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张颖钰 刘嘉颖 王伊文 
          唐青青 程民明 张效广
文字 | 张颖钰
编辑 | 陈浩
全文共8231字，阅读大约需要18分钟
在刚结束汶川地震报道的几个月里，《财经》记者李微敖经常从噩梦中挣扎着醒来。他又梦到了震区，福尔马林和腐臭的强烈气味向他扑来，灰白色的废墟上堆满了尸体。
2008年，李微敖还是香港城市大学的研究生，他正在为工作的事情犹豫不决。5月12日，李微敖乘坐的列车在重庆中转。按照原计划，他将在这一天到达北京，去《财经》杂志社商量工作。
当天下午2点28分，《财经》杂志社的记者们正在开下午例行的选题会，杂志社所在的楼房突然剧烈地颤动了几下。“地震了！”强烈的震感让记者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没有下楼躲避，不断地在网上刷新消息，查找震中的所在地。
很快，中国地震台网发布消息，震中位于四川省汶川县，震级为8.0级。
国难当头，大地震改变了中国所有媒体此后几个月的工作重心。《南方周末》地震前方统筹邓科回忆道：“对很多媒体来说，甚至二三十年间，没有遇到过这样量级的新闻事件，也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新闻投入、如此艰苦的职业历险、如此严峻的专业与伦理的挑战。”
震后十年，中国新闻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曾经报道汶川地震的记者们，少数人还坚守在新闻业，奔忙在调查报道的第一线。更多的人选择离开新闻业，或是跳槽去互联网公司，或是投身公益，或是自己创业。记录他们在汶川地震中的报道经历，不仅有纪念的成分，更有质疑的意味；他们的坚守或是转型，亦可以为这十年的变化提供一个注脚。
 “千方百计抵达汶川”
大地震发生后，还没来得及开完《财经》的选题会，杨洪就立即被编辑部派往震区。考虑到灾区的通讯障碍，时任《财经》主编胡舒立让他带了一部海事卫星电话，这种电话依靠卫星系统传输信号，在灾区也能将信号传出，是当时国内媒体少有的设备。灾区信号时断时续，前后方失联的状况经常发生，记者们通常要走回成都、绵阳市区才能发稿。
原定于飞往成都的航班改飞重庆，杨洪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周折才到达成都。他记录下成都市区的伤亡情况，用卫星电话口述进入灾区的见闻，第一时间发回稿件。
胡舒立的办公室成了汶川地震的后方指挥部，办公室墙上挂着巨幅地图，一个个红色按钉标注出前方记者的位置。地震发生第二天，编辑部决定增派记者，地震报道后方指挥张进地震当晚就给李微敖打电话：“你不用来北京面试了，就留在成都当记者吧！”
李微敖就此“火线入伙”，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财经》地震报道的队伍。
通往汶川的道路已经中断了，编辑部命令杨洪“千方百计抵达汶川”。张进时刻关注着不断刷新的灾区动态，他察看地图时发现，四川省彭州市是离震中映秀镇最近的地区，从地图上看只相隔五十多公里。他让杨洪先到彭州，再徒步至映秀。
杨洪来到彭州却发现，彭州和映秀之间隔着高山，海拔至少有三四千米，山上是茫茫的密林和皑皑的白雪，“根本就翻不过去”。他只好折返到都江堰，跟着军队一起，沿着岷江往映秀的方向徒步前进。
尸体不断地从江面上漂过。岷江水流很急，两边是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山脚遍布着损毁的公路和被滚石砸穿的汽车。“余震来的时候真的只能靠天命了”，杨洪说，“前后都是人，你也没地方跑。” 14日晚上9点30分，杨洪终于到达映秀。
同一天到达映秀的还有《新京报》记者呂宗恕。地震发生时，他刚好在成都采访，正走在去采访的路上时，强烈的摇晃感突然袭来，屋顶的瓦片纷纷碎落在地，人们惊慌失措地跑到街上，其中一些人还穿着睡衣。出于记者的职业本能，呂宗恕爬上一座七八层的写字楼，在高处定格下地震发生瞬间的城市全景：成都市的大街小巷里挤满了慌乱的市民，从高处望去，只见一片乌泱泱的人海。
14日傍晚，呂宗恕到达映秀，紧随其后的是《南方日报》记者赵佳月和杨曦，他们到达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在震区，赵佳月穿着一件蓝色冲锋衣，这是同行的都江堰市市民周兴柠给她的。三人在都江堰市相遇时，周兴柠正坐在车里哭，地震当天，她的丈夫去映秀开会，生死未卜，她决定去映秀寻夫。听闻赵佳月也要去映秀，周兴柠让她立刻上车。车开到紫坪铺水库，三个人翻山走进去。一路上余震不断，赵佳月正赶上生理期，她没有任何休息的机会，累得“差点虚脱”。
2008年5月14日，赵佳月徒步进入映秀，腰间系着蓝色冲锋衣。杨曦/摄
赵佳月在地震当天就收到了前往灾区的命令，事实上，整个南方报业集团都对汶川地震的报道高度重视。听说地震的消息后，《南方周末》科学版记者朱力远判断地震规模不会小于唐山大地震，编辑部认为这是“天大的新闻”。在编辑邓科的印象里，那是《南方周末》第一次买了两部上万元的卫星电话，要“为了采访不惜血本”。
地震当天，《南方周末》在成都的记者曹筠武、孟登科被立即派往前方报道。5月13日，《南方周末》安排十多位记者入川，编辑部决定在14日出一期关于汶川地震的号外。曹筠武和孟登科13日一大早踏上了去映秀的路，沿途采访寻亲和逃难的人群。山体滑坡掩埋了公路，他们只能跟着人群翻山，没有任何物资和装备，全靠体力和精神支撑着。
这期号外被命名为《逼近震中》。为了表示哀悼，《南方周末》号外的报头从左上角降到了中间，相当于“降半旗”。
地震发生当天晚上，《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看着网上不断刷新的死亡人数，眼泪流了下来。经历过矿难、沙兰镇水灾等一系列灾难采访，亲眼见过矿工的尸体和悲伤的家属，他更能理解灾难的残酷。他第二天就发短信告诉编辑，自己想去四川采访，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出发。
此时，《南方周末》的报社群里充满了“请战”的帖子，记者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想上“前线”的强烈意愿。“优秀新闻人的新闻冲动，是南周荣光所系”，时任《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在论坛中回复：“南周不仅追求在此役中胜出，更追求以我们的方式对这场灾难进行记录。”
废墟之上的真实
14日晚上，《南方周末》的十多位记者在成都一家酒店聚首，讨论路线分配和报道思路。
地震波及范围广，汶川、映秀、北川、绵竹、什邡、青川等地都是需要报道的重灾区。汶川是震中，又不清楚具体情况，大多数记者都希望能去汶川，记者们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一些争执。
南周的地震前方统筹邓科有两条分配记者的原则，第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第二，能够写出高质量的报道。“那应该是南周历史上最豪华最专业的团队，在很多事情上大家会有默契的。”邓科说。
经过商议，曹筠武和张悦负责汶川的报道，傅剑锋和孟登科负责映秀的报道。之前有人去过北川，但没有进到县城里，记者们以为北川的灾情不是特别严重，没有人主动要求去北川，李海鹏和陈江最后接下了去北川的任务。
地震发生之初，信息十分闭塞，记者的一切见闻都可以成为新闻。两天之后，“看一眼新闻”的报道形式难免面临碎片化和同质化的窘境。“我们要有史诗感”，邓科认为报道灾难的方法论同样重要，灾难对不同阶层的人的影响，灾难中的政权运作模式，灾难之下人和社会的真实状况，都是《南方周末》应该关心的问题。
“核心就是要获得真实的一面。”诚实冷静的记录，不遮蔽，不过滤，不疏忽，成了《南方周末》地震报道的宗旨。
被地震摧毁的北川中学。图片来源于网络
到了北川，李海鹏才发现这里的情况和之前想的完全不同。北川县城位于四面环山的山沟里，县城与外界的联系仅有一条翻山公路。地震发生后，公路的城边一段被拧成麻花状，另一处被滑坡体阻断，北川县城几乎与外界隔绝。垮塌的山体加上泥石流，把县城的一半盖得严严实实，八成建筑化为废墟。根据北川县抗震救灾专场新闻发布会上的数据，北川共有15645人死亡，4311人失踪，9000余人受伤。
李海鹏看见倾斜的楼房一个个摞起来，有的楼房甚至变成了波浪形。再往前走，每一步都是尸体，一股混合着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在县城中弥漫开来。楼房依然保留着地震时倒下去的姿态，李海鹏站在废墟上，脑海里浮现出北川县城被毁灭的瞬间。
“在山口外，人们更多地获知北川创造了多少奇迹，但事实上大多数寻亲者得不到回音，大多数救援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在北川，李海鹏看到的救援情况并不理想，北川的救援主要依靠武警，但他们缺乏专业救援培训，比不上消防队员这些专业的救援者。再加上道路不通，重型机械进不来，只能靠人力的救援显得毫无章法。李海鹏没有亲眼看到废墟中的人被成功救出来。
48小时后，高强度的救援工作让武警战士显露出疲态。“任何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下，搬石头，拿钢钎，敲石板，48小时后都会非常疲劳了，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救援效果。科技和专业的力量是远远大过人的热情和意志的。”李海鹏停顿了一下，“但是当时就是依靠人的热情和意志。”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映秀。映秀的交警大队大楼是受灾最严重的单位之一，断裂的二楼悬在上空，一楼整体地塌陷下去，倒塌的墙体压在一位老人的身上。欧阳洪亮赶到的时候，看见老人的头和上半身在外面，下半身卡在废墟中，旁边的医护人员正在给她输液。老人的女儿严蓉是映秀小学的老师，地震发生时，她疏散13个学生逃离教室，自己却没能从教学楼逃出来。
“我当时就上去和她说一些鼓励的话，告诉她很快就会有救援的人来了，老人家说没事，她会很好的。”杨洪放慢了语速，“三天之后有人告诉我，老人听说要用直升飞机运重型机械过来才救得了她，她就绝望了，拿起碎玻璃割手上的脉，自杀了……”
“有时会有好消息传来，但好消息终究没有坏消息多，因此好消息显得尤其珍贵。”孟登科说。一旦有人被救上来，成群结队的摄像机就会一齐围过去。孟登科没有选择这种采访方式，他更喜欢站在旁边观察，看见重要的部分就会记下来。从灾区离开时，他积累了两万字的笔记。“我写文章比较忌讳主观，不能故事还没讲完，你自己就感动得稀里哗啦。”孟登科更喜欢直描式的写法，“只有我看到的和证明了的东西，我才会去描述。”
映秀集体葬礼的那天，孟登科在山坡上坐了一下午，看完了挖坑、埋葬尸体、再填平的全过程。“你会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
在灾区的极端场景下，一切都可以发生，一切都可能发生，平常的定律已经失效了。志愿者将水和面包送到需要的地方，出租车司机载人不肯收费，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自然和顺畅。“在这样一种灾难面前，人和人是很亲近的，采访的时候不会像以前那么难打交道。”杨洪说。
灾区不仅有感人的互助，也有人趁乱偷窃。孟登科来到映秀的时候，银行已经空了，杂货铺里的东西被逃难的人抢走了，只有啤酒还留在店里，因为它们既重又不解渴。
在映秀镇的二百多公里外，北川县城中只剩下四类人：记者，寻亲者，救援人员，最后一类就是偷窃的人。李海鹏看见这些人无所事事地在县城中转悠，他们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就赶紧溜到路边的店里摸出一部手机。
一个男人告诉李海鹏：“现在拿点东西不叫抢劫，叫自救。”李海鹏把这个细节放进了北川的报道中。他也能理解这些人的做法：“他就是穷嘛，就是没钱啊，就这么简单。”
李海鹏是南周所有记者中最晚交稿的一个，他用白描式的手法刻画出北川的真实画面，展现了救援的无奈和真实的人性百态。
邓科看完李海鹏的稿子之后非常兴奋：“这就是我想要的稿子，这就是《南方周末》应该出现的稿子。”这篇报道最后被命名为《灾后北川残酷一面》，登在南方周末36个版的川震特刊《汶川九歌：大地震现场报告》上。
“地震是天灾，这无法改变，但灾难中人的因素是可以警惕和改进的。”邓科要求记者们，以“守望者”的责任，调查思考可避免或者可完善之处，“作为媒体来讲，这才是可能避免下一个悲剧发生的应该关注的问题，甚至比呈现真实的一面更有价值。”
5月13日凌晨，刚到成都的赵佳月听说了新建小学和聚源中学伤亡惨重的消息。那个夜晚，雨点不停地砸向地面，救援的官兵还没到，父母们只能自己用手把孩子的尸体刨出来。赵佳月赶到聚源中学，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篮球场上摆满了用塑料纸包裹的学生尸体，被包裹的身躯只露出两只小脚，血水混杂着雨水和泥沙，淌得满地都是。
随着调查的深入，地震中集体倒塌的校舍和教学楼，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在一次采访中，《凤凰周刊》记者邓飞从一个做建筑垃圾回收老板的口中得知了让他惊讶的事实：教学楼的预制板中几乎没有钢筋，只有细铁棍，最细的还不及成人的小指粗。
在调查中，邓飞还听到这样的说法：“工程款虽然少，建筑商还是能想方设法把蚊子榨出油。”聚源中学的预制板里只有细铁丝，而新建小学的废墟中甚至连一根铁丝都没有。邓飞了解到，承建聚源中学的建筑商同时承建了几百公里外的北川中学，学校千余名师生在地震中遇难。
六一儿童节那天，都江堰新建小学被悲伤的情绪笼罩。家长们捧着孩子的遗像，他们想给孩子们再过一次儿童节。《南都周刊》记者叶伟民举着相机站在旁边的土堆上，看见下面密密麻麻的家长和无数张黑白的遗像。音乐响起，高密度的悲伤像浪一样袭来，他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家长们在悼念死去的孩子。图片源自网络
十年：转型还是坚守
2008年5月25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在成都的酒店写稿。他敲出《北川：悲伤之城》的最后一行字，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强烈的余震再一次包围了他。“我当时心里就想，任务完成了，哪怕这时候地震来了，这个楼垮了，我也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那天，天气晴朗，阳光落在窗外绿油油的银杏树上，安宁美好得不太真实。卫毅感到一种剧烈的反差：“你很难想象距离酒店不远的地方还是一片狼藉。”
“08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可以说是新闻报道的盛况。”回忆起十年前的往事，卫毅语气轻快，广州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这些报道他都有参与。“整个一年都特别忙碌，奔波在路上，但是我很喜欢那种感受，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十年之后，卫毅升任《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总监。昔日的同行们大多已经转行，他属于还留在新闻业的“少数人”。卫毅感慨道：“当时觉得08年是一个开始，没想到那是一个顶峰状态，整个媒体之后有目共睹地衰落了。”
现任《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经理的孟登科也有类似的感慨。“报道汶川地震的南周记者，现在还留在南周的……”孟登科眯起眼睛想了想，过了半晌才说，“我他妈好像是唯一的一个了！”
“你会为他们的离开感到遗憾吗？”
 “我感到什么遗憾？一点儿都没有。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遗憾，不是他们的遗憾。”他提高了声调：“如果我们的社会仍然对这份职业保有崇高的荣誉，仍然让从事这份职业的人不仅有美誉度，也能生活得很体面，他们为什么要离开？”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张志安教授做了两次调查记者的全国性普查，对比两次的调查数据，从2011年到2017年的六年间，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达58%，职业认同感显著下降，职业忠诚度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张志安教授关于调查记者行业生态的调查报告。
2010年，赵佳月离开《南方日报》，去了阿里巴巴工作。阿里巴巴的待遇比她在报社时好很多，但她还是念念不忘当记者的生活。这一年的8月8日，赵佳月和做记者时的搭档杨曦结婚，两年前的汶川地震报道是他们第一次搭档出差。婚礼结束后，已经转行到阿里巴巴的赵佳月和丈夫一起，连夜赶往甘肃舟曲报道特大泥石流。
“我想我还是应该去做记者，这事我喜欢，我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赵佳月在2011年回到南方报业，加入《南方人物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广阔的自由度让赵佳月十分满足：“我喜欢报社里面自由自在，大家一起采访、写稿、比稿，像是比武功的那种。”
可是好景不长，2015年，赵佳月再次从报社辞职，和丈夫杨曦一起经营一家民宿。“每篇稿子都是你精心打造出来的东西，竟然不能被大家看到，你会觉得很郁闷。”
许多南方报业里参与过汶川地震报道的记者如今都已离职。继李海鹏和曹筠武后，叶伟民也在2014年离开了《南方周末》。他先去了移动资讯平台ZAKER当总编辑。叶伟民觉得，自己需要尝试些新的东西：“做这一行要有理想，但是仅有理想是不够的。理想很重要，可也不能当饭吃。”
他以为自己能很快适应，实际上，在离开新闻的第一个月里，他感觉自己还有点“失魂落魄”。每天下班开车回家，他都要在车里坐上好长时间。叶伟民形容这种感觉“就像失恋”，“因为新闻是你的真爱，突然有一天因为种种原因你说，咱们分手吧。”
叶伟民想起自己被《南方周末》录用的那一天，他正在帮姐姐清理水管爆裂后的房屋，水面上漂浮着的杂物让他心情烦躁。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南方周末》的电话：“叶伟民先生，欢迎你加入《南方周末》！”那一刻，这个被水泡过的杂乱的房间，一下子变得充满光亮起来。叶伟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兴奋。他拿起手中的拖把疯狂地甩起来，从阳台跳到厨房，再跳回到阳台，像是《雨中曲》中翩翩起舞的唐，骄傲又快乐。
叶伟民认为，新闻是一份带有宗教色彩的工作。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南方周末》就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99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让学生们心潮澎湃，新闻系的学生把这句话印在文化衫上。物理专业的叶伟民也受到这种氛围的感召：“那时候新闻系的学生充满着自豪，洋溢着对社会的责任，洋溢着对人民的启蒙。”
在当时的大学生眼里，南方报业充满了理想主义光环，连续几年都排在“大学生最想就业企业”排行榜的榜首。九十年代中期，《南方周末》记者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数十倍，广告主排在门前等候挑选。
十年前尚属调查记者的“黄金时代”，卫毅今天仍然会感到怀念：每一篇报道出来都会为大家传颂，收入高，职业荣誉感也高。
“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做记者啊？”
为了忘却的纪念
李微敖现在仍然很享受做记者的生活：“我个人确实越来越喜欢做记者了，可以从中得到快乐。”由于在汶川地震报道中表现出色，十年前，他没有面试就直接进入了《财经》工作。“汶川地震给我的影响和改变真的很多。”李微敖说。地震发生前，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当记者，结果地震后做记者持续至今。
李微敖每年都要回访灾区，十年间从未间断。他注意到灾后重建中的腐败情况——一些官员把灾后重建的款项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经过多方调查，李微敖写下《川震肃贪录》，揭露重建工作中的腐败问题。
《大河报》特稿记者朱长振在震区采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十年后再回忆这场地震，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大河报》记者朱长振对自己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并不满意，因为“都是很常规的稿子，记录不了历史”。他在都江堰采访时想到选择十户失独家庭年年回访。“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这十户家庭都是孩子死了，夫妻俩还活着，房子财产什么都没了。”
朱长振最牵挂的是李学、贾益琴一家。女儿李佩在地震中去世之后，两人一直没有走出失去孩子的痛苦。贾益琴和李佩都爱美，地震发生前的那个周末，贾益琴买了一双白色运动鞋，和李佩商量好轮换着穿。李佩穿上白鞋去了学校，却再也没有把这双鞋穿回来。
地震发生后的前五年，贾益琴基本上都是在女儿的坟前度过的，她每天坐在那里和女儿说话，性情逐渐变得十分古怪。李学看出了妻子的变化，但他回避和妻子的沟通，两人的婚姻眼看着就要走到尽头。
朱长振找到北大心理系的徐凯文教授，请他帮忙分析这些失独家庭应该如何走出阴影。2016年，朱长振将徐凯文教授带到贾益琴家中，给他们做心理疏导。即将破裂的婚姻逐渐恢复，贾益琴变得开朗起来，李学对她呵护有加。朱长振再去的时候，一家人兴奋地告诉他，他们准备去做试管婴儿。他感到十分欣慰：“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记者，关注这些家庭的意义所在。”
汶川地震十周年回访是卫毅一直以来的心愿。2018年，卫毅又一次来到北川，寻找曾经采访过的人们，听他们讲述十年来的变化。这次，他的报道聚焦于“心理”：“地震对人心理的摧毁是缓慢的，持久的，几乎永远存在的，完全逃脱出来是不可能的。”
灾区的人们不大愿意再谈论地震，那些名字中带“震”字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改名了。更多时候，卫毅选择做一个陪伴者和倾听者，自然地去听对方的讲述。
2018年，卫毅回访北川。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除了回访，对汶川地震的纪念还以其他方式进行，前《南风窗》副主编张良决定用写书的形式记录这场地震。相比动态的新闻和孤立的故事，他更关心社会关系摧毁之后的重塑，更想做出全景式的记录。
想要完成这样一部著作，工作量是巨大的。正式采访之前，张良阅读了至少几百万字的资料。那时他已经离开媒体圈两年，转行从事公关行业。起初，他利用周末的时间飞往映秀采访，后来干脆辞职，一门心思扑在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上。
张良用自己的积蓄承担起了写作这本书的所有费用，由于资金问题，原计划五年的采访不得不在三年时结束。三年里，张良采访了170余位亲历者，整理出80多位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家中的墙上贴满了各种线索和图片，他要对采访进行交叉验证，保证记录的准确性。他把这件事比作警察破案：“因为需要完整的证据链。”
在地震发生五周年后，张良的《汶川地震168小时》终于出版。168小时恰好是七天，在民间传统的“头七”里，死者的魂魄会在这一天返乡。168小时，是对汶川地震最深切的哀悼和最长久的纪念。
题目下方的一行小字，印在黄色的封皮上格外显眼：“不要忘却啊，不要忘却！”
（文中杨洪为化名）
（郭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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