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生｜面包重要还是自由重要？

Is bread or freedom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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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重要还是自由重要？

在很多场合常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而问这个问题的人常常都不怀好意。因为他们都是在讨论伦理学语境或政治哲学语境下摆出这一问题的，并在无知中预设了一个基于低版本人性的答案。实际上，这个问题隐含着人性之问，超越之问。这里，我要通过引入一个对话来开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

子贡问：“三者必去其一，若何？”

子曰：“去兵！”

子贡再问：“二者必去其一，若何？”

子曰：“去食！”

在那些“物质主义者”看来，在那些双眼永远只能看到眼前的面包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孔子不是迂腐，就是疯了。

但是，我却要说，这恰是孔子思想深刻与人格伟大的地方！这个对话表达出了孔子对人性的深度洞察，以及基于这种洞察而对人升起的信心，对人性光辉与高贵的确信。所有以为孔子迂腐或不切实际的人都是庸恶之人，都是无法洞见人性高度的浮泛之人。

正是这类庸恶的浮泛者总是满怀恶意地摆出这一问题。因为他们在预设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预定了答案，并坚信自己预定的答案是绝对正确的。在他们眼里，对于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面包更重要的吗？人要活着，难道不首先就是要靠面包吗？人性？什么是人性？无论人有什么人性，他都跟动物一样，首先要活着。活着与追求活着，是第一人性，也是基本的人性。因此，先有面包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才是首位的。至于真理、自由、尊严，那不过是生活的装饰品，可有可无。相对于天天不可缺少的面包来说，真理是次要的，自由是无用的，尊严是额外的。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左夫兄弟》里借宗教大法官之口说出的一个看法：在面包面前，人们对自由会弃之如敝屣。

的确，自由是无用的，因为它不是面包，不能在你饥肠辘辘的时候让你饱足；自由也不是饮品，不能在你干渴难耐之际给你甘甜。但是，我却要坚定地说，自由比面包和每个人拥有的其他一切都更重要、更可贵！为什么？

我们每个人总是生活在人类共同体内，因此，总处在人与人、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之中。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及其安全，当然也包括面包，都是在与他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中拥有的，而不是抽象地、无关他人地拥有。但是，我们对任何事物的所有或占有，只要是相对于他人而言的所有，那么，任何占有都涉及正当性的问题：也即能如何获得、该如何获得，以及能如何维护与该如何维护的问题。如果有人可以不正当地获得面包，那么，不仅将直接挤占他人面包，或者增加其他人获得面包的难度，而且其他人将无法保障手里的面包不会随时失去。所以，对无法不生活在共同体的人类来说，面包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人们不能公正地获取或占有面包，如果每个人不能有效地保有自己手里的面包，那么，面包永远都会成为特权者垄断的稀缺产品，每个人手里的面包都随时可能失去，或者变成沾满血泪的石头。

实际上，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是慷慨的，与人类自身的辛劳一起，大地通常总能生长出足够人类生存的面包。面包稀缺并非因为面包本身稀缺，而是因为人们不善于（公平）分配面包才使面包变得稀缺。与所谓天灾相比，共同体里出现的对权力的垄断才是造成面包稀缺的最主要原因。权力垄断者不仅在客观上造成面包稀缺，而且主观上也愿意造成这种稀缺。伴随共同体权力垄断的出现，客观上必出现越来越多的无权者不仅挣得面包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手里占有的面包也必将越来越无安全保障。而对于权力垄断者来说，把面包弄得越稀缺，他也就越容易以面包为旗帜，把所有无权者都“团结”在面包的许诺下。所以，在存在权力垄断的地方，面包总是一面重要的旗帜。历史上所有的权力垄断者无不以面包为旗帜来表明自己对权力垄断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但是，我要说，面包这面旗帜从来都只是一面伪善的旗帜。因为它实际上是那些“宗教大法官“们用以遮盖自己试图垄断一切的非法事业的一幅面纱，在它背后隐藏着的是宗教大法官们行其所有不公不义的罪恶。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表明，对于人类共同体来说，要克服面包稀缺这一窘境，最根本的路径就是打破共同体里的权力垄断。而打破垄断最根本也最可靠、最可行的路径就是通过把共同体的公共权力限制到足以充分保障其成员个体不可让渡的那些基本自由权，或者说，对共同体的公共权力限制到至少无法轻易损害或侵犯其成员个体那些不可克减的普遍自由权。通过对共同体的公共权力的这种限制，从而有效打破对共同体的公共权力的垄断，每个成员个体在共同体里不仅才能公平享有挣得面包的各种可能机会，以及享有公平分得面包的畅通渠道（包括诸如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的公平，以及失业救济、医疗保障的制度设计等等），而且也才能安全地保有手里的面包。

在任何一个共同体里，限制公共权力与保障其成员个体之自由总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而最终则与保障拥有面包以及所有一切占有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限制共同体的公共权力的目的与尺度就在于有效地保障与维护成员个体的普遍自由，那么，也可以倒过来说，共同体成员个体对自己的普遍自由的坚定维护与捍卫就在于有效地限制共同体的公共权力。实际上，对于每个人来说，在共同体里保有和捍卫那些不可让渡的自由权，是每个人保有包括面包在内的一切的唯一一道屏障。如果你失去了自由这道防线，你手里的面包以及你所拥有的一切也就随时都会丧失。没有了自由这道防线，你的家不仅随时会被破门而入，而且你的家门随时会被用铁丝、钢板、电子技术牢牢锁住。如果你失去了自由这道屏障，你通往医院的求生之路将不再畅通，你通往银行的取款之路将被阻断。没有了自由这道屏障，你的回家之路，你的上班之路，你的谋生之路，都将成为“蜀道”之路，比登天还难。这是人类历史、生活世界以及哲学一再教导人们的一个真理。

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之别就在于，现代人认识到了自由对于人类过有公义而有面包的良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性，并因此而把承认、尊重和维护人类成员那些不可让渡、不可克减的自由视为立国之本。这也是为什么现代文明国家会以宪法的形式确认国家成员个体享有一系列不可剥夺的基本自由权的原因。以人为本，在根本上就是以尊重和维护、捍卫人类成员的那些不可克减的普遍自由为本。

这意味着，无论于国家，还是于国家成员个体，自由都是第一位的。若国家主权不自由，则意味着国家被霸凌，不是被侵略、占领，就是被掠夺被胁迫。相应地，若国家共同体的成员不自由，则意味着人类成员个体遭欺凌，或者被当单纯的工具任意驱策，或者被当统治的对象随意剥削，被当下等人肆意奴役。如果国家主权有如此不自由，则国家需要反抗霸权而实现独立。而如果共同体成员个体有如此不自由，那么共同体的人们则面临着反抗强权以实现解放的自由事业，直至收回每个人作为人必不可少的那些自由权。这也是人类一项共同的现代事业。无论东方西方，也无论南北，人类现代史就开始于把追求面包的事业上升为追求与捍卫自由的事业。因为人类进入新时代的一个标志就是发现了自由，从此，自由成了人类进行自我理解以及理解历史与未来的一个坐标。一切都需要被放到自由这一全新的天秤上得到重估。

就中国而言，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宣告的不只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独立了，可以自由行使自己的主权了，而且也宣告了每个中国人作为人民的一份子从此告别了被千年帝制的奴役而获得了自由，告别了在一切强权下的草民身份而获得了公民地位。因此，这一宣告意志味着向每个中国人发出一个坚定的承诺，那就是中国人从此自由了，从此可以自由地行使自己那些普遍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了——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明文确认的那些自由权。这些自由权是每个国民成为公民，成为国家主人的必要标配，因而是不可克减的，也即是不可侵犯、不可损害、不可压缩的。

在历史上，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强权都有其伟业。但是，所有王朝的梦想，所有强权的伟业，无论多么辉煌宏大，都只属于权力垄断者的私人事业，而永远不是人民的事业。因为所有那些梦想与目标都是建立在剥夺乃至牺牲所有无权者的自由、尊严与幸福之上，因而，最终都必是建立在对无权者的奴役之上而建立在无权者的血泪与累累白骨之上。

但是，作为新中国的公民，中国人的自由与尊严，他们的权利与幸福，不再会、也不再允许被任何王朝或任何强权作为实现某种梦想或完成某种伟业的代价而被牺牲掉。因为作为新中国的人民，没有什么比他们的自由与幸福更重要的。他们维护和捍卫每个中国人自己的普遍自由权，就是维护和捍卫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从而维护和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人民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中国人在生活与工作中维护自己的普遍自由权，就是在维护和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及其人民性。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也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事业与切身事业。实际上，只有当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中能够争得并维护自己的自由权，也才能可靠地争取与维护手里应有与已有的面包。

正如没有自由的人必失去一切一样，没有自由的主权也必无法维护主权所应拥有的一切。因此，无论于个人还是于国家，自由都是首位的。有自由，才可能拥有原来该有却一直没有的一切；也只有自由，才可能拥有原来不可能拥有而现有却可能公平地拥有的一切。

简单说，争得了应有的自由，也才配有应有的一切。

所有那些摆出“面包重要还是自由重要？”这一问题的人总振振有词地问：如若面包都没了，要自由干什么？但是，我却要问：如若命都不保了，面包与你何干？而能保你命的，首先不是面包，而是你的自由。只有当你能够在任何人与任何强力面前维护和保障你的自由，你才能保有你的命而保有你的面包。

摆出这个问题的人如果对自由还充满恶意仇情，那么，我只能祝福你，祝愿你永远都不会遇到让你发现自由重要的事情！但是，这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的，那就是你永远生活在特权阶层里。不过，就理论上而言，即便如此，你也不可能不遭遇到让你发现自由之必要性的事情，因为所有特权社会都是等级社会；而在任何等级社会里，权力意志的任性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这种权力意志的任性则必使特权者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只要你需要摆脱这种自相矛盾的困境，那么，你就会发现，尊重与维护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每个同胞的普遍自由是唯一的出口。

每个王朝都渴望王权千秋万代，所有强权都追求特权永世延续。但是，这个世界上，只有自由能千秋万代，也只有保障自由的事业能千秋万代。除此之外，所有一切都不可能千秋万代。这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揭示的一个真理。

因为人的一切都是基于自由，也来自于自由。因此，一切与自由为敌的，一切凌驾于自由之上的，都必被自由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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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裕生，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比较哲学。著有《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权利的形而上学》等。

排版：李志萍

审核：曲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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