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珞珈周跑：何时给学生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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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 徐小西

编辑 | 罗小黑

2017年4月29日，武大校会体育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举行“珞珈周跑活动”的公告。实则在这之前，“珞珈周跑”的任务就已经下发到了各院系学生会，要求每个院按比例出人数，强制参加周跑活动。一些人数较少的院系例如弘毅学堂、艺术学系，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40%。从5月4日计算机学院和历史学院进行的第一次周跑至今，有11个院系参与的5次周跑已全部结束。

据此公告，之所以举办“珞珈周跑活动”，一是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所说的“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二是借此建设我校“山水体育”的文化品牌、使珞珈周跑和赛艇龙舟一样成为武大的特色体育文化品牌。三则是出于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考虑。

这些目的虽好，但是否只有通过强制拉学生当劳力的方法才能予以实现？甚至其能否实现、实现效果如何亦值得深究。

根据珞珈体育网发布的《珞珈周跑时间表》，周跑活动每13周一个循环，每个院系一学期只会轮到1~2次，而每次环跑距离也只有2200米，和一次汗姆的运动量差不多，所以，说是提升学生体质，其实增益并不大，也就相当于一学期多跑一两次汗姆运动。而且，每周拿近两个小时组织一次运动量如此之小的跑步活动，确实浪费学生时间。反倒不如每周举行个珞珈山藏宝寻宝活动，山上藏奖品，鼓励学生们上山寻宝，寻宝途中既要爬山又要奔走，运动量远超2200米的周跑，而且寓教于乐，既尊重学生自由，又带动校园运动氛围，其间体质健康亦有提升。虽然“提升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这个口号喊得响亮无比，但口号终究只是空的，错误的实施方法不仅挤压学生自由而且效率低下，而珞珈周跑带来的作用几何也就不言自明了。

至于建设文化品牌，更是有些不知所云。珞珈周跑并非凭空而来，其前身是过去的“环山跑”活动，由各院系自愿报名，具有比赛性质。如果有意塑造一张体育文化名片，为何不把自愿参与的环山跑开办为更大、更有影响力的比赛盛会？难不成这种学生自愿组织、参加的跑步活动就不能建设文化品牌了？还是说只有行政者大手一挥、以学生自由为垫脚石推起来的活动才合乎其心中“文化品牌”之标准？文化本是自然而成、自愿而为，圈养在行政命令中的“文化”不能称作文化，顶多是讨“官老爷“欢喜的木偶戏。

2015年武汉大学环山跑竞速赛

这么一看，似乎只有落实“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站得住脚。但其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对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所提的意见是，“鼓励学生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走到阳光下”，却从没讲过要下人数指标、强制学生参与。那么，珞珈周跑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合理性从何而来？一无政策文件，二无考虑学生意见，是不是庙堂之上者灵光一现、一拍桌就能随意安排学生的时间、行为？

所以，这个活动说是在呼吁跑步、体育锻炼，但“拍脑袋”做决定的行政思维却占了大头，实际上沦为了一项对学生毫无益处的行政任务。虽然披上了一层体育运动的外衣，打着提升学生体质、保护珞珈山水的旗号，实则酸腐且带着一股冰冷生硬的官僚气。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珞珈周跑也许只有一次，但类似的活动却不计其数。今天是体育活动，明天可能就是一堆毫无营养却又要强制参加的讲座。说不定后天摇身一摆还能出现个“强制自习”，规定学生在某个固定时间段里伏案苦读、书声琅琅。尽管披的外衣不同，但无不踩在学生自由之上，压榨着这片校园中苟延残喘的“自由意志”。而本该成为学校主人的学生们反倒成了木偶戏里的木偶，被牵着线肆意摆弄，在行政命令的指挥下东摇西摆。

我们一直喊着拒绝高校行政化，但却难减其脚步，根本还在于行政者们掌握着话语权与独断的权力，而学生却无处发声。校园发声平台、以学生为主导的自发性校园组织的缺失，扼住了每一个欲言者的喉咙，更无法将零散的学生凝聚在一起、攥成一个拳头，学生无法成为校园公共议题的桌上客，却只能静坐着、等待着、承受着。前段时间北大龙江豪事件也正是如此——为了名声与招生的顺利进行，北大甘愿牺牲本校学生的权益以求行政维稳，而权益受损的女学生却只能在社交网络上求助呼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甚至我们常常打趣的“保研路”，不也是这种管理体制下的畸形产物吗？所谓“行政大于天”早已是扎着深根的大树，在校园中肆意蔓延，笼罩着每一位师生，不断遮蔽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教育碑文。

这种粗暴的管理模式损害着学生自由与权益，但同样也不是行政者所期望看到的结果。拉壮丁式的行政任务、学生话语权与选择权的被剥夺、自由与权益的“被牺牲”、领导的权重与学生的式微，使得学生集体对公共事务产生无力感，并且对行政机构充斥着不信任。这时，行政机构就面临着“塔西佗陷阱”——当其缺乏公信力时，其提出执行的每一项政策，无论出于好意与否，都会被认为在做坏事。就像出于好意的“期末强制晚自习”、希望规范学生作息的“熄灯断电”，甚至这个珞珈周跑，无不被埋怨厌烦。

塔西佗陷阱

因此，整个管理模式就落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行政者的政策受到猜忌，无人响应，便粗暴地把学生当成壮丁，拉着政策的车轮向前驶。同时，学生对行政者的无力感加剧，公信力进一步透支，往后的政策就更需要靠强制力来实施，使得整个怪圈越陷越深。而我们这片以自由自居的校园，也在这个怪圈中挣扎。

这种管理模式下，双方都落不得好处，校园管理不断卡壳，行政者们一味期望学生在强制力下成为“顺民”，现在反倒发现产生出了一批处处作对的“暴民”。这着实可悲。在这片孕育着未来社会中流砥柱的校园沃土中，“官”和“民”依旧对立，“顺民”、“暴民”的夹缝中看不见“公民”的影子。那我们又如何期望有一天，不卑不亢、能自己做主的“公民”成为社会主流，“公民社会”踩在官僚政治的尸骸上屹立不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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