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生｜《大秦帝国》的颂秦实际上是在造就奴隶

“新史学”还是古代思维？

作者：黄裕生

近年来在简中世界盛行一种“新史学”：历史中出现的事物都应放到该事物产生的历史处境、历史时代中去考察，而不应以后人的价值观去叙述与裁断。也就是说，历史中出现的一切事件与行动都有其客观的原因或理由，包括人性基础，因此，都有其合理性而值得肯定，不能脱离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条件与人性基础去评判、叙述历史事件。

这里，所谓客观的原因、固有的人性成为叙述一切历史事件的尺度，也成为拒绝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评判的理由。于是，只要为历史事件找到发生的理由（所有发生的事件都可以为其找到理由），那么它就有历史正当性，就应当叙述出它的历史正当性，也只需叙述出它的历史正当性，而不能以超越历史时代的价值坐标去叙述与评判。

基于这种所谓的新史学，皇权政治也被一些历史学者重估为一种具有历史优势的政治制度，甚至因而也不再是一种专制政治。《大秦帝国》这类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新史观”下出场了。

作者在这种史观下，试图呈现一些在他心目中重要甚至伟大的东西。通过颂秦，他似乎在塑造勇猛、刚强，在呈现政治的奥秘与强力的超越；但是，实际上是在造就奴隶，是在凸出政治的冷酷与幽暗，并欣赏这种冷酷与幽暗。只是能成就他人没能成就的霸业，只要能在平沙上矗立起雄壮的金字塔，只要能在连绵不断的山峰上重叠出出乎想象的城墙，那么，就是伟大的，就是值得敬仰与赞颂的。

这在根本上表明，作者仍旧是一个古代人，他在精神上仍是一个仰视权力的仆人，一个崇拜强权的奴隶，一个渴望跪拜权力的奴才。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类的历史中，除了强权以外，还有什么更重要、更可贵的东西。

实际上，所谓“新史学”本身就是一种充斥自相矛盾的史观。它首先把人与历史降维为一个种自然的事实性存在。因为在它这里，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出于某种客观原因发生的，没有其他可能，“历史是不可设想的”，是它的无边咒语。这就把所有的历史人物都视为木偶：历史人物发动的任何事件、做出的任何行动都与其意志无关，这里似乎没意志的决断与选择；即便意志的决断被承认，最后也被归因或还原为意志之外的其他原因。这意味着，这里没有超越外在原因的意志，没有超越事实的价值原则。因此，重要的是事件本身的重大性、后续性（影响）、广大性。

但是，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任何决断都并非非如此不可，所以，历史事件从来都不是完全取决于外在的事物或原因。因此，对于历史人物的任何决断与行动，不仅同时代人可以以其时代的价值坐标进行评判，后人也一样可以以相应的价值体系进行叙述。

实证主义化的新史学试图避开价值评价，但实际上，任何历史叙述都不可能价值无涉，相反，任何解释与叙述都运行在价值意识之中。当“新史学”标榜价值中立时，他们对任何历史事件的叙述实际上都已置身于某种价值偏好之中，比如在《大秦帝国》这类作品里，看似是在客观地叙述、呈现秦皇如何成就霸业，但是，这种叙述早已把秦国成就的一切都置于伟大、辉煌、值得崇敬这些价值序位里，而掩盖、遮蔽了秦皇世代的种种非人性的暴虐。这类作者在标榜自己不以现代价值观去评判历史时，他们却早已往他们所叙述的历史里塞进了他们的价值坐标。

低维的史观与平庸的思想使这部作品的作者在历史中看不到人本身，看不到人性的真正光辉，看不到真正的文明，当然也看不到维持人类文明的历史底基，更看不到世界史的价值方向，以致把铁血当勇猛、把残酷当英雄、把集权当文明、把权力至上当真理。还有比这类历史见识更粗鄙、更浅薄、更庸俗的吗？

如此平庸而粗俗的颂秦作品却能在这片土地上引起回响，不仅令人遗憾，更令人为这片土地的前途担忧，特别是为这片土地能否走出古代性，走出秦毒感到担忧。

现实也许就是如此，崇拜强权的精神奴隶只配生活在强权的铁拳之下，只配象蚂蚁那样被强权驱策、碾压与践踏。他们的身体进化成了人形，精神却滞留在昆虫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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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裕生，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比较哲学。著有《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权利的形而上学》等。

排版：李志萍

审核：曲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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