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良政善治的实现均离不开舆论监督。
北京市深夜紧急收回“疫苗令”说明了什么
文/邓峰

短短一天时间,北京市从公布进入聚集场所的“疫苗令”到在舆论压力下收回“疫苗令”,整个过程的快速反转,足以给当下社会治理提供某种可供参考的经验教训。
7月6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79场新闻发布会上,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李昂宣布北京市将实施系列疫情防控措施,主要有:“一是出入老年大学、老年活动站(室)和老年人健身娱乐活动场所的老年人要尽快实现应接尽接。二是进入线下培训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美术馆、文化馆、体育场馆、健身场所、演出娱乐场所、网吧等人群聚集场所的人员须接种疫苗(不适宜接种人员除外),其他限流、预约场所优先安排已接种疫苗人员。上述措施将于2022年7月11日(星期一)起正式实施。”该项措施被舆论解读为“疫苗令”,意味着7月11日起,若未接种疫苗,北京居民将无法进入聚集场所。
紧接着,7月7日,网上有消息传出,北京市中关村地区多家写字楼发布通知,要求7月8日开始,商务楼宇严格卡口查验疫苗接种记录,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人员居家办公,不得进入。这说明中关村地区已经开始提前执行北京市的“疫苗令”。
坦率说,北京市“疫苗令”影响的人应该是少数人,主要是老人。查询北京市卫健委的公开资料可知,早在2021年9月28日,北京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98.42%,而截至2022年4月17日24时,3到11岁人群全程接种率超过91%,60岁及以上人群第一剂接种率达80.6%。这说明北京市整体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已经非常高,剩下尚未充分接种的人群主要是老年人。今次北京市之所以突然公布“疫苗令”,毫无疑问是为了迫使尚未接种疫苗的老人去接种疫苗。
考虑到老年人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老人是新冠病毒的危险人群,而现阶段中国的防疫政策能否适时开放的一个关键依据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因此北京市“疫苗令”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
不论是钟南山院士说的“推行实施全国性的疫苗接种,这对保护群体免疫力至关重要”,还是生物学家饶毅教授建议的“尽快推广第三针疫苗,老年人和婴幼儿接近(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接种,然后开放”,抑或来自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防疫教训,都在说明如果中国社会希望在尽可能保护国民不受病毒伤害、最大限度降低死亡率的前提下早日有序开放,就必须尽可能提升全民尤其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
不过,提升疫苗接种率非常重要是一回事,怎么提升又是一回事。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不论是国务院卫健委一再重申的新冠疫苗接种应该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基本原则,还是民众对于过度防疫、“一刀切”的抗拒,希望公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有清晰、合理的边界,都使得北京市的“疫苗令”缺乏法律依据,有违疫苗接种原则,难获民众认同。
在这样的情势下,面对“疫苗令”公布后所招致的诸多争议、疑虑,7月7日深夜,北京市防控办作出回应,“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首都疫情防控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原则”,“市民群众在严格测温扫码和查验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后即可正常进入市内各类公共场所”。这意味着“疫苗令”公布一天后便被撤销,民众通过舆论监督再次发挥作用。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关于此事的评论中写道,“北京市在舆论压力下收回‘疫苗令’,这个转折还是很值得高兴的”,“这个转折显示了舆论的力量”,“在促成这一次的转折中,承载舆论的的主要都是体制外的互联网自媒体”,“我们需要通过这件事看到,有一些尖锐的自媒体在,有互联网舆论场在,这是推动中国进步合力的一部分”,“北京市的迅速修正也是需要勇气的,如果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在遭到舆论有依据的反对时能够及时作出调整,将是好事”,“然而,真正汲取教训更重要,事情出在北京市,但是依法行政的警示却值得各地举一反三”。
诚如斯言,北京市深夜撤销“疫苗令”,在某种程度上不失为尊重民意,有错能改,从善如流。网络上有不少声音为北京市的快速纠正点赞,认为在当前现实下北京市还是比较有雅量,有公仆心和敬畏心,懂得倾听人民的声音。世间没有全知全能的人,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同样都是凡人,不怕他们出现一时的过失,怕的是他们不能及时发现错误和有错必改。
但网络上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北京市起初便应该考虑清楚,学会依法行政,不应出台明显存在不妥的“疫苗令”,就像不久前关于防疫政策不该出现“未来五年”那样的不当表述那样。这样的说法同样是有道理,也再次提醒北京市乃至更多地方提升治理水平和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尤其是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在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日益增长的时代背景下,公共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法治水平更是显得极其重要。除此之外,北京市收回“疫苗令”一事还说明民众通过舆论监督对于公权力改善施政、发现和纠正问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良政善治的实现均离不开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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