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时代的大都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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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世（Anthropocène）时代对超大城市发展的思考[1] 提醒我们，城市的发展始终是一个矛盾综合体：自然与人工、社交纽带与疏离孤独、文明与野蛮、宅在家中闭门不出的安全感与出行的焦虑、日益膨胀的消费狂热与审慎节制-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梦想、划地而居-巷陌井然的安定生活与大量人口流动迁徙带来的灵活住行方式……在城市化大规模发展与被地质科学和社会科学称为“人类世”的时代影响下，这些矛盾都日益显著地表现出来。（“人类世”这一概念因其人类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倾向、及其秘而不宣的“种族世”本质而引起了诸多争论；而将生态问题以地质区间原则重新划分的方式也是另一讨论焦点。 ）诸多矛盾指向的核心，就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应不应该把可持续发展视为矛盾多义的政策的体现？

在人类世时代，以关怀的视角来反思城市化，也将同时改变我们对空间的认识，令其中的关系发生改变：安全的城市让位于给人以安全感的城市；信息化控制（监控录像、数字化、人流设计、智能城市）让位于关系维护（可持续的城市、慢节奏、过渡、强调关联和协作的城市活动、“城市罗宾汉” * 等），促进对城市规划和改造工程的伦理监督，促进城市-农业的交互发展。设计以关系维护为核心的新型文化、实践活动：本地供给、永续农业，这些尝试既维护了传统农业、近郊农业，又促进了生态多样性以及城市中的自然[4]。如此一来，“给养城市”在充满关怀的“栖居”中重新建立联系，从而摆脱了传统城市“吸血鬼”式的、狼吞虎咽饕餮无度的妖魔化形象（如左拉《巴黎之腹》）。通过乡村的城市化（城郊结合部）、城市农业（共享花园）等形式，重建城市与自然之间的纽带。如果我们转变看法，以“依存”（vivre de）而不是“以…为生”（vivre sur）的角度看待食物，我们思考社会契约的方式也会随之转变。“依存”关系有着重要的伦理、政治学意义，其中包含了对于联系脆弱性的清醒认识，不再以控制、主导的方式通过不间断的操控来保证“城市食品和健康安全”，而是充分照顾到各因素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这正是城市这个人造环境时常令我们遗忘的一点。城市生态思想因此在城市空间中逐步重生。城市-花园、低碳出行、共享经济、重划领土的本地货币、乡土导游推荐或城市果园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在这个栖息地失落、城市沦为“居住机器”的时代，强调以栖居作为创建世界的基础，将引导我们反思究竟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来构建共同世界。

* 译者注：“城市罗宾汉” Robins des villes 是1997年成立于法国里昂的一个致力于维护城市公共空间、促进公众教育的协会，由来自各领域的志愿者组成。目前办公地点已扩展到马赛和巴黎，活动遍布全法。参见协会网站http://www.robinsdesvilles.org/index.html

不过更准确地说，政治艺术应该是一门编织的艺术[6]，它面对的不是一个固定、僵化的现实——棋盘一样稳固的城市平面图——而是精心设计的关系和以此织就的联系网，我们的城市生活就在此基础上展开，层层递推：私密的家，门口的小巷、街道、区和市……其间不断与自然产生关联（植物、动物，也包括水、光、土、风等自然元素）。因此，城市不仅由文本、也由纹理构成。巴西艺术家莉吉雅·帕佩（Lygia Pape）1968年的行为艺术作品 Divisor（因子）就是对这一理念的凝练和诗意表达 。

她邀请里约各阶层的市民参与到作品之中，共同披上一张巨大的白色床单。由织物覆盖的空间代表了城市的肌理，以脆弱织物为代表的开放友好的关系网取代了分隔各个街区的铜墙铁壁，这是以雅典集会广场（Agora）模式为参照对城市空间的重塑。近来人们对城市生态多样性的关注；对恶劣城市环境中城市树木的养护；不再将垃圾视为废物，而是建立回收和再循环系统；不再将水资源视为威胁、以不透水模式设计城市排水系统，而是建构以动态水资源体系为特征的海绵城市；设计以参与模式为主导的生态街区，这些都是新型网络关系模式的集中体现。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在重申，城市不仅是其外观的建筑，还体现为集中流动的各种关系，它邀请、也要求着人们从伦理和政治关系角度重新思考城市的包容和开放性。这种关系和感性因素是城市的基础。它抵制了将居所简化为解决住房、安全和出行问题的“居住的机器”的功能主义倾向。它崇尚流动的形式，能以更为灵活开放的方式激发各种可能的关系; 把城市想象成一个漂浮的世界。视觉艺术家、空间设计师与城市规划师的角色就是为城市设计包容友好的面貌，重建诗意的栖居、以开放的空间促进日常轨迹之外的意外和邂逅的发生，重新接纳生活中积极的“偶然性”因素；而这样的设计正体现出关怀“此在”的政治视野，以一种地缘诗学来对抗地缘逻辑——前者将栖居理解为各种伦理关系；而后者关注的仅仅是技术效能。

在计算机控制之下的可持续城市就是这一模式的最新化身。它伴随的风险就是忽视市民的实践创新能力、忽略社会结构、破坏本地居民在长期合作、分享、团结互助中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即“社会纽带”。漫画家恩基·比拉（Enki Bilal）在他的最新作品《BUG》[10]中描述了一幅未来图景，从反面揭示、预言了城市的无形关怀的力量 。

从关怀的角度思考城市现象，可以抵制机械的“居住机器”思想。它鼓励人们对规则标准做出诗意的修补、法制之下的大胆越矩行为，这些做法虽然颠覆了城市设立的安全规条，却是为了真正令人在城市中获得安全感。公民身份不是从公民权的宣布开始生效，而是在默默伴随并支持我们的生活行为、且人人平等的城市权中获得。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斯篇》（Protagoras）中讲了普罗米修斯和厄庇墨透斯的故事，以此说明在城邦中，所有人都同样具有克己心（pudeur）和正义感（justice）[11]。我们对正义感这个词并不陌生，而克己心出现在这里却让人有些意外。它强调联系的内在品质，而不仅仅是理性和标准化的衡量方法。克己是在社会和政治维度上具有的深度。它不仅是社交礼节，也是对社会的微妙本质的关注。相对于贯透身心的过度激情而言，克己是一种关怀，对自己、也是对他人——其中也包括非人类，它敞开了相遇的可能性。有了克己之心，城市性（urbanité）得以在偶发细节之上安枕，是关怀令这些意外插曲拥有了未来。社会学家阿维夏伊·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体面的社会》（La société décente）[12]一书中对柏拉图的分析做出了回应。

这些微不足道的对世界的关怀构成了城市最终的样貌，并维护着我们共同的世界。从共享单车到共享花园，从自主打票到隔代合住，从对城市的感性认识（光、环境声音等）到社会互助、参与性活动，以及邻里关怀……城市活动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方面，也在社会政治领域不断涌现。哲学家纪尧姆·勒布朗（Guillaume Le Blanc）在《微小生命的起义》（Insurrection des vies minuscules）[13]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羞怯克己的城市政治形象。身影蹒跚却又步履不停，由于自身的弱小，他不仅任由命运的偶然性摆布，还张开双臂来拥抱这样的偶然。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查理·卓别林塑造的小丑形象。

可是，距离拉近了，不代表就此感觉亲密。如果把城市性的构建比喻成一条大船，卓别林塑造的人物形象就是船首的雕像，只不过这船首自身处在摇摆不定之中，它帮我们构建起这样一个共同世界，支持、强化了人类的个体独特性和集体性，人类与非人类的互动也包含其中。城市的建立不仅依靠它的围墙，还依靠在那里徜徉的所有生命发出的喃喃絮语——这些生命的坚持、抵抗、对彼此共同生存空间的维护，构成了城市持久、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构建可持续的、有生态责任的城市的另外一种角度。这就是它的世界主义也就是世界-政治（cosmo-politisme）理想。正因为清晰意识到与人类、与自身所在的特定环境之间的联系的脆弱性，并清楚知道未来即寓于其中，世界主义理念所支持的未来并非着眼于自身的眼前利益，而是首先向周围的其他生命敞开。

对身处环境的关怀，就是留意其中各种关系、重视相互依赖性。这就要求我们准确具体地去描述城市/家园中包含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进一步确认应采取的行动。以下两个例子可以让这一点更容易理解：城市灯光照明和城市公园。

在这一点上城市花园景观的发展就很具说明性。我们从古典时期继承下来的园艺理念是以几何形式来设计生物的样态——例如法式花园——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园艺只能是一门卑微的艺术，过于依赖感性关系和利害关系，令其审美价值和装饰价值都大打折扣（如康德所言）。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城市花园的休闲活动和园丁的工作看作是活跃的生命关系的组织者，而不只是对景观的规划。正是因此，园艺设计师吉尔·克莱芒（Gilles Clément）[17]的工作无疑带来了园艺理念的革命。

园丁的工作并不是（用墨斗）做几何设计，而是（以筐篮）编扎组合。这意味着打破园艺的国界线，将花园的领域扩展至全球；不再从落地生根的稳定一面看待植物，而是从植物与环境形成的动态关系方面着眼，重新审视这些“流浪者”[18]，消除对观赏植物和“野草”的区分，不再将城市中的自然看作一种入侵、斗争（或许可以从放弃“有害的”、“野草”、“划定界限”、“连根拔除”、“制定规范”……等常用词开始）。园艺不再是一门改造大自然的外形、赋予其秩序的艺术，而是对自然中各种关系的处理斡旋（重修人行道、有效利用落叶、道路防水层的去除、停止对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令城市与自然的边界模糊化、公共花园和绿地的对角线化等）。园艺因此成为对生态系统中各种关系的自由纽结、一个不断打破原有规划图纸的游戏、一项活的进程。

我们已经看到，关怀并不是对世界的重新阐释，而是一项改造，因此它并非本质主义、一成不变，而是要考虑特定背景。关注语境的特殊性，不仅依靠往日经验及反思，也要充分参考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意见，这令我们看到，城市中的环境问题，以人类活动的重要影响为特征（例如城市中的生物多样性），与农业环境、花园、自然保护区或一般的自然空间中的环境问题有着极大差异。如果说在此之前自然环境一般被视为一项先天条件，现在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人力的构建，是由政治、社会、司法方面的多重裁定和抉择、尤其是象征性决策所决定的。而我们应该对其后果保持清醒意识。

随即而来的就是第二个后果：对环境脆弱性的关注也让人在对环境的关怀行动中始终能够对环境影响保持敏感意识。对地区保护实践的肯定和宣传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活动。这些举措的施行有赖于当地文化提供的技术、经济、社会活动等多种支持手段。自然环境无法脱离社会、以及人们为保护自然而做出的各种辛劳或欢喜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倾向于用milieu这个词（有自然处所和社会环境双重意义，接近于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提出的“风土”- fudô概念）[21]。对纯粹原生或野性的强调恰恰是一种人为的放大，自然与人类对自然的维护行为是不可分割的，这种维护是双向的——当然，这样说不是有意地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紧张时刻、那些灾害或悲剧，自然并不总能把事情做得很好（疾病，瘟疫，海啸，地震等）。这些关注和关怀还牵涉到地质或地理现状，因为要考虑到气候、水域或地形等多种因素。呵护气候和呵护某一流域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些措施强调的是关系，那么关怀呵护的视角就不是与周遭环境的直接联系——感同身受、共同的痛苦——而是要通过制度措施来落实这一关怀。可以说，我们目前所处的生态时刻已经进入了关怀力的时代，此前在各个文明、社会和行为惯例中潜藏已久、却因习以为常而被忽视的社会环保行为，今天已经引起了人们更明确也更自觉的注意。实际的关怀行动往往发生在幕后。在环境方面，甚至可以说这些努力经常都隐于无形。这就需要我们留意并细致描述这些致力于保护自然的行业。如公园门卫，森林消防队，植树护林人，林区导游或自然解说员，饮用集水井或净水中心的负责人，水警，地区水务局在某一流域指派的水情监察员、举报人（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员到反转基因产品协会的志愿者等）。我们把呵护自然栖息地的任务交给了这些既是见证人又是守卫的守护者们。关怀力时代意味着承认并感激那些守护着所有生命起源的环境的工作者们。因此，关怀力时代从现象学角度纠正了将我们眼中的自然（风景之美，生物的鲜活生命力等）与这一自然存在本身（生机盎然的自然环境）割裂的态度，让人充分意识到万物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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