上将卢汉将军发动了起义，促成云南和平解放。黄子明此时恰在部队，参加了开远起义，于云南与越南边境处被俘。“其实师长已经和解放军联系好了，就等于投靠了共产党。”
后来黄子明被共产党送回武汉。那时，妻子仍在上海。黄子明给妻子写信，却把门牌号写错了，开始一直联系不上。联系上后，才得知两人的孩子患了脑膜炎，已经去世。两人最终在武汉重逢，此后再没有生育孩子。夫妇俩领养了一名女童，抚养她长大。
1950年复员后，黄子明接受共产党安排，在武汉大桥食品厂工作，成为一名普通职工。
食品厂的工作不算清闲却也踏实，然而此时国内阶级斗争的思想逐渐兴起，一场注定难以避免的风暴正向这些曾经的国民党士兵们袭来。1963年的一天，黄子明向澳门的亲戚写了一封信，信没有寄出，却成了判他为反革命的“把柄”。
被判刑3年，实际上黄子明在沙洋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整整11年。11年间，黄子明只在每年过年的时候可以回武汉与家人团聚。黄子明的妻子独自在武汉带孩子，靠给人打零工谋生，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婆婆人真是好啊，什么都肯做。那些年头吃了太多苦头，又有高血压，身体也不好。真的是辛苦她了。”黄子明回忆已经去世的妻子时，眼角泛出些许泪花。
而这段无缘无故被判3年的冤案，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平反。

1985年，一张刑事判决书撤消原先对于黄子明的判决，证明了他的清白，然而尽管黄子明不断地申诉，仍没有获得相应的赔偿。
老兵孙茂荣则是在国共内战时期被俘的，后来由于“特务嫌疑”被判刑10年，实际关了24年。1982年平反时的孙茂荣已经65岁了，他的4个孩子在文革时期随着不愿受到牵连的母亲改嫁，都跟了别人姓。如今几个孩子分散各地，基本断了联系。
“现在党实事求是，过去戴反革命帽子的时候不管在哪里都低人一等。”孙茂荣说。
还有不少老兵因为“反革命”的身份，子女的“成分”也不好。在那个看重“出身”的年代，他们分配不上好的工作，终身大事也受到影响。
然而正如孙茂荣在福利院的好友，老兵严定国的夫人所说：“这么多年来国家没有承认他们那些人，子女也受到了牵连，直到现在孩子们都埋怨我，埋怨他们爸爸，但是那个时候都是为了抗日救亡，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选择帮把力的。”
凋零中的老兵
2005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中肯定了国民党部队在主战场的作用。
2010年，中国向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发放标准为每人3000元人民币。但此次补助并不包括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
直到2013年，民政部才首次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做好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有关工作，及时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
这项政策直到今日也只在少数几个省份落实下来，湖北省不在其中之列。如今湖北国民党老兵接受的物质补助主要来自近几年陆续成立，像老兵网这样的民间组织。但对于这些尚在世的国民党老兵来说，毕竟他们受到了更多来自社会上的关注和认可。
“听了舒服”，陶长青说，“松了一口气啊，不用再被看做反革命啦，我是赶上了，好多人都死了。”文革期间陶长青曾经写了无数次入党申请书，却因为特殊的身份始终没有成功加入共产党。对此老人也看得很开：“思想上入了党就行了。在我心中我已经是党员了。我观察了，有很多正式的党员不一定能赶上我。”
95岁的陶长青老人有四儿一女，如今却独居在旧房子里，自从生病后常年卧病在床，由一位保姆照顾他起居，每月的退休金支付完保姆工资、药费和生活所需后便所剩无几。他说：“我理解儿女，这都是传统了，老人活的太久了儿女就会当你已经死了。”
陶长青老人患直肠癌已经三年了，问到他的身体时，他十分乐观：“现在吃药控制住了。前几天到医院检查，医生说还不能确定是恶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怕，有药能控制住。”
陶长青老人患直肠癌已有3年，如今卧病在床，有一位保姆照顾饮食起居。摄影：贺梓秋
还有不少老兵在漫长地等待被认可的过程中离世。
就在11月17日，老兵网志愿者“剑胆琴心”收到这样一条短信：“刘先生，我爷爷，宜都老兵裴正杰今天去世了。感谢你们最后为他送去的安慰。存世者日见其少，非常感谢你们为此做出的点滴。”此时，距离裴正杰老人身份得到认证仅仅过去了六天。老兵左宏驹在12月1日去世，就在前一天，老人才刚刚收到由老兵网的志愿者们送给他的勋章。
对于老人们来说，这又是一个难熬的冬。
“我不抽烟不喝酒，保重自己的身体，现在能够看见祖国一天一天的变化，就觉得很开心了。”黄子明老人这么说。但自从2013年接受疝气手术之后，老人的身体也已不如从前，说话时，必须用力才能讲清楚每一个字。
也因为如此，今年9月老人想要只身前往贵阳参加保育生年会时，遭到女儿强烈的反对。最后家人还是没有拗过老人。在参军前，黄子明曾在当时为了保护儿童不受战火侵袭而设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就读，对这个组织有着特殊的感情。
黄子明专门掏钱制作了“中国抗日远征军”的胸牌，出门就戴在胸前。正是这块胸牌让他与王克仁老人结缘——出门散步的王克仁一眼就看见佩戴胸牌的黄子明，立刻询问他是不是“打过鬼子”。经过王克仁老人牵线，黄子明与老兵网志愿者取得联系，现在，他每月能得到由老兵网发放的500元补助金。
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补助，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安慰。晚年的黄子明曾给统战部上过书，要求得到公正的待遇。平反时证明他清白的一纸判决书，老人复印了好几份，小心收藏着。
每位老兵的屋子里，志愿者专门送来的“抗日英雄”书法作品总是格外显眼。“你们来了我的精神就特别的好啊。”陶长青老人说，“我们对得起‘抗日英雄’这四个字。”
5月11日，在老兵网志愿者的帮助下，陶长青老人得以与远在襄阳的老战友张培哲视频聊天。网络不好，两位老人年岁已高，陶长青要努力大声说话，另一边才听得到。当他们谈到一起在伊洛瓦底江洗澡、一起参加五十辆大吉普发罐头会餐等往事时，还笑得像两个二十出头的小兵。
11月23日，老兵网志愿者为王克仁老人庆祝九十岁生日，黄子明老人也前来贺寿。照片由老兵网志愿者提供
排版：余安妮
武大新视点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报
我们微笑，并依旧充满希望
微信号：whuxinshidian
欢迎交流及提供新闻线索
点击下面”赞赏“
给我们一些鼓励吧~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