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都忙着转行，
新闻毕业生该去哪儿呢？
采访：王天舜 李颖迪 李晓暖 徐智勇 刘毅
文字：李颖迪 王天舜
编辑：聂丽平
（李宜蒙对此文亦有贡献）
2012年秋天，吴乃歆刚刚升入高三。开学初，她在高三寄语上写了“坚持我的新闻梦”这句话。写下“梦”这个字的时候，她的心里是在发憷的。
后来她如愿来到了有着王牌专业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但在四年的实践中，她发现自己总会陷入一种挣扎。每每听到关于新闻行业的负面消息，她就会迟疑起来。
对于众多和吴乃歆一样的新闻系毕业生而言，新闻行业就像是一座围城，墙外的人还在徘徊摸索着未来的方向，墙里口耳相传的前辈却在前后离开，当年盲目扩张的新闻专业与黄金年代留下的新闻系毕业生们似乎成了时代的弃民。
大多数人心生疑惑：记者都转行了，那新闻系的学生毕业还能做什么？
“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和很多误打误撞进入新闻系的学生不同的是，吴乃歆很早就对新闻这行产生了兴趣：中学时代，柴静所著的《看见》正出版发行，这本记者个人成长的自白书，也是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更真切、更深刻地读懂中国”、“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柴静的自述打动了吴乃歆，她很坚定地想要做“柴静那样的深度报道记者”。
后来她来到了人民大学新闻系，并进入了一家校媒的深度报道部。但她却说，校媒是她接触新闻最初的入口，却也是对新闻业产生反感的开始。
和很多校媒一样，该家校媒涉及校内“负面”的深度报道会被要求删改，或者直接“毙掉”。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巨大落差让吴乃歆觉得“无法忍受”。渐渐地，大多数深度报道只能专注于涉及校外的选题。许多她很感兴趣的议题在最初的选题阶段就被宣布是“不能碰的”。
“可能这也是我今后不想做时政或财经方向的比较重要的原因吧”，吴乃歆也隐隐感到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调查记者，她曾写道：“在我已有的十八年人生中，我从不是一个敢于反抗和质疑的人。”
相反地，对于戏剧的喜爱使她开始关注文化产业方面的资讯。在《北京青年周刊》的文化栏目实习之后，她开始以更加专业的态度去学习相关知识。尽管文化栏目记者相比调查记者少了很多忙碌与束缚，但在实践中遇到的种种不符合专业流程的操作仍让她感到“心累”。
对于未来她并没有太多打算，虽然经常会抱怨几句，但她依然没改变成为记者的初衷，只是没有了以前的雄心壮志。回忆起曾经做调查稿的经历，她说：“只有做过才知道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是吧？”
相较于吴乃歆是怀着做调查记者的理想来到新闻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的学生万翩翩，一直以来的理想就是做“优质内容”。
在网易新闻某原创栏目实习时，万翩翩所在的栏目组和追求严肃传统新闻报道的媒体不同，大家思考的是如何把新闻做得更好看，更接地气，让扁平的文字能够以多样的形式活跃起来。
“可能一般的新闻机构会做出一个新闻模板，不同的新闻内容都套用这同一个模板。但我们实际上是发掘一些新的思路，每次都是‘从零到一’的创造。”
她很喜欢工作室讨论时的那种头脑风暴的氛围：大家不断地争论应该用怎样的创意，用哪一种更不一样的形式去呈现。尽管有时可能会讨论一个晚上都没有结果，但这种创造性和表达力的持续挖掘总让她感到欣喜。她觉得做文案和策划的过程和做传统新闻一样，是一个不断消磨未知的过程。
作为武大新闻院院报“新视点”的前主编，在“新视点”期间，她也曾做过许多优质的长报道，不过在此之后，她便是去不同的新媒体实习，不再接触纸媒。在她看来，新闻只是一个普通的职业，没有必要被理想绑架，除了纯粹的记者，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选择。
她非常强调个人因素在职业选择中的重要性：“我也不是因为什么传媒业太累没有前景才不去当传统媒体人，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多数”——不在媒体工作的新闻系毕业生
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传媒毕业生去往网络媒体或文化娱乐产业，甚至是与媒体毫不相关的领域。以《中国传媒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为例，在926名签约工作的中传本科毕业生中，去到平面媒体的只有23人，占4.14%。
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新闻毕业生从事新闻的热情下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新闻业的就业饱和有关。
1994年以前，中国新闻学类专业点有66个；1995年到1999年增加了58个；2000年到2004年增加335个。根据教育部高教司提供的数据，中国新闻学类专业点目前已达661个，平均每年增加101个。因为新闻学属社科类专业，高校投入成本较低，普通高校、民办高校以及二级学院都能很快上马，新闻系学生总数迅速膨胀，保守估计不低于13万人。
与此同时，大量新闻系学生在毕业后，面临的却是媒体饱和的尴尬。在2017年，新华社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及留学回国人员公开招考129人，南方报业校园招聘招收110人，其中南方周末记者3人，南方都市报记者20人。21世纪经济报道校园招聘记者仅为3人。新华社等媒体在接收毕业生时，明确要求要有硕士以上学历，同时还有“过五关斩六将”般的笔试、面试。
“毕业就失业？”
从湖北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李昊阳就卡在了最后一关。
李昊阳对新闻的兴趣始于在《楚天都市报》上发的第一篇文章，那时的他，迫切地需要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在《长江商报》实习时，他一个人去采访湖北省科技厅的高层干部，虽然问的问题和采访过程都不是很专业，透着股稚嫩的学生气，但他却感到了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气。
这种跑新闻的新鲜经历，让他觉得记者这个职业还挺帅的、挺酷的，同时还能让自己学到非常多的知识和经验。
大三时，他辗转联系上南周的资深记者褚朝新，他觉得，褚朝新在时政和调查领域的专业素养，是在普通的报社学不到的。
他跟着褚朝新一路走下来，做了很多采访：山西公安、湖南官员“仙人跳”色情敲诈、官员的微信朋友圈……在这期间，李昊阳想尽办法在做新闻的常态里艰难突破，一点点的线索都给他带来极大的兴奋感。实习结束后，李昊阳写道，“如果有幸，我还会回来的，因为那道光曾打在我的脸上。” 
也是在南方周末实习的这段时间，让他“才算真的知道，新闻是什么。”
大四校招的时候，李昊阳往一家中央媒体投了简历，“误打误撞”竟然过了，他有些“受宠若惊”：“我一个湖北大学的本科生，和一堆清华北大的研究生一起竞争是什么感受？”
也因此，他为了准备接下来的笔试面试而放弃了后面南方集团的校招。
等到笔试的时候，他发现像“四种形态”、“四个意识”这些考题，虽然没有刻意准备，但他全都会答，而这些都是在南周实习的时候有接触的。
总编问李昊阳最近操作的稿子是什么，他回答说《官员的微信朋友圈》，总编还说：“我还帮你在微信上转发过。”
笔试面试都很顺利。为了保险，李昊阳在离毕业还有两个月的时候进了一家银行实习，练习点钞，学着不同打领带的方法。他说如果等不到最终的offer，就要加入“多数”——不在媒体工作的新闻系毕业生。
但结果让他失望了，“我被潜规则了，就这么简单。”在知道消息的那个晚上，李昊阳睁了一晚上眼没睡着，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失眠。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还能走出来”，李昊阳没想到自己真的去了银行工作，“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他想着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做媒体。
“大不了干几年再回来。”他说。
“记者是人生第一份工作的‘最大优先级’”
相比较李昊阳，清华大学新闻学硕士毕业生黄子懿可能更加“幸运”——他如愿进入了他怀有执念的财新传媒，尽管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从校招开始到最后定下工作，黄子懿花了接近一年时间，其中解约两次，第一次从华为到某央媒，第二次从该央媒到财新传媒。第二次解约的时候，学院就业老师问他：“你说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到最后既没有拿到华为的高薪，又没有拿到央媒的户口，你到底图个什么？”
黄子懿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如今一个北京户口意味着几十万的情况下，他主动放弃了成为一个法律上新北京人的机会，选择了一家拿不到户口的市场化媒体。
“在我硕士行将毕业、开始求职时，三年前激励我报考研究生、投身新闻业的媒体都开始崩塌般地衰落了。”新闻业寒冬，是黄子懿最初签下华为的原因。2015年，他在南方周末实习半年，目睹期间离职的正式记者比实习生还多时，他的确不知道未来该往何处去了。
毕业在即，一家央媒为黄子懿提供了另一份带户口的offer。这份offer却让黄子懿接下来的几天陷入无法缓解的纠结中。他甚至将两份工作需要衡量的因素用思维导图列出、量化加权打分，得出的却是一个相同分数。
毕业前一个月，黄子懿选择与华为解约。但在这之后不久的一天，转机又出现了。黄子懿在微信上刷到一则招聘启事：财新传媒公共政策组招人。
他自称对“财新”有着执念，在他看来，这是一家秉承着高度专业精神的媒体，也是个认真做新闻的地方。他也曾在不同的地方读到他们的作品与事迹：“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胡舒立；采编与经营互不干涉、单独运营；所有记者编辑禁止炒股、收车马费及红包。
财新传媒创建者：胡舒立
没有丝毫犹豫，他去面试了财新，并顺利通过面试。后来和之前签约的央媒协商，办完复杂的解约流程，学院经调查求证、开会讨论，他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学院对他的通报批评。
入职聚餐时，他对编辑说，“也就是财新了，其他媒体我都不会投，老老实实去（那家央媒）摄影了。”
虽然定下了财新，黄子懿还是自嘲说，“这份工作包括父母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不曾听说，了解它的朋友也说那里的新闻‘硬得没法儿看’”，但他还是希望“能在这里发现自己的价值。”
和许多新闻毕业生“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一样，黄子懿并没有打算在媒体这行终老，只是他觉得，“这工作对于个人的阅历、体验与认知水平的提高是无价的。”于他而言，记者只是人生第一份工作的“最大优先级”。至于薪水或户口，他暂时不想考虑。
“反正不论怎么选我以后都会后悔的。这点，我很肯定。”
“我到底是图个什么呢？”
2016年12月29日，《京华时报》宣布纸质版将从2017年1月1日起休刊，传媒业唱衰声与焦虑感再起。《新京报》记者张维在朋友圈看到了这则消息，一种危机感覆上早已交缠着焦虑与沮丧的心：“京华这么突如其来，前景真的不乐观。”
在这之前，张维评价自己“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人。”
大三在《南方都市报》实习的时候，她的指导老师劝她去读研读博再留校任职，“比当记者轻松多了，还有寒暑假。”当时的张维就说，“不，我就是要做记者。”
一心想去南方报业的她，保研时选择了地处广州的暨南大学。2013年暑假，《南方周末》的办公室坐满了实习生，“一篇稿子后面接七八个名字”是种常态。直到11月，她才等到南周社会新闻部的实习名额。
2014年的7月份，张维等来了第一次独立做稿的机会，她从南周的内部网上看到了高校科研经费制度的选题。记者张瑞接下选题，把采访任务完全交给了张维。 
张维这次上手的稿子很好，最后出来的《高校教师吐槽科研经费制度》上了当期报纸的头版，开评报会的时候有记者开玩笑说，“怎么现在头版都要实习生带着记者来写了？”散会后，她在电梯里碰到经济部记者刘志毅，刘志毅还揶揄她，“张老师，你什么时候也带着我上个头版啊？”
2014年，张维凭借两篇实习期间的报道获得了“南都奖学金”的一等奖。这个由《南方都市报》于2004年设立的奖项，每年度都会评审并奖励一次，旨在鼓励与嘉奖怀有中国传媒产业抱负与新闻理想并付诸实践的高校学子。影响力最大的时候，全国一百多所高校的新闻系学生都会投来自己的新闻作品。
张维还不知道，自己踩到了南都奖的尾巴，被视为准新闻人最高荣誉的“南都奖学金”，由于南都自身的营收原因，恰巧在2014年戛然而止。
南都奖学金颁发现场
进入了忙碌的毕业季，张维依旧准备成为一名记者，不过她运气不好，2015年《南方周末》只招1名应届生，实习了一年的她也没能留下。
后来她赶上《新京报》的校招，成为其深度报道部的一名记者。但令张维苦恼的是，她隐隐感觉自己每一次发稿后的成就感已经完全不能抵消做稿时的焦虑和沮丧。
2016年3月，福州发生一起名校学生弑母案。接到选题的时候，案件还未破。去世的母亲生前在福州的一所全封闭寄宿制的中学工作，为了混进学校，张维试图借校服，又联系上一位退休教师。几次尝试，采访还没做多久，最后都被保安“抓”了出来。
不断受阻的采访让张维觉得，做记者不像自己以前想象的那样“有尊严”。 而最后的成稿《弑母疑凶吴谢宇消失前的这半年》，也没能活过24小时。张维问自己，“我到底是图个什么呢？”
她也发现，在现在的新闻行业中，年轻记者工作一两年就会成为报社的中坚力量了。媒体人一波波地出走，剩下来的老记者很多也在想着转型与辞职。有时她去找自己在南方周末的实习老师习宜豪聊天——不过此时习宜豪也从记者转行做了公关。
“你们都起码做了两三年记者之后才转行，怎么我才真正做记者半年多就想转行了呢？”
对张维的提问，习宜豪回答说，“可能媒体总趋势下滑太快，所以媒体从业者热情的消耗会随着它加快，也很正常。”
面对技术的冲击和环境的变化，曾经的新闻理想消解于现实的职业选择面前。大多数人看不清时代的方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见证着一个个曾经辉煌的媒体的衰落。
在一波波汹涌离职潮前，无论是新闻专业的学生还是已经入行的媒体人，还是会不由自主地会怀念那个若干年前有着社会声望和蓬勃生机的新闻业。
“可是我还是想做记者啊。”面对另一个新闻系学生的感慨，张维回忆起当初说“就是要当记者”的固执的自己。想起之前实习时劝自己不要做记者的老师，张维觉得这两个身份在现在的场景之下重叠了。
“历史虽然不会重复，但是会押韵吧”，张维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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