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一个书单里的远见与未见（三）

请打开音乐阅读以下文字

「总有一种远见，超越我们的未见。」— 许倬云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领导者绩效与团队成员绩效之间的比值是固定不变的，想要提高大家的平均绩效，必须先提高自己的绩效。管理者的有效性，指的是管理者在组织当中并通过组织获得的有效性，这来自于8个习惯做法: 什么事是必须做的，什么事对企业来说是正确的，制定行动计划，承担起决策的责任，承担起沟通的责任，专注于机会而不是问题，召开高效的会议，用我们而不是我来思考和说话。所谓领导者的独特贡献就是，没有他在就不会产生的重大决策。任何决策都会有管理成本和机会成本，要从混乱中提炼概念，只做少数但共性的决策，而不是不断做决策。

决策很少发生在对错之间，而是发生在大致对和可能错之间，更可能是发生在不知道哪一条对得更多一点的二选一之间。理性决策者的面对不同观点的态度是: 这个人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明显错误的结论，是因为看到了不同的现实，关心的是不同的问题。如果没有考虑过多个备选方案，那么决策者的思路一定是封闭的。决策的第一条法则: 无不同意见，就不做决策。有效决策者明白，旧的衡量标准是不正确的，否则现在根本不需要做决策。所谓最危险的决策，是假如一切都不出差错才有可能奏效的决策。最常见的管理错误是把共性问题当作一连串的特例对待。有效决策者一开始总是假设问题具有共性。决策的要素: 1. 认清这是一个共性问题，2. 定义解决方案的边界条件，3. 先想清楚什么是正确的，4. 把落实行动融进决策，5. 建立反馈机制。在以下事项清楚之前，决策不算已经完成: 谁负责，最后期限，哪些人会受到影响，需要通报给谁。

复盘

当商业仍有健康的资金流，却面临严重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时，所有的企业只会做一件事情，尽快还贷，修复资产负债表。当所有企业都在修复资产负债表，合成谬论就发生了，没人在贷款都在还贷，社会总需求就会缩减，一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停滞。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急剧扩张，但私人信贷和货币供应的增长非常缓慢，因为私营部门追求债务最小化，这是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美联储希望量化宽松政策能通过财富效应刺激经济，提振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可能帮助对抗经济衰退。量化宽松是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的副产品，因为央行知道这样的政策不会带来明显的坏处。而当资产负债表修复后，如何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是一个巨大的发展陷阱。当实体经济不能跟上资产价格产生的收益，泡沫就会破裂。当经济开始复苏，提供流动性资金的中央银行及容纳这些资金的市场便越发不安和警惕。

欧元区的问题是，同一货币区内的多个政府债券市场意味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自我纠正机制运作不佳，因为一些国家的未借储蓄没有流入自己的政府债券市场。德国是欧元区最大的受益国。欧元区其他国家经济衰退和竞争力不足，是因为德国作为欧元区第一个经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国家，它无法使用所需的财政刺激措施导致的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被迫放松，在其他国家造成了资产泡沫。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佳时间窗口是，劳动适龄人口顶峰和总人口顶峰之间的时间差，日本是15年。中国的劳动力适龄人口顶峰发生在2015年。

股市真规则

基本投资过程: 发展一套投资哲学，弄清楚公司的竞争环境，分析公司和股票估值。是什么把一家坏公司与好公司区分开来？一家公司是否可以设法让竞争者无路可走，从而长期保持超额利润率。价值投资的原理只适用于长期的投资，短期的价格运动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如果等待的时间足够久，大多数股票会出现相对它们的公平价值较低分价格机会。懂得什么时候卖出离场比什么时候买入更加重要。人们时常是卖出盈利的股票太早，持有赔钱的股票太久。

要投资成功意味着需要在有吸引力的价位买到好公司的股票。不要依赖任何一个单一的估值指标，想要知道公司的全部，必须使用多种不同的估值工具。高增长，低风险，和较低再投资需求的公司应该有一个高的市盈率。非金融性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最低限度的门槛是 10%。自由现金流除以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为 5% 是一个基准线。安全边际对有较强竞争优势的稳定的公司为20%，对没有竞争优势的高风险的公司为60%。

10%以上的净资产收益率就是值得投资的。对于任何公司，5%以上的销售收入转化成自由现金流都是必要的。投入资产收益率是衡量一家公司真实经营业绩最好的度量指标。做出股票买入的决定时，设想空头情形有助于测量公司潜在的风险状况。管理层对待公司业务应该像自己是公司股东那样，但非常少的管理者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为了投资者能完全地分析公司业务，公司管理层应该充分披露信息。如果公司目标下调了，但潜在的管理层报酬还原地不动，这是一个负面信号。公司管理层薪酬的升降要基于公司的业绩表现。

自下而上

演变基本上是靠试错产生的，而试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试错，是解决复杂世界中问题的一种强力进程，专业的领导却不然。演变的力量总是会战胜指挥控制的力量。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在真空知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是深受启蒙运动理念的影响。大脑中找不到思想，心脏里找不到心灵，人们只能找到额叶，结节，细胞和突触。进展顺利的事情，大多是无意偶得，搞砸的事情，却大多是有意为之。

生命在于利用信息消耗能量 (DNA)，从混乱中制造局部秩序 (蛋白质)，逆转朝着无序混乱状态漂移的能力 (ATP)。盈余能量对现代社会不可或缺，是财富的表现。基因组是一套民主机制，没有主控基因，却通过重重叠叠的精确互动。基因的自私，促成了生物个体的无私。生物体是不可避免死亡的暂时性载体，保护 DNA 中的数字序列，使之永存不朽。免疫系统是人类漫长生命周期中的演变机制，以应对外部环境。选择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往往把年轻男人调教得更为驯服，提高了社会凝聚力，平衡了性别比例，降低了犯罪率，提高了生产力。

人类文化的演变是，人们越是进行交换，专业化就越有价值，这一趋势孕育出了创新。最近两百年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创新主义。思想之间会杂交，解释了为什么创新往往出现在热衷于自由贸易的开放社会。社会要充分尊重失败的企业家，就像尊重为国阵亡的将士那样。穷人的富裕不是慈善机构，规划，保护，监管，或工会带来的，这仅仅是在重新分配资金。穷人的富裕来自市场造就的创新。自由市场贸易是人类迄今为止设计出的唯一一套由普通人负责的制度。金钱是延迟互惠利他主义的正式代币。

生命3.0

智能只是运动的基本粒子处理信息的特殊过程。万事万物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都只是四处游走的物质和能量而已。生命是一种自我复制的信息处理系统。大自然拥有产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像生命的自我组织系统的内在目标。智能的定义: 完成复杂目标的能力。物质在遵守物理定律的前提下，也可以组合出能够记忆，计算，和学习的形态，而这种物质并不一定是生物体。智能的出现并不一定需要血或碳原子。物理学赋予了粒子对自我进行组织，从而尽可能高效地从环境中提取能量的目标。有一个有趣的法律争议是，要不要赋予机器权利。

人工智能研究的圣杯就是建造最广泛的通用人工智能。如果一个信息的产生需要消耗大量计算资源，那这个信息就是有价值的。一个受困的超级智能，很有可能会是一个逃脱的超级智能。自我迭代的人工智能在它日益聪明的过程中依然保持它的终极目标— 对人类友好。给下一代的就业建议，进入机器不擅长的领域。比如，需要与人打交道，具有不可预见性，需要创造力。

筚路维艰

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了自主选择的原则，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不是依据某种理论逻辑而是诉诸试错式改革实践。开放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又推动了改革。领导层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将不容许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但也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作为过渡。新中国成立时的第一届政府是联合政府，非中共党员人士占比56%，副主席，副总理，各部委正副职，占比均达50%。

举国体制的逐步形成: 从联合政府向一党为主政府的转变，由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的过渡，大面积的社会整合和改造。1956年的匈牙利动乱，震撼了中国领导层，使得刚刚开始有点苗头的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迅速转向。整风运动是政策治国，将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使得两者的定义之间存在一个模糊地带。反右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其影响直到恢复高考才得到缓和。1958年的行政改革，使得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的关系成了上下级关系，政府职权基本被党委取代，各地第一书记一言九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在正于它吸纳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有不断改革的能力和自我调适的空间。

没有工作的世界

今天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分析，不能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盲目乐观之上。因为技术变革，这个世界将要面临的威胁是无法为每一个人提供足够多的高薪工作。新技术会创造很多新的就业机会，但劳动力市场上的摩擦阻碍了工人找工作的自由，即技能不匹配，身份不匹配，地理区域不匹配。

全球性传染病是一次人类应对工作机会更少的世界的锻炼。大部分人是通过在市场机制下的工作来分享经济繁荣的。如果未来注定是一个科技性失业的世界，那么需要一个新机构和机制来代替劳动力市场。正义论指出，不平等应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的最大利益。屹立于不可避免的初始禀赋不平衡与最终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决定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大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在生产领域，而是在分配领域。大政府的收入分享，资本共享，劳工支持，三大举措才能阻止日益分裂的社会走向瓦解。

如果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变得更高，用机器来取代他们可能会变得有经济意义。有研究报告称，在中国 77% 的工作岗位都处于自动化风险之中。人力成本的迅速增长，让中国的机器人安装量长期保持世界第一。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往往会更多地投资于自动化。随着科技的进步，技术带来的社会工作量的增长不必然创造给人类，而有可能是机器更能胜任。智能爆炸: 机器不断地改进之前的机器，它们的能力在爆炸式的自我改进中飞速发展。最好的机器需要三样昂贵的东西: 海量的数据，领先的软件，强大的硬件。不要让孩子们为我们已知的机器可以做得更好的任务做准备，也不要让人们为我们能合理预测到的机器很快能做得更好的工作做准备。

逆向投资

在商界，最成功的人都是因为怀有高尚的目标而登上了事业的顶峰。行善得福，是商界的制胜之道。对于邓普顿来说，猎取便宜股不仅限于投资领域，这也是他一直尊奉的生活哲学。投资者很容易将自己的常识和智慧最小化，购买没有任何买家愿意购买的便宜股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成功投资需要发现看上去前景悲观却具有发展潜力的股票。

每一只股票本身就是一个股市，每只股票都拥有大量的买家和卖家。所以任何时候，都有局部的熊市和局部的牛市。长期成功投资的一个普通插曲是: 即使你的股票整体表现要优于市场平均水平，但也要对你的股票有时会落后于市场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与你有尝负债能力的时间相比，市场保持非理性状态所持续的时间更长。在价值投资中，成功的代价往往需要提前支付。

最成功的投资者之所以最成功主要看他在熊市中的表现，而不是在牛市中的表现。领袖之所以是领袖，靠得是他在危急关头的表现，而不是天下太平时的表现。普通投资者和伟大投资者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他是不是个选股高手，而在于他是否愿意买下其他人不要的股票。街头溅血是买入股票的最佳时机，历史反复证明，天是不会塌的。

以奋斗者为本

一个企业的经营机制，说到底就是一种利益的驱动机制。员工是要给工资的，股东是要给回报的，天底下唯一给华为钱的，只有客户。企业之魂不是企业家，而是客户需求。企业家不起太大作用的时候，就是企业最有生命力的时候。要在深刻理解客户需求的前提下，对产品进行持续创新。以客户为中心，必须在，以奋斗者为本，之前。开放，妥协，灰度，是华为文化的精髓。

全力创造价值，正确评价价值，合理分配价值，成为人力资源管理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以责任结果为导向，而不是以资历和能力为导向，是建立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基于能力的价值评价必然导致公司的成本增加，效益下降。研究历代封建王朝的覆灭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皇帝比旧主的 “供养成本” 低很多。任何的素质和能力只有在贡献中发挥出作用，才能被认可的。考核要考虑公平问题，就必须坚持以绩效为中心。只有最终对客户产生贡献才是真正的绩效。

华为的干部管理是选拔制和淘汰制，不是培养制。向有成功实践结果的干部，提供更有挑战的机会。只要是成功过的人，都会对成功有所理解。很多人没有成功过，把握不住成功的突破口在哪，就循环做功课，这样运作的成本很高。凡是不能自我批评的干部，原则上不能提拔。干部就是要克服困难去攻克山头，干部不是对内来施加压力的。不能在向山头冲锋的时候，在山脚与公司谈判条件。更不能冲到半山，机枪子弹扫过来的时候，讨论兑现。选拔干部要以政治品德为第一准则，而不能唯才是举。

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两位没有学位的美国人和两位外国移民，领着几十位研发人员组成了一家小公司，采用了一个当初包括谷歌在内的大公司都不看好的技术路线，搞出了 ChatGPT。真正的伟大突破是不能计划的。对伟大的事业来说，目标具有误导性。伟大事业的逻辑，不符合普通人升职加薪的情况，也不符合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是一种反直觉和反共识的存在。

真正能把追求新奇和有趣坚持到底的，都不是一般的人。最终得到珍宝的人，只是一直在寻找下一块踏脚石。后发国家擅长快速找到已知的珍宝，但不太擅长找到踏脚石，这就阻碍了找到全新珍宝的机会。最好的点子往往都是偶然所得。把成功视为探索发现的过程会很有用。探索的越多，就越清楚创造发明的可能性，成功的概率就越大。

伟大事业的悖论: 通往充满创意但虚幻的目标或实现无限抱负的最实在途径，就是压根不设立目标。实现宏图大志的最佳方法，便是不刻意追求某个特定志向。人们因过分执迷于目标而错失良多。若想实现更多所谓的丰功伟业，目标往往会成为绊脚石。过于专注于既定目标，确实会限制我们寻获意外发现的能力。在感觉到对的苗头时，做出彻底的改变，而不是盲目地忠诚于最初的目标。

更多分享，诚邀关注

添加小七

回复暗号「读书」

加入读书群一起阅读吧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