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至今,笔者以记者身份行走于两岸三地,期间以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目睹了香港的大小事变,也通过不同方式感受着这座城市的变与不变。去年,受疫情所困居家期间,将过去八年各个阶段有关香港问题的采访稿做了整理,竟意外发现存留了近40万字,访谈对象涵盖了两岸三地的众多香港问题专家,以及政治人物等。整理之后,通过朋友介绍,与三联书店(香港)出版社联系沟通,挑选其中关系重大的采访结集成册,既作为对过去八年观察香港的总结,也作为开启下一阶段认识香港的起点。本文是香港01总编辑于品海先生为《看见香港访谈录》一书所做的序言,特此刊出。(文末有购买平台链接哦,京东、天猫等平台均有售。)
人和事的发展都有个规律,它不会无中生有,更不会离经叛道。人必然是从某个地方来,事必然有它发生的源头,这就是规律。无论是什么年代的知识分子,只要是认真的读书人,他们都在尝试掌握这个规律,很多人相信这就是“道”,几千年中华文明都在求证它。吴婷就是这样的读书人,她是我同事中众多读书人之一,也是认真的一个。这一次她尝试为香港的未来把脉,为香港已发生的事寻找规律。
在看这本书之前,或许大家应该问,为什么她如此热衷从香港的经验中“问道”?熟悉内地的人可能会知道,内地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认为香港代表了他们所向往的新文明,那里有着自由,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他们甚至认为,只要香港有更广泛的民主参与,特别是全面实施普及选举,那将会是多么美妙,它可以是中国内地的未来示范。这种想象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很普遍,直到香港接连发生了“占中”、旺角骚乱和2019年的反修例骚乱。推动香港民主自由的“文明人”竟然变成暴徒,投掷砖块、汽油弹,火烧店铺,甚至直接烧人,还鼓吹“香港独立”,这种不文明手法,让曾经美好的想象彻底灰飞烟灭。究竟是这些读书人看错了香港,还是香港误导了他们。这本书为吴婷自己以及她的同路人提供了一部分答案。
就好像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可能只有一种认知,不同人对其他人和事都会有不同解读,甚至无所谓对与错、是与非,今天的对很可能就变成明天的错。正在构建全新制度形态的香港又如何可能一帆风顺?“一国两制”本就是人类自从有了国家概念之后的一次划时代的伟大试验。然而,很多人轻视这次试验,不认为那是多么艰难的事情,以为香港和内地只要互不相干,就必然万事大吉,以致会说出“井水不犯河水”的幼稚论述。中央政府事实上忽视了“一国两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规律。我深信“一国两制”必然成功,但在过程中,它一定会遭遇各种挫折,不断挑战大家的想象。如何将过程管理好,开始成为香港人关注的重点,但这是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从吴婷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到过去八九年这些拥有独特见解的专家是如何从多个视角审视这个过程的。
我经常要求同事,从事新闻工作不能够只是“看见”,还要“认识”。两者之间有着紧密关系,而且必须环环相扣,只是看见了不足以完成任务,必须要认识,甚至说认识也还不够,还要懂得将自己的认识传播开来。我们不是从政者,但将认识传播开来就是一种政治实践,因为当社会能够对变化拥有共同认识,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也因此,新闻工作者虽然不是政治家,却做了政治家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认识,如何传播?只是看见了,不足以完成传播的工作,特别是针对“一国两制”如此划时代的创举。
我问吴婷,什么是“看见”?她说,“看见”其实是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从“占中”到修例,尤其是修例,香港好像真的被全世界看见了,不断上头条,但其实人们只看见了香港的一部分,或者只愿意看见自己愿意相信的那部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寄望,希望香港真的能被看见。之前也有被看见,但多少人真的好好理解和认识过香港?以为回归就万事大吉的大有人在,看见的,不应该只是街头肉眼可见的暴力,还有深层次的问题:为何他们会变得如此暴力?更广泛和深刻的思考是什么?我对吴婷的回答是满意的。
不少香港人“喜欢”到日本旅游,但没有多少人读过日本的历史,更少人愿意去了解日本的社会和文化,他们更熟悉哪里有最好吃的日本拉面。当然,不是所有去旅行的人都要明白目的地的历史和文化,拉面也可以反映日本的某些方面。然而,在表达对日本的“喜欢”之前,是否应该更明白你的“对象”?毕竟拉面不足以代表日本。就以一段婚姻为例,不能只看到对方是否英俊或漂亮,是否有钱有本事,还需要认识其他方面。单凭外表和财富,估计很快就会离婚。去旅行当然没有结婚那么严重,但当我们说喜欢之前,如果连对方是什么都不清楚,“喜欢”就不是真实的。这就是说,看见香港是不够的,认识香港才是关键,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将香港视作“理想国”的人。看来吴婷已经从一名“游客”变成了认识香港的读书人。
中国的读书人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很多人将五四运动视作近代中国演变的转折点,因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或许都让大家看见了传统中国的衰败,但一直到五四运动,大家才知道看见了是不够的,还要去认识衰败背后的原因。本质上,只有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衰败背后的原因,才可能找到合适的改变路径。李大钊和胡适就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中国认识并不一样。对于中国今天的读书人,这种困境依然存在。很多人不满意国家改变的速度,甚至不满意它的方向,然而,没有太多人能够指出更好的速度和方向。埋怨已经够多了,却无法给出很好的建议。一些人看见了香港,认为那就是样板,却根本不知道内里的状况。香港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像是麦加,是某些人心中的圣城。当我身处“占中”和反修例骚乱中,经常会想起内地曾经膜拜着悬吊在空中那个香港倒影的一批读书人,他们心有不甘,因为香港让他们失望,但我也乐于看见又有一批读书人找到反思的材料。我一直认为,只有不断地反思,人的智慧才会越发成熟,人才会真正感悟到事物的规律,不会被看得见的表像所迷惑。
从“看见”出发,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回归”就够了吗?提出“一国两制”的创想就足以解决问题吗?既然回归了,而且是以“一国两制”完成回归,为什么会出现独立思潮?而且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两地变得如此隔阂?为什么等到回归超过二十年,大家才意识到两地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心理鸿沟?“一国两制”不就是为了弥合两地的差距吗?看得见很重要,真的看见了更为重要,看见之后继续强化认识,一直到心灵相通,才是应有之道。
人与事都是在发展中,人不断成长,一刻都不会停止。一个人停下来的时候必然会有另一个人接着做他还没有完成的事情。事情从来也是一件接着一件,没有一件事情在结束之前不会引发另一件事情的开始,延绵不断,看似都有一个段落,最后更像是无止境。既然如此,“看见”究竟是指什么、有什么意思,就成为更根本的议题。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本身就不只是因为看见了,而是因为认识了,而且不只是认识香港,更是认识内地,还认识到世界。他首先看见了内地当时的发展,认识到内地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现代化,才能够走到国家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他继而看见了世界的发展,认识到各种发展模式的强与弱,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既要走自己的路,也要参考世界曾经的发展经验。对于解决香港问题,他看见了香港当时的状况,更认识到内地与香港的差异,认识到香港在内地发展中的作用,认识到香港可以作为内地与世界对接的桥梁,更认识到香港人需要时间去与国家融合。中央政府不能够只凭着“看见”就设定香港的“回归”,更要从“认识”的高度来设计香港的回归。通过认识,大家才会认定“一国两制”可以真的解决问题,制度的优化才会持续发生。
吴婷看见了,也开始认识了,而且正在将认识与传播结合,这本书就是她社会实践的一部分。香港正在发生变化,那是因为更多人看见了,也开始认识到表像背后的真实。然而,却也出现了更加被社会事物表像所迷惑的另一批人,他们需要更多的动荡或者更多的“吴婷”才能被引导回来。就像我在前面所说,人不断成长,事情也是一件接着一件,对付愚昧,只能继续依赖读书人的努力传播和知识的不断积累,除此以外,还能够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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